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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共产党还是联合政府中的国民党人,最基本的革命理想就是‘救国’。中国是由其国民组成的,以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观凝聚在一起的四亿多民众的共同体。”
“我们要拯救这个国家，而不是给这个国家‘重新定义’。北方太穷,算了，不救了。如果我们总是灵活地重新定义，那干脆只把广州和附近一块地方定义为我们的革命目标，连粤北都排除在外,那我们或许几年之内就可以说我们达到救国的目标了。”
“可北方人也是中国人，四亿五千万人是一个共同体,无法分开,这是不能绕过去的。”
“我们的奋斗,就是让这四亿五千万人有基本的生存权，有基本的人权,从而让整个民族走出危难,走向现代化。”
盖尔默:“好吧……联合政府在广州运行的这四年时间，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向上发展的势头,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们，如果扩展到北方,你们就会发现要让自己维持向上的势头,并不容易。”
“陈天衡。”
“那个……杨度，你还记得吧?”陈独秀打电话找陈天衡。
“当然记得,总书记，太记得了。对了，你对他的印象也很深刻吧。”
“是啊，是啊，”陈独秀说，“印象太深刻了。”
“但是杨度，嗯，啊，他现在在医院。可能快不行了。我们,是不是去看一看他。”
第八十七章，这个世界不对劲
1931年9月，清末奇人杨度的生命快走到终点了。
自联合政府成立后，杨度就一直住在广州。写书，给报纸杂志写一些文章，与陈独秀冯友兰赵元任等坐而论道，有时候也去中山大学，与讲师教授学生等等更多的人坐而论道。
与原历史稍有不同的是,陈独秀一直不让杨度入党。
不过杨度对此并不那么坚持,毕竟他当年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遁入空门整整三年,佛系是标配。在中山大学的辩论会，也经常有人拿杨度曾怂恿袁世凯称帝这件事来诘问他，杨度只是笑笑，也不怎么为自己辩解。
不管怎么说，在生命的最后三年杨度不用东躲西藏,而是安稳地呆在广州的居所，回忆人这一辈子，笑一笑苍天，也自嘲地笑一笑自己，日子也还算惬意。
在协和医院下车，陈天衡就想起了那次杨度用耳语对他说的那句惊掉人下巴的话,额头顿时冒出汗来。再看看陈独秀，脸上也差不多的表情。
两人都曾被杨度破过防。
“杨先生。”“皙子，我来看你啦。”“啊，陈总书记。陈总长。快请坐。”
杨度躺在病床上，说话缓慢，声音虚弱，但吐字是清晰的。
“杨皙子，你真乃奇人，我真的很佩服你，”陈独秀握着杨度的手说道:“在上海那一句话像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当时我是不相信的,并且在心中拼命否认。直到托洛茨基把他的学说完完整整地著书成文,我通读了之后才发现，其实你和他都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只是各自挑了一个视角去说。”
“那,我现在来这里是要告诉你,我们打算阻止这种未来。不一定就会成功,因为未来难以预测，更何况这是要不止—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但我们会向那个方向努力的。”
“正因为我们打算做这些事了,所以,你的那一句话，我现在也不再讳莫如深压在心底了，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和你谈了。”
杨度微笑:“仲甫,有一句话你说得很妙，未来。未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陈独秀:“对啊，对啊,事在人为。”
“其实，度并不认为自己可以与托洛茨基相提并论,”杨度往托洛茨基的话题说开去，“仲甫你刚才这么说,我实在是惶恐。我接触马列理论时已年过四十，对西学尤其是哲学并不专精,因此对于马克思的理论,至今了解尚浅。托洛茨基不一样。在理论方面,他比我强太多了。”
“他的理论,他的思辨,无懈可击。我没有用‘几乎无懈可击’，就是无懈可击,他的所有的推理都是严密的和无法驳倒的。”
陈独秀:“可他的学说却推出了一个实际无法成功的解决方案，我们不能沿着他的这条路走下去。”
杨度:“一道算学题，如果你每一个步骤都是正确的，每一个计算环节都算得没问题，算出来的结果却是张三正以每秒四百里的速度向你走来,你看了这个答案会如何?”
陈独秀:“额……”
微笑又出现在了杨度脸上:“仲甫,这是一件你至今仍然不愿直面的事。”
陈独秀、陈天衡:……
“我,我我,”陈独秀站起来说，“我去大夫那里看看你的治疗方案。”
陈独秀仓皇离开病房。
杨度:“所以无论俄共还是苏共,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时候就是骂街,有时候还道德绑架，从不辩经，斯大林本人也从不写理论著作来回应托洛茨基的理论。”
陈天衡:“其实这些斯大林都知道。”
“他当然知道。他做的是试图把这些漏洞悄悄盖上,绕过它。而托洛茨基说‘本系统全凭此漏洞运行，不能绕过,要发扬光大’。这就是斯大林纠结的地方。”
陈天衡:“几个月前,我去新丰江水电站大坝工地视察，当时车走的山路，在一条岔道前停车，我看见了前方一条岔道立了张很大的宣传牌，画了一辆摔得稀烂的卡车，写着四个大字‘前车之鉴’。”
“把这一幕画下来的人，无论他作画的的目的为何,在历史上都应该有他的位置的。”
杨度:“你们从未进入那条岔路,直接开进了另一条路。”
陈天衡:“是的。”
杨度哼哼哼笑了几声,闭上眼睛养精神。过了一会儿又睁开眼:
“这个世界不对劲。”
陈天衡:“……我们在做的事业是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无法用以往的常理来判断或者预测。”
“我说的是,”杨度看着陈天衡:“你不对劲。”
陈天衡起身,看看医生留在床头柜的药,看看吊瓶,看看医疗仪器。
杨度:“蒋介石清共时,他有全国之兵,而共产党只有两张暗牌。”
“到政权初立,仅有广东一省加湘赣的山区,而蒋介石有几乎整个中国。”
“这本该是好手难架群狼的局面,大军压境,虽勉励支撑,然最终节节败退,除非你们集中一切可用之人和可用之资材，竭泽而渔,削平任何怀疑和反对,以极深度的动员和极致一致的思想,孤注一掷于反抗蒋介石,才有可能稳住阵脚。”
“可现在变成了什么?蒋介石两次围剿却一败再败,大军压境之时,广州城内车水马龙,工商兴隆,象牙塔内各种异端邪说轮番现眼。噢,我也是异端邪说之一员。”
“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不太对。”陈天衡:“…..…”(继续看药方)
杨度:“但是,可能也正是这样,你们对托洛茨基的学说,也能坦然地承认存在这样一种异端,并心平气和地、有板有眼地思考和判断。而斯大林做不到这一点。”
陈天衡:“杨先生,我只是做了一个军事指挥员该做到的事。我们不能失败，广州联合政府不能失败,唯一的根据地不能失败,而我同样也对自己设定了这样的要求。”
“接下来的事,我就看不太懂了，呼—―”杨度吁了一口气:“不过也没关系了，我就要成为历史喽。”
陈天衡:“杨先生，您的病情没太严重,会好起来的。陈总书记和我今后还想多听听您的见解。这些见解……在别的地方，还真听不到。”
“我病成什么样我自己知道。我的见解……-略有些惭愧，其实并非度一个人所思考而得。”
陈天衡:“噢?”
“那是在民国七年,我隐居佛寺，不想再掺和政治，一个自称晚辈的任姓学生来访，与我在寺中畅谈几天，说了很多。”
“那时候我有很多时间，而前一年恰逢俄国革命，所以我在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这个晚辈也与我聊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等的事,还畅谈和设想了苏俄的未来。”
陈天衡:“杨先生，您的这些见解……是这个晚辈学生和你一起谈出来的?”?
杨度:“岂止。有九成是这个学生说的或启发我的。”陈天衡:“这个学生……姓什名甚?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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