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啥要给我们特权?

    凭啥因为生育孩子就要多那么长时间的假期?凭啥不让我们在革命岗位上继续奋斗?

    生了孩子就不能工作了吗?

    我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给假期你啥意思?

    你凭啥小看我们!!你是不是歧视妇女!! !

    刚刚怀孕的邓英超也对此表达质疑，并提出:

    如果给予这样的特权，非但不会帮助广大妇女同胞就业，反而会让更多的企业家减少或停止雇佣妇女，因为妇女的这种特权显然是高成本的;

    而企业家会计算成本,发现男性用工成本远低于女性后，一定会主动地减少对妇女的雇佣,反而造成更多的妇女无法就业，不是用法律就能阻止的;

    妇女无法参与劳动，就无法获得经济权利，没有经济权利也就无法获得解放,所以这不是在帮她们,反倒是在害她们。

    远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沈泽民之妻张琴秋女士同样认为，要真正解放妇女,绝不是给她们特权,而是让她们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劳动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

    简而言之，无论男女，都必须一样，而不是搞特殊化。

    马克是万万没想到,这群妇女同志居然想到了这么远的地方，而且还这么“敏感”，跟后世小仙女完全是两种生物。

    这才是真·独立女性嘛!

    因而，生育保险和相关权利条款自然就没能通过了。于是乎，最后就只剩下了一个工伤保险得到了一致的同意,但具体如何操作,中间又会遇到什么问题,中共上下还没想清楚,便决定先试点看看再说。

    第四件事，关于释放胡宗南等国民党被俘将领...第五件事，关于建立...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一件又一件地审议着最近的各项需要集体决策处理的大事，一直都非常顺利。

    直到最后一件事:

    “下面，我们来审议关于对日作战策略的问题。”

    李德胜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369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对日作战的总策略。

    没错，虽然现在对日作战的主力是李德胜领导的“北上兵团”，而且他的权力也非常大，甚至可以决定沿途干部的任免和组织机构的设置;

    但这并不代表他就能够在所有事情上一言而决，尤其是对日策略这种涉及到中央层面的东西,必须经过中央集体决策。

    这是组织纪律问题。

    而关于这一点，李德胜之前就已经把自己的想法提交给了中央,而伍豪依旧把这个议题拿出来说,那就只能证明一件事:

    中央对抗日策略的意见并不统一，对他的战略考量存在比较大的意见。

    事实上,在来到南昌之前,李德胜就已经隐约察觉到了中央一些人的想法,所以多次去“兵团大学”和部队调研，倾听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们最真实的看法;

    果不其然，抱有像何畏那样看法的人，可谓是数不胜数，只是因为他李德胜率领北上红军接连获胜,所以才没人跳出来叽叽歪歪乃至违抗命令;

    但中央就不一样了。

    说到底,他李德胜不过是区区一名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苏维埃政府主席,跟大家差不多，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服气。

    而现在看来,“速胜论”的重新抬头，应该是从中央和高层领导干部开始，一路蔓延到地方和基层上，然后又反向作用到中央。

    唉...

    用马诗舞同志的话说,武汉、南昌、陕北的这一连串胜利，让很多人又觉得自己行了啊...

    果不其然,在关于对日作战的问题上，项英、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陈毅、叶剑英、贺龙、关向应、柳直荀...一个接一个地跳了出来;

    可以说,除了在北方的徐向前、许继慎等人外，几乎所有来开会的军事干部均表达了对“抗日速度太慢”的不满,认为:

    应该开展更大范围、更大烈度的对日作战，同时,联合阎锡山或者干脆拿下太原之类的大城市,以华北平原为根据地和大后方，节节抵抗日军即将到来的侵略。

    也就是朱老总、刘伯承和赵博生等极少数军事干部保持着沉默,始终没有发言,不说反对也不说支持。

    然后是跟着李维诺夫一起返回南昌的任弼时、王稼祥,还有不少跟军事联系比较紧密的干部都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同样只有伍豪、瞿秋白等极少数人不发言。

    当然,虽然跟李德胜的意见不同，但因为武汉大捷,大家都说得比较委婉,包括性子耿直的彭德怀和王稼祥也只是用建议的形式提出异议，没有直愣愣反对。

    对于自己的意见再一次得到众人的一致否定,李德胜并不恼怒。

    一方面,他早就明白要让所有人拧成一股绳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某些方面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生气是无用的;

    一方面，在北上“海阔凭鱼跃”的这段时间,他反而渐渐地磨出了自己的脾气,轻易不为观点不同而着急上火;

    一方面，他知道眼前这些干部并不是所有人都说的真心话，只是他们代表着背后军队的意志,有时候不得不说;

    最后一方面,谨慎的确是好事，但现在整个中共几乎全是军人,要是谨慎到连勇敢出击、必败敌军的心气都没了，还当什么军人!闹什么革命!

    然而，饶是有这么多考量，饶是大家都不认可，李德胜依旧坚信，自己的看法才是正确的。

    还好，提前有所准备。

    耐心地听所有人说完了意见，见伍豪的目光投过来,李德胜才微微清了清嗓子，从缴获自刘峙的皮包里掏出一份文件，请示道:

    “各位同志,请抽一点时间,听我汇报一下武汉战役相关事宜。”

    听到这话，众人一下子认真了不少。

    虽然前期已经通过电报和战报等形式初步了解了一下这场战役的全过程,但终究不可能很全面,只有从真正的最高指挥者那里,才能了解得更加深入。

    李德胜走到台前,将武汉战役是如何爆发的、自己是如何指挥的、中间经历了哪些事情、军队的运动轨迹、背后的一系列考量细致地做了报告。

    他当然不是为了吹嘘自己的指挥艺术有多么精妙、这仗打得有多么牛逼，而是为了告诉眼前的同志们，所谓“武汉大捷”的“水分水”有多大。

    这个“水分”，不是说数字或战报造假,而是它最后的战役结果能够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实在有很大的侥幸因素在里面。

    很快，一些比较敏锐的将领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若不是“两何”(何应钦、何成溶)隐瞒了飞机被夺走、有战斗力惊人的红军空军经过的消息,蒋委员长不会放心大胆地亲自跑到武汉去指挥作战;

    若不是马诗舞同志带着龙文光以碾压之势打垮了武汉的国军空军并抢走了机场剩下的飞机获得了制空权,蒋介石不会在武汉大礼堂挨炸;

    若不是在大礼堂挨炸,还被红军空军和外围的贺老总等人反复挑逗,蒋介石就不会气急败坏，放弃一开始的“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

    若不是蒋介石气昏了头各种微操,李德胜断然没有机会指挥部队把大量的国军当狗遛，拖瘦拖死再吃掉;

    若不是放弃了这些原本非常优秀且切合实际的策略，红军即便能打破围剿,也必定会付出很大的伤亡;

    若不是蒋介石好面子外加意外被炸伤被迫在医院治疗,红四方面军断然没有机会包围并进入武汉三镇大肆“抢掠”;

    若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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