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通过集体化产生的各种需求，能够充分刺激本地的工业生产，为东北打下更加牢靠的工业化基础;

    同时,农业又可以反过来依托东北的工业基础产生农业加工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提高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其四，集体化尤其是大规模机械化之后，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人口必然会大幅下降，占用农民的生产和产生活时间也会大幅下降，不再需要“顶着星空出门，顶着星空回家”;

    这样一来，农民的生存成本下降，就有更多时间和医院参与扫盲等各方面的学习、愿意将孩子送去读书，提升人口素质，释放更多人口去工业生产上;

    其五，农业集体化可以有效降低国家和小农之间的交易与沟通成本，低成本、较公平地从农村获取积累剩余，支持工业化，稳定城乡市场;

    在传统小农经济中，所有农民都只挣扎在生死线上，不饿死人就算是“大治”，但集体化做得好的话，却能够避免在提取剩余的同时，破坏农村的稳定;

    其六...

    最后，就是藤原兼实一直努力在做，但效果相当一般的一件大事—―民族融合和形成国家意识。

    这两年，由于日本人、朝鲜人、俄罗斯人等“外族人”的大量成批次迁入，导致东北的民族成分变得极为复杂;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因为争水争地争利益，中日移民之间矛盾冲突不断，甚至大打出手过(因为日本移民主要是过来当农民)。

    虽然在藤原兼实个人的威望压制和法律的约束下，绝大部分矛盾冲突都被压制在了很小的范围，但长此以往，终究不是个事儿;

    日本人只住在“日本村”，朝鲜人只跟朝鲜人混一起，毛子只跟毛子喝酒...这不能叫“融合”，只能叫“聚集”。

    所以，除了强制要求学习汉语这种效果绝佳但速度较慢、耗时较长的办法之外，见效最快的办法之一，就是让一群人在一起工作并共担风险、共享利益。

    工厂还好说,农村的话，就只能是“集体农庄”，把各自单独种地的农民变成在一起奋斗的农业产业工人。

    这样一来，从物质和精神的角度来讲，集体农庄就成了类似于我党曾经到处建立的根据地，成了所有人的“舒适区”;

    当所有人的“利益”都被牢牢绑定在一起的时候，什么“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的概念都会被逐渐淡化，只剩下了“同伴”的意识;

    到了那一天，“五星东方共和国”才可以称之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才能真正称一句“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对于跟“农业集体化”基本相反、在后世被吹上了天、号称“拯救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包产到户”，藤原兼实跟李德胜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坚决反对。

    因为事实早已证明，所谓“包产到户”对于所谓“提高农民积极性”的影响确实有一些，但对于整个国家的农业增产却缺乏实际性的大作用;

    一旦实施这种政策，要不了两年，国家就会出现阶级分化，一边是各地官员“贪污受贿兼并土地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是底层农民大量破产直到丢失土地。

    什么?

    八九十年代没有大规模的农民破产?

    那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有更多其他利益可以吞吃啊!

    不然你真以为他们就突然变得善良乖巧了啊?

    为了推进东北的农业集体化乃至更晚些时候的人民公社，藤原兼实还跟总理赵子琪小吵了一架，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对方。

    毕竟，一开始，东北搞的就是“大杀地主、分田到户、收拢民心”，现在又几乎180°反过来，着实有点令人难以接受。

    不过，这些深层次的考量，李德胜伍豪赵子琪陈康他们知道就行，对于戴万龄这种执行者，就没必要讲这么细了(主要是某人也没这么多耐心）∶

    “...像你们这样对农村和农民比较熟悉、有一定威望又自身道德够硬的人，正是国家在农业集体化推进事业上所需要的人才。”

    “请等一会儿，殿下...”

    戴万龄好好消化了一下莫名觉得熟悉、但又从未听说过的新概念，才缓缓问道:

    “我是否可以把这个...农业集体化...嗯，理解为...一群人一起种地、一起生活、一起赚钱、一起...而我的职责，就是管理他们更好地种地?”

    有种当“地主”雇佣的“庄头”的感觉。

    “唔...你非要这么理解也行，事实上会更复杂一些，具体怎么操作，你如果接受了，我会安排你去跟负责正负责这件事的邓子恢部长谈一谈。”

    说起来，新的城乡建设部部长是不是得重新选一个过来了?

    把尾崎秀实弄去台湾当总督，UMP40也调过去之后,兼领农业农村部和城乡建设部的邓子恢，工作压力估计不小吧?

    从中共那边再弄一个人过来?

    选谁呢...

    在藤原兼实想七想八的时候,戴万龄也思索了一阵，打算提出自己的看法:

    “殿下，鄙人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那你就鳖讲。”

    “呃...”

    鲁迅又是没好气地敲了敲桌子，那位女仆小姐也轻咳了一声，藤原兼实这才撒了撒嘴,不再嬉闹:

    “嗯，你说。”

    戴万龄有点琢磨出这位“东北王”的性格了。

    有时候,把他当成那种调皮捣蛋、能气死家里大人的孩子就行?

    有点癫,有点疯。

    懂了，不必那么毕恭毕敬。

    戴老爷子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语气:

    “殿下，我们戴家虽然是地主,但自己也种地，长期跟农民打交道,说句不该说的话，农民是短视的、无知的、狡猾的、斤斤计较的;”

    “如果能拿到今天的好处，他们不会在乎明天如何，如果能拿到今年的利益，他们不会管明年如何，您想把他们拢合到一起种地，恐怕基本不可能。”

    这话有些难听，但包括鲁迅这个地主家的少爷在内，大家都是一副深以为然的表情。

    藤原兼实顿了顿，说了一段很类似的话:

    “我知道，农民们表面上忠厚,其实最会撒谎，不管什么时候,他们总是撒谎，明明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已经这么低了，但他们还是想尽办法地逃税和隐瞒产量..”

    作为后世人，又是改开之后最混乱的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看多了新闻报道，藤原兼实当然不会忘记各地农村地区是何等模样。

    让公安机关颁布“车匪路霸，打死有奖”政策的车匪路霸可怕吧?

    但整村整村一起制毒贩毒、大人小孩一起杀害来往司机和游客、强暴女人、互相帮忙隐瞒罪行，可不可怕?

    真以为农民都是善良的好人，那才叫无知。

    “所谓农民嘛，往往吝啬、狡猾、懦弱、愚昧、残忍、无可救药...你跟他们要这个,他们说没有,要那个，他们还是说没有，其实他们都有，只是藏起来了，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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