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社革大会，袁项城原本就想从思想文化变革着手，逐步抛出他的治国方针。
只不过，宋庆等人搞出来的终身大总统一事，打乱了他的布置。
所以，他只能先处理政治上的问题。
然而，袁项城并没有忘记，要在大会上吹响思想文化变革的号角。
他明白，不能简单的认为推行过共和思想，就觉得万事大吉了。
共和思想，只是针对国体、政体而言，对于国民们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方方面面，并不能做到处处通用。
所以，在旧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改造一番，推行新的更平等的儒家思想，就势在必行。
至于白话文加简体字，则早就已经酝酿了多年。
在这些年间，东亚时报一直以来，使用的都是白话风格的遣词造句，销量位居全国第一。
再加上共和之后，掀起了“共和白话运动”，￥SU：申报的全国性或地方报纸，也纷纷跟进，本时空报纸上的文章白话程度，几乎可以和原时空辛亥革命之后的程度媲美。
而袁项城所推行的简体字，也不是一拍脑袋的决定，并非完全仿照前世。
绝大部分，取自历史上使用频繁的草书与行书字。
剩下的，则是按照确定的逻辑与规则，对繁体字进行了系统化、全面化的删减。
不像原时空那般，简化字没有逻辑，部分字体简化了偏旁部首，但与之相似的字形却并未简化。
这套简体字方案，已经在关外的朝鲜地区，推行了多年，对于只会书写朝鲜谚文，而不会书写汉字的中下层朝鲜百姓来说。
“拼音+简体字”教育方式，让他们以极快的速度掌握了沟通交流所必须的500个基础汉字。
因此，国内南北战事结束之后，袁项城便决定在关内广大地区，推广朝鲜的简体字经验。
对于底层农民来说，朝鲜百姓和关内百姓在文化程度上，没什么区别。
朝鲜人能学会汉字，关内的国民，也一定能学会。
第493章纯辩经
事实上，在袁项城看来，认书识字这种东西，看似要在全体国民中推行，无比繁琐。
但真要做起来并不困难，属于操作上可行性极高的事，乃是“技术”的范畴。
而真正重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锻造共和新中华的思想根基，这才是重中之重。
立国之后，新的主义，新的思想，并不一定要有“儒”字的存在。
以往红儒会时期主张的“红儒主义、红儒思想”内核可以部分保留，但名字需要再做更改。
毕竟，关外已经开始逐步推行“儒教”了，立国思想若也有儒字，容易造成观感混淆。
就灵c[qi6舅、43仲N：如同原时空的三民主义，也分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一般，袁项城认为，在共和中华，要对原来的思想，进行新的解释与阐述。
那如何在已经共和的中华大地上，创造一种结合马主义与儒思想的新思想呢？
袁项城认为，很干脆或者很直接的移花接木，嫁接扦插即可。
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选取马与儒二者当中符合科学发展、又或者适合国人思想的部分，予以糅合改造。
一个主义，或者说一个思想最本质的能力，就是要会塑造人的三观。
无论这个人的三观有多正、多歪、多与世俗不同，只要被塑造出来，那就说明这个人已经被他脑海中的这个思想影响，甚至笃信这种思想。
好比后世的地平论和地圆论、信上帝与信科学等等之类的争议。
两方的差距，本质上，就是世界观的差距。
而儒家早期诸派中，无论是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材施教”、孟子“民贵君轻”的哲学思想，都蕴含着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
但汉代董仲舒混杂了道家、阴阳五行家之后的“天人合一”观念，又给儒家思想添加上了一种神秘唯心主义的色彩。
这个时候的儒学，可以说仅仅是一门学问，没有什么哲学体系，也没有什么世界观。
唐朝，面对佛教与道教的冲击，儒学家提出了“三教并行”的说法，想要规避儒家在世界观建构上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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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朱熹，借鉴了北宋张载、二程的思想，又结合了佛道的理念后，创造了“理”这一概念，让儒家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化的蜕变。
而明中后期，王阳明又提出了“心即理”的说法，将儒家向主观唯心主义改造。
以上种种，壹虽然让0儒学的哲学体0系越来越完整话，但也越玖来越唯心化，同四时他们都没叁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观阐述。
也就是说，在上千年的改造之下，儒家属于是既有“唯物”的成分，也有“唯心”的论述。
而这样一种模糊不清，含混松散的世界观，是不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20世纪西方哲学的冲击的。
所以，构造新的世界观，势在必得。
而新的世界观，就取自于马克思哲学当中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最终由物质决定。
那就从儒家典籍中，从孔子、孟子的论语、诗、书、礼、易、乐、春秋、梁惠王、离娄中挑出类似于“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唯物主义句子，来改造儒家的世界观。
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则依旧采用儒家原先的那一套。
在人生观方面，既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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