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而王朝的腐化又使得原本应当由国家承担的水利工程常年失修，这就使得从国外进口的大多是消费品而不是生产资料，甚至奢侈品占据了不小的份额。
中国的农民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上海的买办们却积累起了大笔的财产，开始让子弟前往海外留学去了。1904年顾维钧前往美国留学，一开始在一所农村学校上课，他认为很低的学费是一年900美元，大致为1350两，一名长江水手年薪36两，差不多是40年的工资。而正规的美国大学，一年至少也要1500美元以上。
所以在这样的中国，底层有需求但却没有市场，上层的市场则几乎不和生产发生联系，他们的需求大多和个人的享受相关。于是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就遭到了来自机器工业和工业农业的打击，他们生产出的手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越来越低，但是上层的需求却越来越高，最终底层就连维持生活的基本费用都没有了，因为要先满足上层的需要。
虽然有一部分地主阶级出洋后看了世界，认为中国应当也搞一些工业，这就是洋务运动的起因，但是这些地主的想法并不是解决本国劳工阶层的需要，而是为了和洋人争夺利益，以避免自己这个阶层被洋人彻底干掉。
殖民主义的本质就是对海外的生产力的规划和利益再分配，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已经把统治的两大基本权力都控制住了，如何指导生产，如何分配社会财富，那么原本的那些他国的地主阶级，实质上就成了一种多余的食利者。
所以早期的殖民主义，一般都是从毁灭国家和民族开始的，比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美洲，就先消灭了印第安王国，把印第安人打散成个体，然后再纳入到他们的种植园和矿山中进行奴役。英国人在北美和印度一开始也是如此，只不过北美的印第安人较弱，所以英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完成的很好，而在印度则陷入了失败，最终不得不和印度的地主阶级进行妥协。
中国的地主阶级力量比印度更为强大，因此列强和中国地主阶级的妥协也就更多一些，但是工业革命进入到电力和内燃机革命之后，哪怕是中国的地主阶级的力量也不够看了，所以瓜分中国的图谋在列强中又有了市场，而洋务运动就是中国地主阶级的自救。
但是这种自救，不过是少数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主张，他们想要挽救的是地主阶级而不是中国，所以洋务运动实施的时候，都是搞垄断的。比如张謇提倡实业救国，他要在南通开纺织厂，所以上书朝廷不允许其他人在南通办厂。
这种实业救国的方式，自然是只能救自己。不要说外国人和买办反感，就连本国的商民都觉得无耻。所以，洋务运动就成为了一些权势者聚敛财富的新手段，张謇拿着朝廷拨给的资金搞实业就没有盈利过，最后还是辛亥革命救了他，因为革命成功让他不必再还朝廷的投资了，之后赶上了欧战发了一笔横财，才有了这个实业家的名头。
而湖广发展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把工业视为了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生产活动，从1902到1905年，湖北的粮食产量增加了30%有多，这极大的缓和了农村的衰败情况，也通过工业养活了更多的人口。
此外工业发展对农业抗灾能力的增强，在这一次的灾害性天气中也表现了出来，暴雨成灾的中心虽然在湘江流域，但其实湖北江汉平原地区也波及到了，这里原本就是地势低下的洼地，过去雨水稍大一些就会出现水灾。
但是今次，湖南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水灾时，江汉平原却安然无恙，少部分地区虽然有积水，但新修的水利工程还是把整个农业生产区给保护住了，天气转晴后，排灌站又迅速的把积水给抽了出去，于是这一次的大雨水给江汉地区造成的损失相当的轻微。
通过这种鲜明的对比，让劳工党的党员们进一步意识到了发展工业化才是解决中国大多数问题的关键。就算是原先主张应当先发展农业的同志，经过了这一次的水灾后也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一个发达的工业支持，那么农业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因此过去主张逐步积累发展，最好不借款发展本国工业的同志，现在又来了个180度的转弯，认为应当加快工业建设，只有工业发展了，农业的落后状态才能真正得到改变。其他且不说，光是江汉平原上那些排灌站、新修的水渠和堤坝，没有电力和机器设备、水泥，怎么造的出来？
而想要把江汉平原上的这些水利设施推广到整个长江流域，那么需要的工业物资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那么再推广到北方和更南方去呢？哪怕是那些最保守的党员，也对目前中国落后的农业和工业水平感到了焦虑，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已经从抵抗列强转向了发展中国的目标上来。
过去劳工党的党员们对于中国的落后是从武力上不如人的直观印象感受到的，他们对于列强的愤怒，在于列强仗着先进的军舰在中国内水横行霸道和干涉了中国的司法等特权。
那么现在党员则普遍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仅在于武装力量，是从农业到工业生产的全方面的落后，和追赶列强的武力相比，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准显然更重要一些。在这种心态的转变下，对于列强的愤怒开始有所消退，冷静的审视中外各方面差距的人员开始多了起来，工农兵委员会领导下的劳工阶层的建设热情不断上扬。
但是，任何建设投入都是需要积累的，特别是对于先进工业技术的引进。在电力和内燃机的时代，自己再去搞蒸汽机显然也是一种落后。
工业和农业部门要求的加速建设引起了金融部门的反对，比如杨衢云就坦率的说道：“我们的资金使用是有计划的，不是可以随意增加的。特别是对于引进外国的工业设备，那是需要外汇或黄金的，现在欧美各国都不接受白银支付，需要把白银更换为黄金或其他本币，然后才能购买工业设备或工业原物料。
而且，购买了工业设备并不意味着能立刻进行生产，还需要工厂的基础建设，工人的培训，原物料的来源和外国技术的引入，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在工业设备之外再准备一笔生产的费用，否则就会像过去张香帅搞纺织厂一样，买了机器却没法安装投产，最终只能把机器转卖给别人，白白亏损了一笔资金。
另外，现在我们和英国、俄国在交战之中，能借钱的对象其实只有德国人和美国人，但是他们提出的借款条件越来越苛刻，我们不缓一缓的话，这些借款不仅不会成为我们的建设发展助力，反而会变成我们脖子上的绞索了…”
田均一倒是能够理解杨衢云的担忧，德国人之前的慷慨是因为中国能够在印度表现出了对德国有利的价值，而中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同样也是德国所乐于看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会一直无偿的向中国支持。
随着中国在两个战场上表现出了稳定的势态，英国人到现在也没能解决印度的麻烦，英国人对印度民族主义者的镇压，使得不少印度民族主义者转而宣布支持印度人民委员会去了，而英国人虽然在对付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战斗中处处得手，但是在对付印度人民委员会的时候，则突然就变得笨拙了起来。
在北面，米辛科支队的覆灭，使得俄国人开辟的第二战场又陷入了和山海关雷同的局面。德国人因此判断中国不会在短时间内垮台，至少武汉还是有着相当大的余力的，因此德国人在贷款问题上就开始设置新的条件，试图对武汉加以控制了。
按照克虏伯在私下同田均一的谈话，主要是工农兵委员会发挥的太出色，让柏林认为要是给的太多了，也许会让工农兵委员会失去控制。柏林原本以为，中国在面临英、俄两大帝国的威胁下，不加大支持力度的话就会垮掉，这当然是不符合德国的利益的。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人在印度完全被中国人的少数部队牵着走，英国完全没有对中国本土发起进攻的打算，而俄国则似乎越来越陷入了远东的泥潭中，德国给与武汉的大笔贷款，武汉并没有都花在军事上，而是把大部分花在了工业设备和技术引进上，这就说明武汉压根就没到柏林所设想的垮台的边缘，自然柏林也就不愿意过于优待武汉了。
第359章 停下意味死亡
这场会议结束之后，杨衢云留下单独同田均一进行交流，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前需要同德国人稍稍远离，以防止德国人进一步在借款合同上给他们增加不利的条款。
杨衢云对他说道：“…我们越是表现的急切，就越是让德国人认为，除了他们之外我们已经没有了其他融资的渠道，那么他们就会进一步的抬高要求，我们在谈判中选择的余地就越小。”
田均一点头同意了他的看法，但他也摇头说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远离不远离德国人，他们都会知道我们现在的困境。因此，即便是按照你的方式，德国人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的，但是钱确实是非借不可的，不仅仅是为了赈济湖南的灾民，山西那边也需要建设啊。
汪楚珍发电报回来，说大同一带的旱情应当是确定了的，既然我们现在控制了雁北，就不可能不去管当地的百姓，否则当地的民众会如何看待我们？
而对山西北部进行救灾，最好的办法不是发粮食，而是在当地兴修水利和铁路，如果能够把武汉和雁北联系上，那么当地丰富的煤炭就能运出来解决南方工业和发电用煤的问题。
除此之外，把铁路延伸到河套和外蒙地区，不仅可以移民开垦内蒙的荒地，还能够确保外蒙的安全。所以，北方的建设也是不能停下的。”
杨衢云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过了好半天才开口道：“我们扩张的太快了，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了，这样下去是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的。如果能够让我们安心建设五年，哪怕是三年，都不会像现在这样焦头烂额。”
田均一只能苦笑道：“我算是真正明白了林枫同志说的那句话的意思了。革命不仅是对旧世界的破坏，也是对新世界的建设，假如我们有一处没跟上，那么革命的形势又会出现反复的局面。
我们必须要坚持建设新世界，这样革命才能继续向前，因为革命的脚步一旦停下，旧的势力就会卷土重来，而群众也不知该听谁的了。所以，宁可快一些出现问题，也不能慢下来，因为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停下脚步就意味着死亡。”
杨衢云思考了半天，也不得不承认，田均一说的是正确的。劳工党在人数上和舆论上其实并不占据优势，事实上劳工党的许多党员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都没有入门，包括杨衢云在内；而在舆论上，主张生产资料公有的劳工主义，一直都被有产者们所敌视，认为这是黄巢和太平天国的贼寇主义，想要鼓动无产者去夺取有产者的财产，实在是卑劣之极。
那么为什么劳工党还能存在下去，还能不断的扩张控制区域？根本原因就在于劳工党一直在搞建设，哪怕在和列强对抗的时候，劳工党也没有停下对道路和水利的建设。这种建设不仅粉碎了地主阶级对劳工党的革命理念的污蔑，也令那些普通民众接受了劳工党的统治权力。
虽然在这个时代，民众对现状都普遍抱有不满，但是真正愿意豁出命来改变世道的，大约不会占总人口的10%，而同样的，愿意豁出命来保卫大清的人，估计连5%都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都属于普通民众，他们虽然抱怨现状，但又认命的接受现有的社会秩序，除非灾难落在自己头上，否则就不会真正用行动去反抗。
劳工党成立工农兵委员会，正是通过了不断的建设，把这些占据了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群众纳入到了自己的统治秩序下，让他们成为了新政权的力量来源。
这就是为什么，朝廷掌控着天下的时候，连36镇新军都编不出，需要放权给各地方督抚自己找钱编练新军，而工农兵委员会一开始不过就掌握了一个武汉地区，却迅速的编制出了5个师的武装力量，现在更是开始组建第十五师了。
因为工农兵委员会通过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儿童团、青年团、妇女会、工会、农会、士兵委员会等，把几乎所有的人都纳入到了一个个的集体中去，然后通过各种建设任务把这些社会组织变成了新政权的参与者。
表面上看起来朝廷掌握了近4亿人口，事实上清政府能够管理到的人口最多不过5%，清政府是通过一层层的个人效忠体系去控制这个庞大帝国的。严格的来说，慈禧真正能够管得到人，其实只有京城里的旗人，京城之外她其实是管不到的，人家只是服从于大清国的这个体制。这个体制要是崩溃了，外地人就不会接受北京的命令了。
但是在武汉，哪怕不通过工农兵委员会的命令，劳工党也可以通过各级党组织领导各个社会性组织，最终重新改组工农兵委员会。也就是说，在武汉地区劳工党管理的人口几乎占了九成以上，而其他地方虽然比例不及武汉这个革命中心，但也是远远高于满清对地方的统治力度的。
但是这种对社会的强化管理必须建立在一种共同的利益上，假如没有这种共同的利益，就变成了新时代的保甲制度了，而保甲制度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因为它不符合民众的利益，这不过是为了少数统治者对广大底层民众的压迫，自然就会遭到民众的反抗。
所以，一旦劳工党停下了建设速度，不仅那些普通民众难以忍受这种强化的社会管理，就连党内的成员们都会出现思想上的动摇了，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的工作下，看不到任何好处。
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唯物主义哲学，因此这一理论是围绕物质利益的生产和分配进行的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反对任何不劳而获的思想，也反对劳而不得的主张。当然，一些小农出身的党员或旧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总试图把科学社会主义加上一层道德光环，甚至和孔子的大同世界的理念联系起来。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一些党员不去研究资本论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却整天把目光放在了党员个人的品德上，认为党员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非如此则不能称之为劳工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反对给工人涨工资，理由是农民过的太苦，所以工人也不能过的太好。
当建设的脚步停下来时，这些高尚的党员的言论就会冒出头了，而他们的言论因为符合穷苦贫农的心理，反而获得了贫民的支持。而对于那些主张按照劳动分配的党员来说，这种主张自然是难以接受的，虽然在道德上他们同情贫民，但在物质生产上却不能认同这种平均主义。
在建设的高速发展时期，这两种声音都能被压制下去，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够普遍的提高各阶层的生活水平，底层贫民的怨气也少的多。但建设速度一旦降下来，党内自己就开始思想分裂了。
杨衢云只能点头向田均一说道：“那么我尽量和美国人谈一谈，或者美国人会加大投资也说不定。”
田均一踌躇了一下后说道：“其实林枫同志让人送回来一封信件，我一直认为里面的建议过于冒险了，但是现在看来，还是得试一试…”
保尔·罗尔巴赫博士正在向自己的汉语老师学习汉语的时候，听到了田均一来拜访自己，他于是结束了课程，邀请田均一去会客厅见面。在中国待了半年之后，罗尔巴赫博士已经渐渐开始习惯于武汉的生活了，他觉得这里其实和德国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正处于德国快速城市化的时期，而武汉这座城市的扩张和德国的城市化相当的类似，实际上他认为武汉的建设更类似于柏林，一座被欧洲人视为暴发户的城市，却是德国人所迷恋的现代技术所创造的全新城市。
和欧洲其他大城市相比，柏林更加注重公共交通对城市居民的需要，环绕柏林的铁路可以让德国人在一个小时内抵达柏林的任何一个地区。虽然武汉的地理位置没法像柏林那样建立一个环绕城市的铁路系统，但是中国人还是竭力用现代的交通工具把城市的各个角落联系了起来，从而营造出了一小时交通圈。
从这座城市营建理念就能看得出来，工农兵委员会是有着和欧洲人相通的文明理念的，毕竟对于东方的王国来说，任何一座城市都应当围绕一个核心来建设，这个核心就是这座城市上流阶层所居住的区域，城市的其他部分都是为核心区服务的。
其实欧洲也是如此，只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贵族们一般都会表示自己和平民是平等的，只不过他们用地价的不同，把自己的住宅和穷人居住的街区分隔了开来。法国大革命至少让欧洲贵族们了解了一个事实，在断头台下，贵族和穷人的脑袋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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