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吧!

    “社会是在发展的，没有什么不可能。”伍豪摇头道:

    “好吧，我就不说过上跟陈老板一样的生活了，哪怕这些职工每个月只花10个大洋在吃饭上，那也是一万万大洋的生意，会让多少老板发财?”

    有人下意识地反驳道:

    “按这么说，陈老板每个月自己花1000个大洋在吃饭上，假设又有十万个陈老板，不就...”

    话没说完，他就被其他人用看傻逼的眼神怼回去了。先不说谁家经得起这么造吧，你是猪吗?

    每个月吃1000个大洋?

    “你看，大家都知道，一个富豪再怎么吃，也不可能比一万个穷人吃更多东西，如果我们能让穷人的消费涨起来，是不是就能赚更多了?”

    “这...”

    “但问题是，现在这些穷人，还有更广大的农民，他们每个月连吃饱饭都很难了，更别提花钱了，所以他们发不了财，老板也发不了财。”

    “所以我们这个政府要做的，就是让企业让利给职工，让职工有能力消费，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流通,整个国家和社会都越来越富裕..”

    嗯，道理这么一说确实很简单，也确实很有道理，但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我凭啥把我的钱分给穷鬼!

    我先富裕起来是我的本事，跟穷鬼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我富起来了，还要去帮助那些穷鬼也富起来不成?那我富起来的意义在何处!

    很多人在心中暗暗吐槽，却碍于宴会的氛围不好直说。伍豪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却同样没有点出来。

    反正接不接受都是这么回事，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了，在红军控制并建立起有效控制政权的区域内，全部都得这么干。

    不接受?

    没关系，我们中共也不强求，那离就离开呗!

    你的财产我们都不没收，甚至允许你用高于市场的价格卖给我们。

    只是，我们给你的第一个条件，绝对是最好的，如果不同意，以后就别想有类似的待遇了。

    用马诗舞同志的话说，这叫做“自然筛选”。

    解释完中共的底线和初衷后，伍豪正待解释其他问题，有一名工作人员过来耳语了一阵,他便只好笑道:

    “抱歉，诸位，有点事情，需要暂时离开一下，大家可以继续看看这些法律条文，有疑问我们回头再聊。”

    说罢，他跟诸人连连拱手，正欲离开，却又状若无意地跟陈老板多问了一句:

    “陈先生，我记得,你在新加坡，有罐头厂、米厂、铁厂、橡胶厂...对吧?”

    “呃...是的。”

    “我们很需要这些东西，你可以考虑一下。”

    358投资国家才是最大的生意

    留下一堆法律文书和几名工作人员，伍豪离开了，但宴会现场这一桌的氛围，反而一时之间陷入了沉寂。

    伍豪走之前留下的那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中共这边需要大量的物资，也就有着大量的生意可以做;换言之，大家都有发财的机会;

    然而，想发财，就必须听中共的，就必须按照中共颁布的法律来做事;

    然而，遵守这些法律的话，大家感觉没法赚钱，怎么看怎么都不值当;

    然而,你喊着老子不干吧,人家虽然没明说，但态度其实非常明确:

    “你不干，有的是企业主干”。

    所以，包括陈嘉庚在内，没人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聊了。为了活跃气氛，伍豪留下来的一名工作人员笑道:

    “诸位先生不要紧张、也不要忧虑，我们中国共产党是讲规矩、讲法律的，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整理整理,大家坐下来一起慢慢聊。”

    讲道理,这句“讲规矩、讲法律”，是众企业主、资本家在看了如此之多对自己不利的法律条文后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继续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南昌走街串巷“搞调研”的这段时间里，大家都渐渐认可了这一点。

    不光是这次震惊全国的大审判，也是因为中共官员的清廉和敬业程度着实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就比如说商税税率问题,为啥刚刚没人揪着这个问题死缠烂打呢?

    因为，诚然，以所得利润计算的5%-45%的累进税率似乎比国民党那边高太多了（普遍是营业额的4%到10%，或利润的3%-35%) ;

    但问题是，在正税之外，中共一方面没有“屎捐”、“开门捐”、“过路捐”、“地捐”等苛捐杂税、也没有官员找商人敲诈勒索啊!

    只要在民国的土地上做过的生意的都知道，那些玩意儿才是真正的成本大头!

    你没点硬关系，国民党的官员会按规矩给你收税?

    别闹。

    为什么大家都热衷于给国民党的官员送钱?

    因为只要送够了钱，他是真有办法把你要交的税给你降低大半甚至直接免除税务乃至解决整个流程的所有麻烦的!

    反正都是要交钱,自然是要交给能帮自己带来最大好处且能够让总成本降到最低的人;

    这是做生意的基本逻辑。

    而且，按“利润”而不是按“营业额”收税，没利润自然不用交，怎么把利润做低，这都不用人教;

    另外，由于南京政权和各地军阀为了减少设置机构和人员成本以及收买人心，在很多领域和地方是放弃了官征制而采用传统的包征制或代征制的。

    什么意思呢?

    没错，就是包!税!制!

    难以想象吧,都1932年了，南京政权还在搞“包税”。只要中标者能征到政府所要求底额税金，多征的都是他自己的，甚至还玩出了“总承包商和分包商”的新活儿。

    用屁股想都知道，各地包税商肯定是“只要征不死，就往死里征”，反正多出来的就是自家利润，至于商户和老百姓死活管我屌事?

    所以,这逼得很多商会和同业公会自己去参与投标，自己征自己的税,然后整个行业或地区联合起来把税额控制在一定程度免得被玩死了。

    综上所述,对于民国的商人而言，真要算起来，共党的实际税率搞不好比国党和军阀那边低多了。

    在座大部分都是走南闯北的聪明人，关于这个问题，脑子稍微转━转就能想明白，有异议的并不多。

    饶是如此，还是有人心疼这么多钱都要拿去缴税，忍不住说道:

    “这位兄弟...”

    “我姓李，您可以叫我李干事。”

    “...李干事，说是这么说，但你们共产党收税也着实收得太狠了些。”

    “是啊是啊...”其他人纷纷应和。

    “呵呵，先生，您和大家都不能这么看问题。”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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