中午，飞机降落在港岛启德机场。

    负责海外事务的华纳唱片派了人来接。

    “亚视在接下来几天会全程派人记录你们的演唱会准备以及演出，后面会剪辑成短片放在电视上播出。

    期间，我们安排了香港电...

    除夕夜的北京，空气里飘着薄薄一层雪沫，路灯下泛着微黄的光晕。胡同口那棵老槐树的枝桠上挂着几盏褪了色的红灯笼，被北风一吹，轻轻晃荡，影子在青砖地上拉得歪斜而悠长。巷子深处，一扇漆皮斑驳的绿门半开着，门缝里漏出暖黄的光，还有锅铲碰着铁锅的脆响、油花在热锅里噼啪爆开的声音，混着姜蒜爆香的辛烈气息，一股脑儿涌出来，裹着寒气，直往人脖子里钻。

    屋里暖气足，玻璃窗蒙着一层水雾。林建国正蹲在灶台边，左手攥着一把干透的玉米秆，右手握着火钳，把炉膛里将熄未熄的煤块拨得哗啦作响。火苗猛地窜高，舔着锅底，映得他额角沁出细汗，鬓边几缕灰白头发被热气蒸得微卷。他没抬头，只朝身后扬了扬下巴：“小远，酱油瓶递我一下，搁碗柜第二格。”

    “哎！”应声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穿着件洗得发软的藏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却浆洗得干干净净。他正踮脚从碗柜顶上取一只搪瓷缸，听见招呼，随手把缸搁在灶沿上，转身拧开酱油瓶盖，瓶口朝下，黑亮浓稠的液体稳稳淌进锅里，没溅出一星半点。他手腕一收，瓶身轻巧地旋回原位，动作熟稔得像呼吸。

    这少年叫陈远，是林建国收养的义子，也是眼下刚在央视春晚彩排后台，被导演组临时抓壮丁、替下突发高烧的伴舞少年，跳完《新年快乐》开场舞后，连夜坐绿皮火车赶回北京的。他脚上那双帆布鞋鞋帮处裂了道细口，用黑线密密缝过，针脚细匀，看得出是自己动手——可再细的针脚也挡不住二十小时车程的颠簸与硬座车厢里彻骨的冷。他右脚踝内侧还贴着一块膏药，边缘微微翘起，底下是昨儿彩排时被钢架磕出的淤青，紫中泛青，像一小片凝固的晚霞。

    “爸，饺子馅搅好了。”陈远抹了把额头，从案板边端来一只粗瓷盆。韭菜鸡蛋加少许虾皮剁得极碎，翠绿与金黄绞在一起，泛着油润光泽，香气混着生韭菜的微辣直冲鼻腔。

    林建国这才直起腰，用围裙擦了擦手，凑近闻了闻，又伸手捻起一小撮，放在舌尖抿了抿：“咸淡正好。小远啊，”他顿了顿，目光沉沉落在陈远脸上，“今儿下午，文化局老张来过。”

    陈远搅馅的手没停，腕子却几不可察地顿了半拍。他垂着眼，睫毛在灯下投下一小片阴影：“他说什么？”

    “说‘小虎队’那个项目……”林建国声音压低了，像怕惊扰了灶膛里跃动的火苗，“上头有人打了招呼，不批。”

    陈远没吭声。他低头继续搅馅，木勺刮着盆壁，发出沙沙的钝响。灶上那只铝锅里的水咕嘟咕嘟翻着泡，蒸汽顶得锅盖直跳，噗嗤噗嗤，像一声声压抑的叹息。窗外，远处隐约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噼啪两声，短促而单薄，很快就被胡同里呼啸的北风撕得粉碎。

    “为什么？”陈远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却像冰面下暗涌的水流。

    林建国没直接答。他弯腰从灶膛边拖出一只旧木箱，掀开盖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本硬壳笔记本，封皮是深蓝色的，边角磨得发白。他抽出最上面一本，翻开，纸页已泛黄变脆，字迹却是遒劲有力的钢笔字，墨色深沉，一笔一划都带着力道。他手指停在某一页，指尖微微发颤：“你看这个。”

    陈远放下木勺，凑过去。那一页的标题是《关于组建青少年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初步构想》，落款日期是1979年3月12日，署名：林建国。下方密密麻麻写着十几条计划：招募十六至二十岁、有歌舞基础的本地青年；以民歌、校园歌曲、改编革命歌曲为主打；强调健康向上、青春活力……其中一条被红笔重重圈出：“拟尝试三人组合形式，突出默契配合与舞台表现力，暂定名‘小虎队’。”

    “当时，我就写了这个。”林建国声音低哑，像砂纸磨过粗陶，“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钱。就想着，咱们胡同里这些孩子，唱唱歌，跳跳舞，有个奔头，别整天蹲墙根儿晒太阳，或者跟着街溜子瞎混。你记得李胖子家的小子不？当年差点跟人去倒腾录像带，是我把他拉进队里，现在在区文化馆当编导。”

    陈远点点头，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他当然记得。他也记得自己第一次被林建国从派出所领出来的情景——那时他十五岁，因为和同学在电影院门口卖手抄本《第二次握手》，被当成“传播非法读物”的典型扭送进去。林建国没骂他，只是默默掏出皱巴巴的五块钱，替他赔了影院的损失，然后把他带回这间屋子，塞给他一把旧二胡：“会拉不？不会，我教你。”

    “后来呢？”陈远问，指尖无意识摩挲着笔记本边缘一道浅浅的划痕。

    “后来……”林建国合上本子，轻轻放回箱中，盖上盖子，动作缓慢得像在掩埋什么，“后来政策松动了，街道办也支持，真招了九个孩子，天天在居委会小院儿里练。可练到第三个月，上头来了通知，说‘三人组合’形式不符合当前文艺宣传导向，要求解散，改成大合唱。我争过，写了材料，跑了三趟局里，没人接。最后，孩子们散了，有的去学修自行车，有的进了纺织厂，就剩你和阿哲，还跟着我折腾。”

    阿哲——陈远心里默念这个名字，像念一句无声的咒语。阿哲是林建国亲侄子，比陈远大两岁，嗓子好得能穿透三层楼板，吉他弹得行云流水，更是“小虎队”最初构想里那个不可或缺的主唱兼创作核心。去年夏天，他独自背着吉他南下广州，说要去录音棚试试水，带回来几盒磁带样带，全是自己写的词曲，青涩却灼热，像初春破土的竹笋，带着不顾一切的锐气。可就在他准备回京参加“小虎队”首次公开排练的前一周，一封盖着广州某唱片公司红章的信寄到了胡同口的邮局——阿哲在珠江边等船时，为救一个落水的小女孩，再也没上来。那几盒样带，至今锁在林建国床底下那只铁皮匣子里，匣子上了锁，钥匙不知所踪。

    屋里的暖气片突然发出“咔哒”一声轻响，像是骨头在寂静里错位。陈远盯着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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