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可能负担得起?
最终,那种体系选拔出的或许是“人才”,却大概率只是权贵阶层的“专属人才”,而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
那样的未来,他宁愿不要。
“第二,为了建成工业化强国,我们的既定国策,就是要彻底实现中央集权,打击封建保守势力和地方豪强,拆分宗族势力,将社会结构重塑为一个个原子化的小家庭,没错吧?”
三人再次点头。
没错,打击“大家族”,这是既定的核心国策之一。
东北境内疯狂扫灭地主,真的只是为了他们那点田地和金银?
仅仅只是为了给农民分地、收拢民心?
不是!
根本目的在于摧毁那些由庞大家族编织的关系网,瓦解其在基层的统治根基,真正实现“中央的意志和权力下沉到个体”!
如果连基层政权都无法由中央控制,那还搞个屁的工业化,你连合格的工人凑不齐不说,光是基层农村的抵抗就足以让你哭出来。
讽刺的是,这—套来自中共的既定国策,到了后世反而遭到了质疑:
你看那个谁谁谁,如果没有宗族保护就如何如何,浑然忘了宗族在过去的上千年间是如何欺压和剥削普通族人的。
虽然这毫无疑问会在未来伤害到分别出身“耕读传家”、“将门世家”、“书香门第”的赵陈鲁三人的家族利益,但真·出身豪门的藤原兼实都不在乎,他们就更不可能介怀了。
“第三,像我们这样的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代价,包括但不限于生育率的显著下降,这些观点及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大家也都了解并认同吧?”
这次,赵子琪和陈嬴沉默片刻,才缓缓点头。这些观点,其实并不是后世才有的。
早在马克思与恩格斯时期,他们就观察到了这一趋势,在《资本论》中指出“工业化将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转化为‘纯粹的金钱关系’”;
同时期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预中言,“工业文明将促使人们通过节育等方式理性控制生育,导致人口生育率结构性下降”;
随后的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布思在《伦敦人民的生活与劳动》中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工厂女工平均生育子女数(2.3人)显著低于家庭主妇(4.1人);
到了当代,当代美国人口学家沃伦·汤普森在《人口问题》中系统论述了“出生率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及教育普及而下降”的规律;
法国人口学家阿道夫·兰德里在《人口革命》中更是直接指出:
“工业化引发的儿童经济价值下降(从劳动力(生产性资产)变为负担(消费性负担))和儿童死亡率降低(无需超额生育保证存活数量)是生育率降低的核心动因”!
这些知识,尤其是藤原兼实命人从各国搜集来的论文,在一切都要给“活命”让步的革命时期自然是无暇顾及的;
但如今,中共成为了执政党,开始稚嫩地探索如何建设一个新国家,几乎每个被派到东北来的(中共)党员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
时至今日,“工业化必然伴随社会转型阵痛、人口增长率将随发展自然放缓”已经成为东北中共党员和相关研究人员的共识。
至少,像某些三流人口学家那种“1953年人口6亿多,年增长率2.2%,50年后人口就会飙到26亿”的荒谬推算以及由此提出的“—夫一妻一胎”等极端生育限制政策,只会被嗤之以鼻。
“工业化这头巨兽一旦启动,就会碾碎很多东西―—田垄上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七大姑八大姨守望相助的村落、‘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宗族人情纽带...那么,问题就发生了。”
藤原兼实竖起手指:
“我们的后代,几乎不可能像我们这样,有一大群叔伯兄弟作为成长伙伴。他们可能只有一两个,甚至没有兄弟姐妹,大多数时候只能自己与自己为伴;”
“如果父母忙于工作无暇陪伴,如果再被父母塞进各种补习班,他们连周六周日这点可怜的快乐时光都会被剥夺;”
“这样一来,这孩子一年到头,除了下班疲惫的父母和学校里有限接触的同学,几乎没有其他社会交往的机会,人生会陷入一种结构性的孤独;”
“那么请问,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现阶段构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运行规则,是否能适应那个也许很快、也许在几十年后才会到来的未来?”
鲁迅的脸色已完全严肃起来了,长长舒了一口气,脑海中蓦然浮现出那个名字——“闰土”。
占用孩子休息时间疯狂补课,在剥夺童年、扼杀灵性这一点上,与“闰土小小年纪就要操持繁重农活”何其相似!
同样是占据了孩子的游玩时光,同样是把他们眼中的光芒逐渐磨得粉碎,让一个勇敢、聪敏、生机勃勃的少年,变得麻木、迟钝、谨小慎微。
那个..未来?
恍恍惚惚之间,赵子琪回忆起了当初来东北时,在火车上与藤原兼实畅谈“共产主义社会到底是何模样”的情景。
藤原兼实提出的这种问题或者说可能性,其实马克思早有洞见――“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但以前,他只是觉得资本主义可恶,还从未往这个方向想过:
工业化势在必行,但当它高歌猛进时,又会将多少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连根拔起?
我们真的为迎接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做好准备了吗?
陈陵则一把将脸都被揉变形了还搁那儿傻笑的自家儿子拽到怀里,直接问道:
“他们会变成什么不好的样子?我们又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来防止这一点?”
“先说第一个问题,虽然不能一定说是坏事,但确实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玩具被夺走的藤原兼实不满地撒了撇嘴:
“就像课本知识需要学习一样,人际交往、情感表达、协作共情等社会能力,也必须通过真实的人际互动来习得,但如果他们终日被束缚在书本和题海中,他们就丧失了学习这些人际技能的机会;”
“后果就是,相较于他们父辈,这群孩子可能普遍缺乏‘人情味’,轻视人际关系,思维僵化不懂变通,习惯沉默寡言,把一切都闷在心里...”
见赵子琪立刻就要说话,藤原兼实摆了摆手:
“我不是说这绝对不好,你不必太担忧允斌的性格,搞科学研究恰恰需要这种专注和耐性,太活泼、心思太活络的人未必能成为好工程师...”
“然而,这种性格的人一旦遇到挫折、遭遇到痛苦,他们往往连倾诉都不知道应该找谁倾诉,也不会轻易找别人倾诉,只能自我消化调节;”
“如果调节得好也就算了,调节得不好,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和更大的痛苦,进而陷入恶性循环甚至自我毁灭...”
,”
鲁迅三人均是心里一寒,有些无法理解,但又莫名其妙地觉得合理。
赵子琪算孩子多的――有3个,但陈痿和鲁迅都只有1个,而且后者这辈子估计也就这一个了。
如果他们的孩子没有空跟朋友玩耍,只能终日与书本为伴,家中又无兄弟姐妹交流,确实极易陷入此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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