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出现了左中右三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已经压倒了日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

    从政治上表现出来的就是民党的崛起，国民对于藩阀和财阀的反感，使得玄洋社这样的黑社会组织都能成为对抗财阀和藩阀的希望了。假如失去了这部分小职员和自耕农对于玄洋社的支持，那么玄洋社也就是一个强大一些的黑社会组织，并不能称之为一个政治团体了。

    但是对于日本各阶层来说，伊东祐亨的政治宣言还是可以接受的，资产阶级从宣言中听到了发展经济，工人和农民则听到了改善民生，这篇宣言没有一语提及日本外部的矛盾的，从而稳定了一部分国民的信心。国民认为海军上台和陆军上台还是不一样的，陆军上台的话必然是要真打仗了，海军看来确实没有打的准备，否则不会把精力都放在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上。

    在这样的半信半疑之间，东京的地价、日本的股市都开始了反弹，经济开始企稳。不过，远在江田岛的林信义在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新内阁首相宣言时却是不满的，他在为海军获得胜利而兴高采烈的社团成员面前公然指责道：“伊东总长还是缺乏了一点野心和勇气，这一届内阁也许会给他本人带来莫大的荣誉，但是想要突破陆主海从的局面，想要刷新日本的政治，应该是没有指望了。”

    林信义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海军研讨会向东乡校长递交的新内阁施政研究报告，核心路线是积极推动日本的工业化，稳定农村和提升工人待遇，为日本的工业化建立起必要的粮食保障和一个稳定的技术工人群体。

    为此新内阁应当在农村推动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城市为工人阶级建立起一套教育、培训、保障体系，遏制财阀无节制的压榨工人阶级和把利润花在个人的奢靡浪费生活、投机事业当中，从而壮大国家根基，为海军的事业建立物质保障。

    但是，伊东首相发表的政治宣言从海军研讨会所主张的政治路线上大大的后退了，从变革日本退到了稳定局面的政治立场上。

    面对林信义对于伊东首相的公开指责，大家心里居然没什么反感的，反而潜意识的认为林信义有这个资格对这位海军首相进行批评。当然，他们还是试图为这位海军大佬辩解一二的，比如岛田繁太郎就这样说道：“伊东元老虽然没有完全发表我们提出的路线，但好歹也保留了大部分内容，这样的结果对于海军研讨会来说已经是大成功了。我们似乎不能对伊东阁下过于指责了，也许伊东阁下也是有难处的…”

    岛田繁太郎的发言确实获得了不少社员的附和，作为一名还没有毕业的兵学校学员，能够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插上一脚，这个荣誉已经足够让大部分人感到自我满足了，至于伊东首相是否没有全盘照搬他们所研究的结果，这点还重要吗？

    看着社员们的态度，林信义只能摇着头说道：“这种小富即安的心态其实最要不得，政治斗争就和两支军队交战一样，一方不消灭了另一方，就不能宣布自己取得了胜利。假如我们在黄海海战中获得了胜利之后不去封锁旅顺口，那么海军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吗？

    政治斗争也是如此，假如我们不能彻底的击败政治上的对手，就别做着对方会主动接受我方主张的美梦。财阀和陆军在这一次斗争中受到的损失，一定会找机会弥补回去的。下一次，海军还会有如此有利的出击局面吗？”

    林信义的告诫让社员们沉默了下来，不过毕竟都是年轻的学生，他们并没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井上继松很快就打破了沉默说道：“没关系，只要我们还有林少尉，那么海军就一定处在有利的局面。”

    井上的话引发了一阵哄堂大笑，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于此同时，劳工党对于清政府对美国人表现出来的软弱也同样感到了不满，在占据了大势的面前，仅仅因为美国人做出了退还庚子赔款的一个声明，清政府就突然大谈起中美友好来了。

    劳工党上下非常的不明白，庚子赔款本就是对中国人的一种羞辱，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杀人放火还要索要赔偿，现在人家说这笔钱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退回中国，就变成美国人的友谊了？美国人还窃取了开平矿务局和粤汉铁路路权呢，哪里来的友谊可言。

    只是劳工党现在能够施加以影响力的，也就是一个粤汉铁路路权赎回谈判，其他事情都是鞭长莫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清政府肆意的挥霍着中国上下齐心协力才形成的对美政治优势，把国家利益变成了美国对于清王朝统治的支持。

    清政府这种对外屈膝投降的做派，使得所谓的新政开始在汉族知识分子眼中失色，假如说庚子国耻之前清政府还勉强有个独立政权的样子，那么1903年一系列的决策倒是进一步坐实了，“这不过是一个洋人的朝廷”之语。

    劳工党在这一年里的扩张速度之快，就连田均一等人也很吃惊。仅仅武汉地区的党员数量就突破了去年清党之前的规模，全国加上海外留学生中的党员已经突破了1万。造成这一切的正是清政府自己这一年多来所实施的各项内外政策。

    假如说戊戌变法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满汉矛盾采取的是一种回避态度，认为为了国家的富强可以暂时搁置这一问题，那么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满汉矛盾已经压倒了一切国内矛盾，因为汉人的知识分子已经不相信满人朝廷了。

    1902年慈禧在西安宣布推行新政，北京城的旗人欢欣鼓舞，认为大清终于可以振作起来了。但是1903年清政府在拒法、拒俄问题上对于进步势力的压制，并对海外留学生进行严密监控的政策，使得原本主张强国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走向了排满主义和革命主义。

    过去清政府外派的留学生，倾向于革命的其实不多，即便有同情革命者也不敢公然表明自己的主张。但是戊戌政变之后局面为之一变，留学生中批判清政府和满人的声音开始出现了。庚子国耻之后，公然主张排满主义者也有了。

    留日学生会中有励志会等联络感情同学组织，这原本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但是拒俄、拒法运动开始后，这样的学生团体也开始走向政治化了，一开始学生中支持清政府的还是多数，他们自命是稳健派，在运动开始时对于激烈派提出的排满主义非常不满，甚至直接解散了这个学生团体。

    但是随着清政府在拒俄、拒法运动中表现出的对外软弱性，清政府不试图挽回国权却试图派人监督留学生让他们闭嘴，这就使得留日学生大多倾向于革命去了。所谓的学生中的稳健派不是改变了政治立场，就是被视为了官场走狗，为激进学生团体所孤立。

    在此种局势下，革命党的影响力几乎每天都在扩大，不仅仅劳工党的影响力大涨，兴中会等革命团体也一样扩大了自己的组织。一批旗人出身的留学生目睹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一时也是大为哀叹了起来，他们大约是最早感受到朝廷已经失去人心的一批人。

    有旗人对此沉痛的说道：“满汉问题何以生?生于八旗之特别兵制。八旗特别兵制何以生？生于非立宪的制度延而及于种族问题。近年以来汉人唱排满，满人讲排汉，借此煽惑国民。无贵贱、无老幼、无男

    女，心中、脑中无不萦结于满汉问题，中含满汉交讧，两方破灭，无所谓思想，无所谓事业。”

    在清政府的谕令下，端方派出了自己的私人秘书施肇基劝说田均一，令其在粤汉铁路赎回谈判中接受合兴公司开出的条件，端方的说法是，“香帅都说了，些许浮盈不必计较，先拿回路权再说。”

    只是田均一却这样对施肇基回道：“现在的市场上3两银子可以换2美元，合兴公司总投资不过100万美元，在粤汉铁路的修筑上花费不会超过167万美元。也就是说，他们一开始提出的667万美元的报价要净赚500万美元，现在报价467万美元，也还要净赚300万美元。

    3两银子差不多是长江三峡上一名船员一个月的工资，300万美元就是150万人一个月的工资，这笔钱都够把荆州大堤维修一遍了，怎么能叫些许浮盈？我是断然不能同意这种要求的。既然香帅已经把赎回路权一事交给了我，那么这事我自己会看着办。”

    第145章 外交

    施肇基16岁就已经出国，在美国待的时间最长，还是第一位获得了美国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对于田均一的回答，他是感到钦佩的，但又为其担心不已。

    “中国积弱，受人欺凌，若是能为国家收回些许权利，吾辈自然当尽力而为。只是美国在列强之中对我尚算友善，我们若是同其交恶，在满洲问题上也许会损失更多。不知田兄以为然否？

    而且，现在朝廷、香帅和总督大人都想要尽快了结粤汉铁路问题，田兄此时的坚持，我担心不仅不会得到朝廷的认同，反而会招来朝廷的猜忌。以田兄之大才，留待有用之身，岂不更有利于湖广民众。”

    田均一向着施肇基点头致谢后说道：“施兄的善意，小弟受了。但是这赎回路权一事，我实在是无法让步，要是开了这个先例，今后列强只要随便签一份合同就能敲诈勒索我国了，谁不愿意一试？如开平矿务局这样的事情，恐怕是要层出不穷了。”

    施肇基踌躇了一下，知道田均一说的确实不错，若是给各国看透了中国之虚弱，那么各国只会得寸进尺。他思考了片刻后问道：“那么田兄的底线是多少？这167万美元，美国人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他们总不可能还陪上这两年的利息给我们。眼下舆论虽然在我，但是这舆论要是过去了，美国人也许就不会这么容易松口了，该抓住时机，还是得抓住时机啊。”

    田均一沉默了数秒后说道：“最多两百万美元，要不然就耗着，大不了我们另外修一条线路，反正他们也没有规划完成。怎么修，总是我们说了算。”

    施肇基只能苦笑了一声说道：“要不，我先去摸一下美国人的底线，然后大家在坐下来谈。我以为，300万以内，都是可以达成的…”

    施肇基向着一旁的詹天佑致意后告辞离去，留美幼童出身的詹天佑算是他的前辈了，通过岳父唐绍仪的关系，两人也不能算是陌生。

    旁听了施肇基和田均一的谈话，詹天佑一时也有些不知该从何谈起的茫然了。今年四月他回家奔了父丧，此时才从广东老家赶回武汉。他是盛宣怀请来主持萍醴铁路建设的，今年七月萍醴铁路也已经建设完成，照理他同萍乡煤矿之间的合约已经满了，但是汉冶萍公司依然极力邀请他来武汉一叙，他才再次来到了汉口。

    只是没等他和田均一谈上几句，施肇基就跑过来传达端方的意思了，田均一也没有请他避开的意思，于是他也就不得不旁听了这场谈话。

    就在詹天佑思考着今天这场谈话还能不能继续的时候，却见送走了施肇基的田均一已经若无其事的转了回来，继续向他说道：“我们刚刚说到什么地方了？奥，对了，是关于铁路标准制定的事务。我之前看过您主张的统一铁路标准轨距的建议书，也在前往萍乡煤矿的过程中看过了您主持建设的湘东大桥。

    我觉得您很适合主持湖广铁路建设的事务，所以想以湖广经济发展及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名义，请您担任湖广铁路局局长，负责主持湖广地区的铁路建设及管理业务，并筹备湖广交通学堂。”

    “湖广铁路局？”詹天佑对于这个名字相当的陌生，他记忆中似乎没有听说过这个衙门。

    田均一思考了一下后说道：“当前我国修建铁路大多都是为了铁路本身提供的便利，所以，这些铁路大多没有形成一个铁路网的规划。一条铁路就是一家公司，看起来倒是形成了专款专用了，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样修建铁路的方式其实是不合理的。

    按照国外的铁路建设经验来看，特别是德国的铁路建设经验，铁路形成网络之后不仅能够为国家的经济提供助力，同时也促进了国防上的安全，所以铁路建设并不是为了铁路本身而建设的，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和巩固国防建设而建的。

    假如我们的铁路支离破碎，分别掌握在私人和外国人手中，那么这些铁路反而成为了用来制约我国发展的一种枷锁。所以，我向香帅请求成立湖广铁路局，以发展湖广及长江中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国防需要去建设和管理铁路。

    粤汉铁路、卢汉铁路是南北大动脉，但是联通东西的铁路建设也应当提上路程。比如萍乡到南昌再进入浙江，武汉到荆门到宜昌，武汉到襄阳到南阳到许昌，武汉到南京和日后的天津-镇江铁路相连等等。

    这样武汉将会成为中国中部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通过这些铁路和长江水运，把中部地区的资源集中起来，在武汉变成机器和各类工业品，再输送回各地，从而抵挡住外国商品在中国的倾销行为。有了这样一个工业中心，这里也就成为了抵抗外国入侵最有力的堡垒…”

    施肇基坐着渡轮过江，返回了武昌城内的总督府向端方简单的讲述了田均一的回话，虽然他已经尽量掩去了田均一话语中一些不太恭敬的词语，但是端方还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他重重的把茶盏放在了桌上，然后怒气冲冲的说道：“什么东西。他以为这是自己的银子吗？这是大清国的银子。要他这么吝啬做什么？他是不是真的觉得，本总督就拿不下他了。”

    施肇基只能出声缓颊道：“田委员应当也不是要和朝廷过不去，他确实是想要多省几个钱用在湖广的建设上。现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委员会把场面铺的好大，又要给各地修水利、修道路，又要在汉口修厂房、修电站、修自来水厂…这汉水上的铁路桥不是已经开工了么，这到处都要钱，田委员也不能不精打细算啊。再说了，他这个人清廉的很，到现在还是租的房子住，大家送钱给他，他也都捐给学校了，武汉上上下下没有不称赞他的。总督大人何必为此一人恶了湖广上下呢。”

    端方怒气未消的说道：“难道区区一个委员还能比梁节庵更难搞？”

    施肇基算是看出来了，这位看起来开明的满人大员，实质上对于满汉之分还是很在意的，田均一作为一介汉员，声名越大，能力越强，在端方看来就是罪过了。他心中突然对这个朝廷有些心灰意冷了，但口中还是解释道：“梁终究是外人，田才是本地缙绅，对付梁只需一道调令也就结束了。但是田即便辞去了委员一职，也还是地方名士，终究要为地方出头的，到时地方上就更加难以节制了。

    再说了，现在田委员正在和各国领事商谈收回租界路政的事务，总督大人革了他的差事，恐怕会激起地方商绅的不满的。若是地方商绅要求总督府接替田委员和各国租界商谈收回路政一事，我们恐怕是进退两难的。”

    端方听了这话才有所迟疑了起来，经过了庚子国变之后，大家都知道洋人是惹不起的，就算是满人亲贵遇到了洋大人也一样要掉脑袋，那么谁还愿意同洋大人作对呢？

    思考了片刻之后，端方终于出声问道：“那些洋鬼子真能把路政交还给我们？不可能吧。这些洋鬼子只恐在我们身上少占了便宜，如何会把吃进肚子里的吐出来？”

    施肇基头也不抬的回话道：“德国人和英国人在汉口城市建设中都有着重大利益，现在汉口新城的规划已经逐渐显露出来。

    租界地区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普通街区，假如租界地区的道路、水电不能和其他地区联通起来，那么租界很快就会被排斥在汉口城市的核心之外。

    德国人认为，应该直接取消租界，让整座城市融为一体，这样方便城市规划建设不说，也能让租界所在的各码头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现在各国租界画地为界，实际上已经阻碍了汉口这座城市的发展…”

    1903年夏天的时候，克虏伯和西门子终于宣布从胶澳租借地退出，不过他们并没有从中国撤离，而是把投资的重心转向了湖广地区，特别是汉口、汉阳、黄石三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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