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
八天的会议结束。
陈天衡拿到了油印出来的《二大宣言》。在晚饭时讨论过的那句话仍然出现在了宣言中。
“天衡同学在湖南一师看了多少书?都看了什么书?你们一师的图书馆这么强了?”
二大闭幕,毛润之、杨开慧要回湖南,李立三要去郑州,临行前从住的旅馆来陈独秀家里吃个饭。在饭桌上,陈独秀特地问毛润之陈天衡的事。
毛润之:“过去两个学期,陈天衡不是看书,而是扫书,图书馆的书他是一本不落,整书架从头到尾看过去的。”
陈天衡咳嗽一声:“也没那么夸张,扫书是粗读,遇到一些对当前或者未来的工作学习有用的书才细读。”
毛润之:“一师的图书馆藏书有限,尤其是新书太少,衡阳三师也一样。所以蒋先云和陈天衡,得让他们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才能满足他们的求知欲。”
陈独秀:“说到蒋先云和陈天衡,我有了一些安排。现在呢,我从复旦大学图书馆争取到了一个记录员的职位,上海大学我也问过了,他们暂时没有。不过,商务印书馆那边还可以招个小工,这就解决问题了。至于谁去哪,我看蒋先云就去商务印书馆,陈天衡去图书馆吧。商务印书馆有时候要干体力活的,蒋先云年岁大一些,能干活。”
陈独秀的安排陈天衡、蒋先云都没什么话说,两人点头同意。
陈独秀:“上海的几所大学对旁听都是很宽松的,只要不扰乱课堂和校园秩序,就都行。有些老师上课时不接受旁听生的提问,这你们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总之,有一份工作,收入能养活自己是最重要的,有了这个基础,你读书学习才无后顾之忧。”
“陈书记。我们党其实也是这样。”
陈天衡这句思维跳跃的话让在座的几人注意力都转到了他身上。
“前几天陈书记说了,党去年的组织经费支出一万七千元,其中一万六千是共产国际资助的。今年党的工作更多、活动更多,经费需求就算比去年高吧,两万多元应该也够了。”
“我就想,咱们这样一个党,一年就没有办法自己挣到两三万大洋?一定要共产国际几经周折把金卢布汇到上海,给我们花吗?”
陈独秀:“天衡,你的意思是,由我们现在的党员募捐或自己筹集出党的经费?”
陈天衡:“党费是一种经费的来源,另一种,是在采用了足够的安全和伪装措施的前提下,办公司或者企业赚钱。这可以称之为党产。”
(几个月前存的稿子,今天要发之前复看,手突然就抖了,一改就改到深夜……)
(从本周末开始更新频率加倍。)
第7章
陈天衡真是没想到。
在二大会场,从旁听席站起来和张国焘开杠,陈独秀没发脾气;
在陈独秀家里长篇辩论唱二大宣言草稿的反调,陈独秀没生气;
提建议党应该搞点自己的生意赚点钱——
陈独秀炸了。
这爆炸威力不小,不但陈天衡,连着毛润之也一起炸了。
陈天衡说党中央可以搞点党产经营,解决经费问题,毛润之当即表示这个想法很好。其实他也一直在考虑农民运动过程中的经费问题——不只是要钱,还要粮。农村搞土地革命没点暴力不行,毛润之现在已经在酝酿组建农卫队的事了。
此外在二大正式会议上毛润之就侧面提过,中国的革命应当主要由中国的革命同志干,可以接受苏联的意见指导,但主导权应该在中国同志这边,因为“莫斯科的指令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中央的经费如果能自主自立,就是保证上海的书记处在讨论革命主导权时有底气的关键。
“搞党产?经商?!不!不可以!”
陈独秀的回应十分激烈:“润之、天衡,你们的想法越来越跑偏了。经商是不可能经商的,只要我们还叫做共产党,就不可能经商的!”
毛润之:“打工挣钱又太少,中央局的同志事务性工作也非常多,抽不出太多时间去多接工作挣钱。各方面的工作都需要经费,随着革命工作的进行,花的钱越来越多,未来革命的形式总要走到武装夺取政权,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百万大军的粮草怎么解决?未来我们很难继续这样靠共产国际的资助维持运转。”
陈独秀:“我们是共产党,我们的宗旨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如果我们,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竟然要自己当资本家,我们的革命还是纯净的吗?”
毛润之:“从做人之道来说,就算我们假设苏联在资助我们的时候不附带任何私下的条件,难道拿金卢布作为活动经费就是好事吗?”
陈独秀:“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会尽自己一切力量阻止苏联方面不合理的私下条件。李大钊同志在北方也是这样的观点,所以二大他就决定不来参会,我和他总要有一个在二大之外。”
陈天衡:“陈书记,共产国际划拨给我们的经费,也不是我们的劳动所得。因此这两件事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
陈独秀摇头:“共产国际的经费来自于苏俄,现在的苏联。苏联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本质上绝对不一样。接受苏联的资助,从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立场来说,其实也问心无愧。”
“正因为共产国际的经费现在由苏联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所以我说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苏联的国家财政收入取之于苏联劳动者,是苏联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苏联从劳动者手中征收走了,用于苏联的国家机器运转,或用于资助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总之,苏联的劳动者自己,是无法享受他这一部分的劳动成果了。陈书记,有两笔钱,一笔钱是经苏联财政系统和共产国际两道中转到我们手里;一笔钱是由中国劳动者在一家公司里工作,而公司的利润直接到了我们手里。哪一笔都不是我们自己的血汗钱,都是我们拿到了地球上某个地方的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不是么?”
陈独秀看看毛润之,再看看陈天衡。
得,大小杠精又合体了。
这饭桌辩论还怎么辩下去?
“就连我们这桌子饭菜,也是佣人张阿姨的劳动成果呢。”杨开慧在这时候也插了一句。
陈独秀苦笑,但还是坚决地摇头:“党,尤其是党中央,现在还不适合做这些工作。就算搞经营是不是符合马列主义这些话题我不辩,我们现在的人员,我们现在的组织结构,都无法接受这种党内搞经营的主张。润之,你想想,这种事情,假如你在会议上说出来,有几个代表会同意?”
……
陈独秀发挥了他固有的封建家长作风(做派),无论毛润之和陈天衡怎么辩论他都不松口,说到最后他甚至“再这样下去整个中央书记处散伙得了”都说出口了。
“润之,到了湖南,我基本上就管不了你们了。我知道,在农村发动农民,最终总要会有钱粮支出,有支出就有征收,这一部分不算经营,你如果觉得有必要做,就去做好了。中央这边,尤其是上海这个地方,还是纯净一点好。”
第二天。
火车站送行,陈独秀和毛润之最后说几句话。
“仲甫,在这方面,有时候我们真还不如国民党。”
毛润之也直言不讳。
“首先,中山先生很早就将‘平均地权’与‘驱除鞑虏’并列放在一句话里面,他意识到了平均地权和驱除鞑虏是同样重要的事;其次,国民党现在由张静江掌控着若干产业经营,为他们的党提供经费。虽然这些经费没有换来国民党的胜利,但他们是一个会经营的党派。”
陈独秀:“说到国民党,共产国际在这次会议上已经表明了态度,他们正在促成国民党与共产党实行合作。只是,我主张的是国共党外联合,而马林认为合作方式是共产党员整体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些分歧,尽管在会前共产国际方面就已经透露了国共合作的态度,我在二大会议上还是没有将话说死。”
毛润之:“之所以马林觉得共产党员整体加入国民党为好,恐怕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状况。”
陈独秀:“过段时间书记处和执行委员会会再开一个会讨论此事的。”
毛润之转向陈天衡站着的位置:“陈天衡、蒋先云,你们到上海是游学,一师和三师的考试,有时间还是回来考一个。”
陈天衡:“学年年末肯定回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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