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厂厂长:“还有的人,天天赌钱,输光了就来这儿领一碗粥,吃完了粥去借钱,借到了钱又继续赌，这种人也发粥吗?”

    向警予:“除非他在哪户家里赌钱的时候被现场抓到带走。既然他没被抓没被带走，自己走到了这儿,伸碗要粥,那你就得给他一勺。”

    粥厂厂长翻翻白眼,嘴上则用粤语嘟哝着回答道:“是。”

    “一到冬天，广州到粥厂领粥的人就会多起来,是吧?”

    杨开慧问向警予。

    “是。今年冬天比去年冬天还多。”

    杨开慧:“不会不是受大萧条的影响吧，我在香港工作，香港好多企业破产，街头失业的人到处都是。”

    毛润民:“不，不，广州现在和大萧条是逆反着的,西方国家大萧条，我们现在是大繁荣。粥厂领粥的人多，那是广州现在人口都快三百万人了。”

    杨开慧:“这么多?!这是政府最新的统计吗?”

    向警予:“不太精确的包含估算的统计数字，确实是接近三百万人了。”

    毛润民:“1927年底广州才100万人口，三年多的时间，增加三倍,这个，失业率,就算比以前低，但算绝对数字，恐怕比以前还是要多一些。”

    杨开慧春节从香港回来,毛润之没回,他在湘西调查当地农民运动。

    向警予……向警予现在不用管蔡和森，但蔡和森也没回来。这个时代从苏联回广州可没有直达航班一说,驻外使节只有职务调动才会回国。

    陈天衡也来凑热闹了，大过年的总得拜拜年。

    “开慧姐，润之三天之后回来,”陈天衡说，“空军航空运输部有一架运输机去湘西执行任务，返程时润之就顺路回来。”

    杨开慧:“他三天后回来?那太好了，我后天回香港，办事处继续上班喽。”

    陈天衡、毛润民:……

    “陈叔叔春节好”

    毛岸英、毛岸青、毛远志探头。

    陈天衡:“哈喽，春节好啊。这次就没有带书了，不过有红包。”

    杨开慧:“陈天衡，上次你送他们的书我把丁丁历险记和米老鼠没收了，以后你要是送书，就只送数学1000题这样的就行了。”

    陈天衡:“…咳!”

    “陈天衡哄小孩子也是特别的在行,大嫂啊，”毛润民说，“我觉得我们该给陈天衡介绍个对象了。”

    杨开慧:“陈影在香港那边也在操心这件事呢。左挑右挑的。”

    陈天衡:“没必要，没必要，我也没那个时间。”向警予:“我觉得也是，婚姻可有可无。”

    陈天衡:“我觉得向姐这句话说得特别有道理。”

    好容易摆脱了这两家人对自己人生大事的关注,陈天衡想跟向警予说件正事:“向姐，彭述之现在在香港，近期他很可能会频繁从香港进出广州。”

    “哼，这个辜恩背义之徒,提他干嘛。”

    现在向警予听到彭述之的名字就冒火。

    陈天衡:“中央请毛润之抽空从湘西回来一趟，就与彭述之和他现在的那伙人频繁活动有关。”

    空军航空运输部的福克F.VII在广州降落。毛润之钻出机舱。

    “毛书记，”陈天衡说，“开慧姐昨天回去上班了，不过他留下了这包东西给你。”

    一个大包，但是很轻，是一些毛衣、风衣、外套、手套之类。

    毛润之:“托洛茨基本人不在香港了?”

    周恩来:“过去两年他藏匿在香港,但两个月前,他遭到了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的暗杀,港英政府得知后决定把他驱逐出境,现在不知转到哪个国家了。”

    毛润之:“这种理论上的交锋,不见着他本人辩论，总有些效果不好的样子。”

    郑超麟在中山大学的讲坛发表的也就是学术讲座,听众只是些学生老师。但“托派”的活动突然变得更活跃了，这是各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香港这两年,托洛茨基写出了一部自己的自传,又把自己1905年以来的思想重新整理成书，这本《不断革命论》也就是现在中革共所有行动的理论依据。

    所以关于托洛茨基的理论，是必须要进行讨论，并在党内通发一个文件的。

    “我看得出来,托洛茨基写成的这本《不断革命论》，收录进去的观点，有一些是他1905年到1917年形成的,有的是在1922年后,也就是苏联成立以后形成的。”

    中央委员部分成员召开的理论探讨会议,常委首先发言。李大钊近年对理论钻研得比较多，他评价道:

    “在1905年到1917年，他的观点明显与列宁的观点有互动或者互相影响,列宁在这段时期逐渐形成了‘共产主义革命可在落后国家率先成功’的观点,而托洛茨基提出的是‘革命在落后国家先夺取政权,然后席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到了1922年,托洛茨基的观点明显发生了变化。”

    陈天衡:“这与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与德意志帝国的战争，与东欧特别是波兰的战争结局有很大关系。”

    李大钊:“嗯。托洛茨基对1922年之后的很多事情都发表评论，占了很大篇幅，明确提出了新政权会腐化堕落，只有不断革命才能让革命不会走向失败，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现在‘世界革命’成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恰恰是这最早形成的‘世界革命’理论，包含着极大的错误。”

    在会上陈独秀首先抓住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理论批评。陈独秀?托派?不，陈独秀现在是党中央成员里对托派评价最低的。

    毕竟不是原历史位面。原历史他被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的锅全扣在自己身上,气炸,之后看到个叫托洛茨基的人说‘苏联不卖血支援别国革命就是罪’，就粉上了。

    实际上陈独秀也就粉了几年，1937年托派说中国的全民抗战对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有害，陈独秀马上就翻脸。

    李大钊:“世界革命这件事,我想引用陈天衡1927年在纪念巴甫洛夫同志的黄埔师生大会上的讲话,那篇讲稿已经收录进党的历史文件里了吧。”

    陈天衡:“嗯?什么时候?”

    “就春节前，”李大钊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句，‘与人交，久而敬之，国与国之交,保持距离才是最好的友谊’，即便我们承认世界的革命者中不乏巴甫洛夫这样的全心全意、毫无私利为别国的革命奉献的同志,但很多的人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不知不觉’‘拿错了彼得大帝的剧本’，—边在援助他国革命,一边顺手牵羊的事情就难免发生,而这种事一旦发生,对双方的关系，对各自的革命事业，乃至全世界的革命事业，都是毁灭性的。”

    毛润之:“民族性和阶级性是一种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们不能掩耳盗铃，只说阶级性,抹掉民族性。同时,民族性和阶级性也是辩证统一的存在,我们在认识这两件事的时候,看到相互区别的一面，又要看到事物相互联系的一面。”

    李大钊:“北伐前后的一些事情,我也是在去年才获得全面的信息。去年蒋冯战争，蒋介石公开了冯玉祥与苏联尤其是北京的苏联大使馆的所有文件嘛。以前很多的传闻，我们认为是蒋介石故意抹黑苏联的,现在发现，并不全都是抹黑。”

    “所以，我们党应该坚决反对托洛茨基的这种观点。世界革命不是,也不能由一个率先胜利的国家向其他国家发动。对于托洛茨基在1922之后新提出的观点,在已夺取政权的国家为反对新形成的利益统治集团而进行再一次的革命——”

    李大钊:“这也是很谬误的。实质上,这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权力之争,在书中托洛茨基变换了一种说法。”

    毛润之:“总书记同志,对此我表示不同意。我认为，托洛茨基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与托洛茨基所揭露的事实，应该分开来看待。当前苏联已经出现的端倪苗头,并非托洛茨基凭空捏造也并非我们的邳想，它是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获得革命胜利，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党成为一个统治集团，并逐渐脱离人民，站到人民的对立面,这是一种必须考虑的情况。”

    李大钊:“嗯……毛润之同志,即使这些现象确实存在，也似乎并不能导向苏联共产党一定会走向脱离人民的统治集团的局面。”

    陈独秀:“嗯……”

    “总书记同志，李大钊书记同志,我想说说我的观点。”“毛润之书记所说的情况，是我们的确应该考虑的。”陈天衡发言。

    

    第七十九章，革命军第一迫击炮兵师

    郑超麟虽然极不情愿而且数次抗议,然而很遗憾,事实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

    现在广州听过他演讲的人,把托洛茨基的学说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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