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清晨，苏泽带着连夜拟好的奏疏，召集吏部公议。

    吏部侍郎申时行自然是鼎力支持，苏泽在吏部权威日重，这份他亲自拟定的奏议，立刻成为吏部共议的议题，加盖吏部大印后，送到通政司。

    通政司见...

    苏泽刚踏出内阁议事堂的门槛，迎面撞上正欲入内的中书舍人，对方手里捧着一叠尚未拆封的加急奏本，封皮上赫然印着“澳洲总督府急递”朱砂印记。那舍人一见是苏泽，忙侧身让道，躬身道：“苏尚书留步，此乃澳洲林景大人亲笔密奏，鸿胪寺沈卿已批‘即呈内阁’，刚送至中书门下，尚未及誊录。”

    苏泽眉梢微动，未接，只道：“既未誊录，我便不越制阅看。你速送入内阁，若诸公议毕尚在，烦请高相再赐一观。”他语气平和，却字字清晰，既守了中书门下五房与内阁的文书分际，又不动声色点了林景这封密奏的分量——寻常公文岂须沈一贯亲批“即呈”？更不必劳驾中书舍人亲自捧来。

    那舍人应诺而去。苏泽却未回吏部，反转身踱向宫墙边一株百年银杏下。秋阳斜照，金叶簌簌，他从袖中取出一枚黄铜怀表，表盖轻启，秒针正以极稳的节奏“嗒、嗒、嗒”行走，清脆如露滴石罅。这不是官造样表，而是京师钟表坊新出的“子霖款”——表盘右下角阴刻一行小字：“隆庆十九年秋，匠人周良恭制，奉苏公命，试作百具，验市舶之用。”此表不售于民，专供外藩使节、商团头领及海贸大贾，表内机芯暗藏两处精妙：一是擒纵轮镶有三枚极细金刚石齿，耐磨十年不偏；二是发条盒内置双弹簧叠压结构，上满链可走时七十二时辰，远超佛郎机舶来货的二十八时辰。前日元嘉树在果阿报告中特提一笔：“大明新式怀表，走时之准，欧陆无一国可及，然其价昂，仅王公可购，庶民但闻其名。”

    苏泽合上表盖，指尖摩挲着冰凉铜壳。这表不是军器，却比火铳更锋利——它丈量的是时间，而时间，正是工业文明最精密的刻度。他忽然想起昨夜灯下读到的一则旧档：嘉靖末年，广东市舶司曾截获一艘葡船，舱中藏有三十架自鸣钟，皆为欧陆作坊仿制大明万历初年流出的“水运仪象台简化版”，虽能报时，却日差半刻，齿轮常卡滞。彼时工部驳回了销毁令，只命匠人拆解登记，存于武英殿库。十年后，隆庆朝新设钟表局，首任提督正是当年拆解那三十架钟的匠首赵守义。此人闭门三年，将欧陆三十种故障拆解图谱汇为《西器病源录》，又据此反推改良，终成今日“子霖款”的底子。

    原来所谓技术壁垒，从来不是一道铁壁，而是一道不断被自己人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活墙。

    正思忖间，身后传来沉稳步履声。苏泽未回头，只将怀表收入袖中。来人果然停在他身侧，袍角微扬，是高拱的玄色鹤补官服。

    “子霖不回吏部，倒在此处听风？”高拱声音低缓，却自带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

    苏泽拱手：“不敢。只是方才内阁所议，钟表印刷机一事，臣心中尚有一隙未明，故驻足澄思。”

    高拱抬眼望向银杏枝头一枚将坠未坠的枯叶，忽道：“雷礼今日之虑，非杞人之忧。他任工部尚书十年，亲手督办过七座官办钟表坊、十二处印刷工场。那些工匠的名字，他能叫出八成。他怕的不是佛郎机人买表，是怕某日欧陆某个乡野铁匠铺里，叮当敲打声中，竟也冒出一枚能走准时辰的擒纵轮。”

    苏泽静听，不接口。

    高拱却话锋一转：“可你知道么？去年冬，直沽港报来一桩奇事。一艘澳洲商船卸货时，舱板裂开，露出夹层里藏着的三百套粗纺布梭子——全是直沽官纺厂淘汰的旧式木梭，因磨损过大，官坊已弃用三年。可澳洲人买去，竟在悉尼河畔建起十六家小织坊，用这些旧梭子，配本地羊毛，织出的呢绒比满剌加转口的还厚实三分。”

    他顿了顿，目光终于落回苏泽面上：“子霖，你说，这算不算‘偷技’？”

    苏泽答得极快：“不算。那是他们花了真金白银，在市舶司缴了三成税，从直沽官坊库里正经买的废料。”

    “可若他们买去后，拆开琢磨，仿出新梭子呢？”

    “那便更好。”苏泽声音沉定，“直沽官坊今春已投产新式钢梭，效率是旧梭四倍，磨损寿命长十倍。旧梭的图纸，连工部库房都已烧了。他们费十年功夫仿出旧梭，我大明的新梭早迭代三次。届时他们仿的，不过是博物馆里的标本。”

    高拱忽而笑了，那笑纹深而锐利：“所以你才说，堵不如疏？”

    “是。”苏泽坦然，“堵，是把技术锁在铁匣里，钥匙却攥在别人手上——他们撬不开匣子，便凿墙挖洞，终有一日掘穿。疏，是把技术铺成一条大路，路上竖满路标：此处限速，此处收税，此处设驿——路是他们的，标却是我们的。他们走得越欢，越要按我们的规矩交钱，越要依赖这条路的驿站补给。待到某日，他们发现没了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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