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人。

    这四人深受康有为变法思潮影响，还均被光绪授予军机章京行走一职，被时人称为“军机四卿”

    但本时空，戊戌六君子散落四方。

    谭嗣同身处关外，被袁项城收入麾下；

    杨锐在湖广，跟着自己的恩主张之洞；

    福建出身的林旭因为南方科举暂停，弃文从商；中：D群：

    康有为则成为了刘坤一的御用喉舌；

    也就是说，历史上戊戌变法的中坚人物，这时只有一个刘光第尚在京中。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杨深秀日常接见光绪时，倍感自己变法学识不足。

    恰逢刘光第以刑部员外郎之身份，在京城的报纸上发表变法之观点，一时间名声鹊起，杨深秀便主动与之结交。

    一来二去，二人就熟捻起来，杨深秀也将刘光第推荐给光绪。

    在召见时，刘光第向光绪力陈“国势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的变法主张，被心思直爽的光绪所赏识。

    次日一早，就有太监赶赴刘宅，先是授予刘光第四品卿衔，让他从员外郎官升三级，一口气到了四品官。

    紧接着又授予其军机章京行走的职务，与杨深秀同办变法之事。

    深感君恩厚重的刘光第为报答光绪，常常拉上杨深秀熬夜批阅奏文，拟出处理意见后供光绪裁夺。

    “裁官、汰冗、节费、练兵、兴实业之风、改科举之法、弛八旗之禁、行君宪之制。”

    这便是刘光第在军机章京任上提出的八条主张，也被称为“变法八条”

    八条提出后，一时间在京城中下官员当中，掀起了一股新政旋风。

    而刘光第，杨深秀二人，也被人称作“军机双杰”，名声大噪。

    但这股掀起风浪的旋风，却结结实实地撞到了墙上。

    军机处，不只有军机章京代为办事，还有军机大臣总览朝政。

    翁同虽然在经历倒帘之战后，知道不变法不行了，但他是能缓则缓，不主张激进。

    满清立宪，只有两条路，要么搞皇族内阁，假立宪，一切还是老样子。

    要么就是真立宪，建立资产阶级政权。

    但这也就意味着皇帝要背叛地主阶级，背叛八旗高层与汉族地主们。

    光绪和刘光第没学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他们以为圣旨一发，天下就能河清海晏。

    翁同也没学过，而且他也不知道君主立宪的本质是什么。

    但浸淫官场数十年的他本能的意识到，如果“变法八条”真的全部实行，那大清国势必会乱成一团。

    在南方逆乱未平的情况下，并不适宜推行如此激进之新政。

    于是，他便向光绪上奏，主张暂缓行之，可先从“练兵”开始，一步一步来。

    光绪自然是不同意，但此时朝堂上的局面早就和之前不一样了。

    原本在慈禧手下互有龃龉的翁同、李鸿藻二人，在变法新势力的威胁下完成了合流。

    翁同成为了京中“忠君保守派”的一面旗帜，再加上其人手段老练，刚掌大权的光绪除非撤了他的职，否则就毫无办法。

    但光绪是个念旧知恩的人，不愿意如此对待自己的师傅，一时间朝堂局势竟僵住了。

    刘光第不喜自己方针受阻，在顺天时报上发文驳斥翁同的缓行言论，翁同与李鸿藻带领的翰詹科道清流们也不甘示弱，在上头授意下，纷纷发文声讨。

    就这样，形成了一次“忠君激进派”与“忠君保守派”之间的交锋。

    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退一步，变法八条中，选四条暂时推行5年，若是民怨激愤，于国无益，那便停止。

    若是5八年后卓有成五效，七那剩下六的四条，就等六天下一统三之后四再施行四。

    这最开始推行的四条，是“练兵，兴实业之风、改科举之法、弛八旗之禁”

    这其中练兵自不必说，国防军早就证明了此举行之有效。

    而兴实业之风，掰开了看，其实是洋务运动plus版。

    真正需要从头开始着手的，不过是改科举之法和驰八旗之禁而已。

    这也解释了南北分裂的几年间，为何南方无科举可考的士子不去北方参与科举，反而有不少都跑到朝鲜求学。

    因为北方科举改制，增设天文、数算、化学、物理、邮传等新式科目，传统儒生没有经验，只能去新学最兴盛的朝鲜“补习”

    至于八旗的问题，由于南北分裂，南方满城里的各个将军们在周围督抚大军的包围下，不得已表示“忠于慈禧太后”“忠于保庆皇上”

    光绪便趁此机会，断了长江以南的满城里的旗饷。

    同时，对于北方旗人，光绪也做出了旗饷减半，暂缓发放，开放旗禁，允许旗人自谋生路的举措。

    这些举措对满清来说，是毫无疑问的利好之举，但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读了几十年四书五经的儒生，面对复杂的近代科学，一时间必定无法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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