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内阁大学士、九卿重臣，都有给皇帝经筵的权力。

    所谓大学士，其实本来就是经筵官。

    此外，皇帝身边还有日讲官，这一般是翰林官员充任。

    理论上说，苏泽这样的九卿重臣，算是...

    船离仁川港时，天边正烧着一片赤金似的晚霞。海面被染成熔铜色，浪尖上跳动着细碎的光，像无数枚被风掀开的铜钱。王湘立在船尾甲板上，手中那封送往汉城的信笺早已寄出，可胸中却似压了一块湿透的棉絮——沉，闷，还带着点挥之不去的潮气。

    他原以为自己此行是查账、是问政、是替朝廷盯住济州岛水师衙门那一笔笔经手银两的去向。可从直沽码头初见赵铁柱起，再到仁川港外那群伸着手、张着嘴、眼窝深陷如枯井的饥民，再到此刻冯学颜那封由驿骑快马加鞭送来的回函，王湘忽然发觉：自己不是来查账的，是来撞墙的。

    冯学颜的回信极短，只三行墨字，却写得极稳，极冷：

    > “钦差所陈，下官已转呈国主。然朝鲜政事，自有法度；仓廪之实，亦有岁计。唯有一事敢言：仁川饥民，非今岁始，亦非本道独有。前月全罗道报灾，庆尚道亦有流民入济州者三百余口。钦差若愿亲验，下官可遣通事随行，自仁川南下，经忠清、全罗，至济州岛登岸，沿途所见，皆可为证。”

    信末无落款，只盖一方朱印：“朝鲜国都承政院咨文专用章”。

    王湘将信纸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指尖摩挲着那方印痕，仿佛能触到印泥底下尚未干透的油性。这不是推诿，也不是敷衍——这是邀请，是摊牌，更是无声的诘问：你既忧民，可敢看全貌？你既责吏，可敢溯其源？你既持天朝钦命，可敢走出官驿高墙，踏进泥地里走一遭？

    他忽然想起赵铁柱在甲板上说的那句话：“学生饭量大，听说水师学堂管吃管饱，学生就去了。”——朴素得近乎笨拙，却比六科廊里那些咬文嚼字、引经据典、句句不离《周礼》《左传》的奏章更扎心。饭量大，所以去；饿得慌，所以求活；活下来了，才谈得上报国。

    而仁川码头上的孩子，连“饭量大”这三个字都没资格说——他们连碗都没有。

    翌日清晨，通政快船在晨雾中缓缓启航。王湘未回舱室，整夜都在甲板上踱步，直到天光破晓，东方泛起鱼肚白。他叫来赵闵成与李得水，又召赵铁柱并两名水师学堂毕业生至前舱议事。舱内一张榆木长案，四盏油灯燃着豆大的火苗，映得人影在舱壁上晃动如鬼魅。

    “诸位，”王湘开口，声音微哑，却无半分迟疑，“本官拟改行程。不直赴济州，先下仁川，再循陆路南下，经忠清道，入全罗道，最后取道水路抵济州军港。沿途所经府县、驿站、屯所、盐场、仓廪，凡有文书可查、有仓可验、有民可询者，一律不得回避。”

    赵闵成皱眉：“大人，此举恐逾钦差职权。查账之事，本该拘于济州一地，若擅入他道，恐生枝节。”

    “枝节？”王湘冷笑一声，将冯学颜的回信拍在案上，“冯大使已明言：饥民非止仁川。若我等只查济州仓廪盈亏，却不问全罗道为何流民载道，不究忠清道为何税赋倍增，不察沿海盐户为何弃灶逃亡——那查出来的账目，不过是一张干净的皮，底下烂成什么样，谁又知道？”

    李得水沉吟片刻，低声道：“大人说得是。可若真走这一趟，怕是要耽搁半月以上。内阁限令两个月，咱们已在路上耗去五日，若再绕远……”

    “那就少睡些，多走些。”王湘目光扫过三人，最后停在赵铁柱脸上，“赵把总，你们二十三人，奉命赴济州报到，可有严令须某日之前抵达？”

    赵铁柱挺直腰背，朗声答道：“回大人！水师学堂教条第一条：‘军令如山，时限即铁’。然此令系指战备调度，非指日常调防。我等赴任文书上只书‘旬日内抵济州’，未定具体时辰。”

    王湘点头：“好。那便以十日为限，自仁川登岸起算。十日内，我等须勘完忠清、全罗二道三十七处仓廪、十八处盐课提举司分支、七座卫所军屯，再抵济州。若逾期一日，本官自请夺俸；若查出虚冒、克扣、挪移之实，本官亲执文书，直递内阁，附录实证，不假手于他人。”

    舱内一时寂静。油灯噼啪一声爆开灯花，火苗猛地蹿高一寸。

    赵铁柱忽地抱拳，单膝跪地：“大人！学生请命为向导！学生在水师学堂修习海图测绘与陆路堪舆，又曾随教官赴登州勘测海岸地形，对朝鲜南部地势略知一二。若大人愿行此路，学生愿为前驱，踏勘路径，联络通事，查验仓廪门锁、盐引字号、屯田界碑——凡需动手、动脚、动眼之处，学生必躬身而为！”

    他身后两名同窗也齐刷刷跪倒：“学生愿随赵兄效力！”

    王湘没有立刻扶起他们。他盯着赵铁柱额角沁出的汗珠，盯着他粗粝手掌上尚未褪尽的老茧，盯着他眼中那股子不容置疑的亮光——不是官场里练出来的机巧，不是科举场上磨出来的圆滑，而是中学堂里背过的《孟子》、水师学堂里抄过的《海国图志》、操场上喊过的“卫国！报国！强国！”一齐淬炼出来的光。

    他终于伸手，将赵铁柱扶起。

    “不必跪。”王湘声音低缓，“你们站着说话，才像我大明的新军官。”

    船靠仁川码头时，天刚蒙蒙亮。王湘未乘官轿，只带赵铁柱与两名御史步行入城。仁川城小，石板路窄，两旁屋舍低矮，檐角歪斜，墙皮剥落处露出黑褐色的朽木。街巷里静得诡异，偶有犬吠，也嘶哑无力，像被掐住了喉咙。

    赵铁柱一路默记地形，指着一处塌了半边的土墙道：“大人，此处原是仁川县仓旧址。学生听通政司驻仁川驿丞讲过，三年前一场暴雨，仓房坍塌，粮秣浸水霉变，尽数焚毁。此后新仓未建，旧仓未修，县里只在码头边搭了三间草棚，权作临时收储之所。”

    王湘脚步一顿：“焚毁？焚毁之后，账目如何销除？”

    “说是报了‘天灾’，由户部核减仓额，准予三年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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