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粟。”赵铁柱从怀中掏出一本薄册，翻开其中一页，“这是学生昨夜借阅的仁川驿通政简报。上面记着：去年仁川县共收秋粮三万二千石，上解京师一万八千石，留仓备赈一万四千石——可学生今日数过那三间草棚，最大一间不过容粮两千石，三间加起来，满打满算不足六千石。”
王湘接过薄册，指尖划过那行墨字，喉头微动。
就在此时，街口传来一阵喧哗。七八个衙役模样的人押着三个衣衫褴褛的汉子过来，为首一个捕快手里拎着半袋米，米粒灰黄，掺着沙石与稗子。那汉子脖颈上有道新鲜血痕，右耳缺了一角，却仍死死盯着那袋米，嘴唇翕动，却发不出声。
赵铁柱脸色骤变：“是盐户！”
他快步上前，用朝鲜话急问：“你们是哪处盐场的？为何被捕？”
那缺耳汉子抬起浑浊的眼，看了赵铁柱一眼，竟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黑牙：“盐场？我们早不是盐户了……上个月，监场老爷说盐引不够，把我们三十户全退了。退户没给安家银，只给了三升陈米，一斗霉豆……”他顿了顿，指了指那袋米，“这米，是我们昨儿夜里从草棚后墙掏出来的——棚子漏雨，米都泡涨了，浮在水面，我们捞了几把……”
捕快不耐烦地踹了他一脚：“闭嘴！偷官仓，砍手！”
王湘一步跨出，袍袖带风：“且慢。”
他走到那捕快面前，未亮官印，只从袖中取出一枚铜牌——通政司特制的“查勘通行符”，正面铸“通政司勘验专用”，背面刻“持此符者，如钦差亲临”，下方还嵌着一枚小小火漆印，正是苏泽亲批的“通政革新”四字篆章。
捕快一见铜牌，脸色霎时惨白，扑通跪倒：“小的……小的有眼无珠！”
王湘俯视着他：“你们从草棚后墙掏米，可曾见棚内存粮几何？”
捕快额头磕在地上：“回……回大人，小的不敢进棚，只守在外头。但昨儿夜里下雨，棚顶漏水，小的亲眼见那水……水是黄的，混着米汤往下淌……”
“黄的？”王湘追问。
“是！还泛酸臭味儿！”
王湘不再言语，转身走向草棚。赵铁柱紧随其后，从腰间解下水师学堂配发的黄铜罗盘与卷尺，又掏出一支炭笔，在随身携带的硬皮笔记本上飞速勾勒棚子轮廓。李得水则掏出照相机——江南制造局新出的“明辉牌”胶片机，镜头锃亮，快门清脆。
当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斜斜照进草棚时，棚内景象令人窒息。
三间草棚，两间空荡，仅剩一根朽梁悬在半空；第三间稍大，堆着几十麻袋，袋口松垮，米粒从缝隙里簌簌漏出，在泥地上积成一片灰黄色的滩。王湘蹲下身，抓起一把，捻开——米粒酥软，一捏即碎，指腹沾上黏腻的霉斑，凑近鼻端，一股浓烈的酸腐气息直冲脑门。
赵铁柱已量完尺寸，低声禀报：“大人，此棚长九尺，宽六尺，高五尺，按标准粮囤容积折算，最多可存米四千二百石。然现下所有麻袋加起来，不足千石。且袋中米皆霉变，不堪食。”
王湘站起身，拍掉掌心霉粉，望向远处海面。一艘朝鲜官船正缓缓驶离码头，船头高悬青底白鹤旗——那是朝鲜户曹的督运船。
他忽然明白了。
仁川县账面上的“留仓备赈一万四千石”，根本不在仁川。
它被装进了那艘船，正运往汉城，或是……某个更隐秘的地方。
而码头上那些饿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孩子，正用发青的手指，抠着草棚漏下的霉米粒，塞进嘴里，嚼得咯吱作响。
王湘没有下令查封，也没有当场斥责。他只对赵铁柱道：“记下：仁川草棚霉粮，共计九百八十七石零三斗，袋口无封印，编号混乱，霉变程度三级以上，不可食，不可饲畜，不可作种——按《大明仓储律》，当焚之。”
赵铁柱肃然提笔疾书。
王湘又转向李得水：“拍清楚。每袋，每粒，每处霉斑，每滴米汤。洗印三份，一份随本官直呈内阁，一份交通政司存档，一份……”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几个跪在泥地里的盐户，“送给冯学颜冯大使。”
李得水郑重颔首。
此时，赵铁柱忽地抬头，指着草棚角落一处不起眼的砖缝：“大人，您看那儿。”
王湘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砖缝里，嵌着半枚铜钱。铜钱锈蚀严重，却依稀可辨字迹：“万历通宝”，背面“工”字清晰。
他蹲下身，用指甲小心抠出铜钱，托在掌心。
赵铁柱轻声道：“这是去年新铸的‘工部监制’版。按例，此类铜钱只许在京师、南京、山东三地铸局发行。朝鲜境内，本不该流通。”
王湘凝视着那枚铜钱，良久，忽然笑了。那笑里没有温度，只有一种彻骨的寒意。
他合拢手掌，将铜钱紧紧攥住，指节发白。
原来如此。
所谓饥民，并非天灾所致；所谓仓廪，亦非年久失修。那是有人，将大明的铜钱，铸成朝鲜的饥荒；将江南的稻米，运成汉城的政绩；将水师学堂里一群农家子弟的报国热血，悄悄浇灌在另一片土地上，只为等它长出更坚韧的根，更深地扎进别人的江山里。
王湘抬起头，望向南方。全罗道的方向，海天尽头，阴云正悄然聚拢。
他低声说：“走。去忠清道。”
声音不大，却像一枚钉子，狠狠楔进潮湿的海风里。
赵铁柱立刻应诺，转身招呼同窗整队。那二十三名水师毕业生，列成两列，脚步踏在仁川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发出整齐而沉实的声响。
哒、哒、哒。
像二十四道惊雷，正缓缓滚向朝鲜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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