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事并不回避“税率高”的问题，反而耐心解释道:“因为我们收了税是收了税，但我们是保证把从你那收到的每一分税,都用在了你头上，我们称之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根据行业不同，我们会把所交的税用到相关行业所需的地方，比如说，普通店铺交的商税，我们会用于商铺门前的道路维修和安保维护等事宜...”

    “比如说，如果我们收了税，我们就会保证你的商队和货物在我们控制区域内的绝对安全，不需要你们再付任何费用..”

    “做这些事情能带来什么好处，我相信诸位都能明白吧

    喏，这就是大家没对税率高、收税重有太大意见的原因。税多就多吧，只要能用在实处，只要能给带来方便，其实商人们普遍都能接受。

    举个例子。

    为啥很多湖南湖北的商人去云南，宁愿走广西，二不愿意走贵州呢?

    除了道路问题和贵州内部大小军阀打出狗脑子以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桂系李白黄等人他们“讲规矩”!

    虽然老子收过路费收得狠,但是老子收了费，老子就绝对保证服务!

    一个道理。

    (历史上，白崇禧李宗仁收大烟的过路费收得特别高,但是大烟商人依旧愿意走广西，就是因为桂系一旦收了钱，就会提供包括军队护送在内的各种服务;)

    (鸦片贩子们不用担心土匪打劫，不用担心当地驻军黑吃黑，不用花巨资养打手，不用另外走关系...总体成本反而能降下来)

    (所以，鸦片贩子对桂系的评价特别高，纷纷从这里过，导致桂系在1933年时，光是“鸦片保护费”就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

    (建立良好的商业口碑.jpg)

    没人对税率问题说三道四后，又有人对“过于偏向劳动者”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发起了攻击:

    “...总之，还是请贵党再认真考虑考虑吧，这样做，我们企业和企业家是生存不下去的!”

    “嗯，确实，我们承认，这两部法律包括相当一部分法律条文的颁布，稍稍有些超前了。”

    出乎意料，李干事居然先是点头承认，然后话锋一转:“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和考虑...”

    关于以上诸法律的颁布实施，中共内部吵得比《刑法》的问题凶多了，互相之间提出的问题，也比这些商人们提出的要尖锐多了。

    涉及到普通的杀人放火强奸勒索等犯罪好说，但这些法律往往涉及到了中共未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涉及到“剥削与反剥削”，所以争论得非常厉害。

    还是先从税的问题开始说起。

    其实，在去年苏维埃政府刚成立时，中共就已经在《暂行税则》中规定了这种累进税率的形式，只不过税率相对较低——从2%至18.5%;

    而且是按经营额来的——200元以下免征，200元以上则分为13级税率累进征税，资本在10万元以上税率另定，特殊情况可免税等等;

    这一次，不仅不再根据经营额而是利润额制定，还把税率拔高了一倍有余，根据不同行业设置从5%到45%，直接引发了很多人的反对。

    一些人认为这样会严重伤害商业环境，导致再没有企业家、工厂主愿意在红军控制的区域里经商营业，也会让很多小商小贩遭受重击;

    一些人认为这样会导致部分行业缴税太少而部分行业缴税太多，导致不公平现象和矛盾产生;

    一些人认为利润额不好计算，很容易让商人们找到钻空子的机会做假账来欺骗政府逃避缴税;

    一些人则提出，本来就不应该有私营企业存在，只要把所有企业都变成苏维埃管理的国企，就绝对没有剥削和税的问题了。

    这种如此尖锐的争论，换做从前，大家估计早就帽子满天飞了。

    什么“走资派”和“左倾主义”、什么“奢侈享乐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之类的。

    不过，这一次，因为苏联的影响被暂时卡断、上层领导的斗争没那么激烈、又有一个能碾压全场的人坐镇,大家吵归吵，但终究是把范围控制在了事情本身上。

    然后，针对中共诸人讨论的内容，当时的UMP45(马克)从根本出发点上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1、剥削问题在现阶段能否立刻解决?

    嗯，虽然大家都是共产主义者，但目前倒是没多少人狂妄到觉得中共能解决剥削问题。

    那些提出把所有企业全部变国企的人，在被人用“你哪儿来这么多人才去管理运营”以及“街上卖早餐的也变成国企员工吗”等话语怼了后，也统统闭上了嘴。

    所以，第二个问题来了―—既然不能解决，原因是什么?很明显，除了中共的管理能力不足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党内和老百姓的思想觉悟都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先不说生产力的问题，中共过去这些年的实践中已经充分证明，别说工厂主企业家了，就是普通老百姓开设个煎饼摊子，你要敢动，人家都要跟你拼命!

    私有制，目前是无法根除的，那就只能接受。

    3、既然没法根除剥削，中共是不是要放弃跟剥削斗争?答曰，绝不可以!

    否则中共就不是中共了。

    4、店主开设小店雇佣伙计、工厂主开设工厂雇佣职工等来剥削老百姓，到底有没有一定的正面价值和意义?

    这个问题就吵得更厉害了，逼急了又有人跳出来说“这是为剥削辩护”，准备上帽子，被李德胜和伍豪给硬是摁了下去。

    所以，最终结论是，有。

    因为，目前的中共没有能力大范围地建设那么多涉及多个行业的工厂并实施有效管理，也无法为老百姓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工农业产品，所以必须依赖私营经济。

    不然，枪从哪儿来?炮从哪儿来?衣服鞋子从哪儿来?凭脑子冒烟想出来吗?

    总不能什么都依赖外部援助吧?

    5、既然不能解决剥削也不能干掉私营经济，在没法立刻建立起能够为治下人民提供必须生活品的国营工厂的情况下，那中共应该怎么办?

    就这样,在一步步的引导下，最终，中共内部的意见被统一了:

    一方面，必须在尽全力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想办法吸引私营企业主跟中共合作甚至到控制区域内开设工厂，活跃经济和商业;

    一方面，拼命学习，努力培养起中共自己的城市配套管理和企业经营的优秀干部，慢慢建立国营工厂，强大自身力量，逐步消除各个行业的剥削;

    于是，就有了《劳动法》等法律的出台。

    和历史上那部差点夭折的《劳动法》不太相同，这一回，本应该阻碍劳动保护法律的“人民企业家”们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

    相反，法律的制定者意志、执行者们的力量、管理者为人民考虑的力度，要比历史上强大得多。

    (我曾经搞过人资，这里必须为现在被劳动者普遍喷成狗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说句公道话)

    (其实,现有的劳动法已经是当年的法律制定者们拼死抗争后的结果了，不然，按照当时那帮“资本家们”的意见，这玩意儿就不该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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