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杂志的编辑部，是挂在《岳父新报》下的，主编由《乐府新报》主编张位亲自负责。

    自从实学会经费开始划拨以来，向《格物》杂志投稿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这些稿件五花八门，从算学到经济学，什么样的都有...

    范宽的《京畿村社经济调查》在内阁引发的涟漪，远未平息。它像一粒石子投入静水，起初只是圈圈微澜，可当苏泽两份奏疏接连落地，又经小皇帝亲自过问、经筵点题，那水波便层层推涌，终于漫过顺天府衙的门槛，漫进河头庄的土墙根下。

    孙文启没再等朝廷派来钦差或督工，他只等到了一张盖着户部朱印的红纸——《京畿首批工业用地转化批文（河头庄试点）》，上面清清楚楚列着十二亩七分三厘的田地编号、四至、原主姓名，以及一枚新铸的“工契”铜章拓印。那印章边缘微糙，字口深峻，压在泛黄的桑皮纸上，像一道无声的契约。

    他把红纸钉在祠堂正梁下，底下摆了张八仙桌，桌上搁着三炷香、一碗清水、一方墨砚。次日清晨，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了，连蹲在村口槐树下晒太阳的老冯也拄着拐杖挪到了门槛边。没人说话，只听见香火青烟袅袅上升，盘旋于梁木之间。

    孙文启没念文书，只将红纸展开，用炭条蘸墨，在背面画了一幅图：一条横线是古运河，一条竖线是村东引水渠，中间交叉处，他点了两点——一点标“缆绳厂”，一点标“合作社账房”。然后他退后一步，说：“这十二亩地，从今往后，地契上写的不是‘永业田’，是‘工契地’。官府不收田税，但厂子赚了钱，要交商税；厂子亏了本，官府也不贴补。地还是咱们的地，只是用途变了——从前种麦子，往后绞麻绳。”

    人群里嗡地一声，像蜂群受惊。有人嘀咕：“绞麻绳？能卖几个钱？”也有人抬高嗓门：“我那二亩地就在渠边，要是建厂，水渠改道咋办？”冯老实突然咳嗽两声，抹了把嘴，沙哑着嗓子问：“孙吏员，厂子谁管？机器谁买？赔了算谁的？”

    孙文启没答，只转身从供桌底下拖出一只樟木箱。箱盖掀开，里面不是银元，而是一叠蓝布封皮的册子，每本封皮上用朱砂写着户主姓名：李大栓、王铁柱、赵秀英……共二十四本，正是此前登记愿售田骨的全部农户。他抽出其中一本，翻开内页，指着一行小楷：“李大栓，原田骨五亩三分，已交割，得银元一百二十圆整。此款不取息，不分期，全数转为‘河头庄绳索生产合作社’股金，每股十圆，计十二股。”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脸：“诸位手里的蓝册，就是你的股证。厂子开张，你就是东家；厂子盈利，按股分红；厂子招工，优先雇你家青壮。若不愿入股？田骨照旧归还，红纸作废，咱们再另议。”

    风从祠堂破窗灌入，吹得香灰簌簌落下。李大栓第一个挤上前，盯着自己名下的蓝册看了许久，忽然伸出粗粝的手指，蘸了蘸碗里的清水，在供桌边缘写下两个字：“我干。”水字未干，王铁柱也蹭上来，咬破食指，在旁边按了个血印。

    当天午后，村公所就搬进了新修好的公房。青砖墙刚砌好，石灰还没全干，墙上却已钉了三块木牌：左边是“合作社章程”，右边是“工契地明细”，中间一块最大，墨书八个大字：“账目公开，村民查账”。冯老实带着四个老汉轮流坐镇，门口支起一张条案，案上放着三样东西：一册总账、一副老花镜、一把铜钥匙——钥匙插在锁眼里，谁想看账，自己开柜，自己翻页，自己核对，村公所的人连茶都不给倒一杯。

    范宽第三次来河头庄时，恰逢第一批麻料运抵。那是从山东登州船运来的苘麻，成捆堆在刚平整出来的晒场上，青褐色的纤维在秋阳下泛着油亮光泽。十几个汉子赤着膊，正用木槌捶打麻秆，噼啪声如春雷滚过干涸的河床。孙文启蹲在场边，手里捏着一根刚搓好的麻绳，拇指用力一捻，绳股紧实，毫无松散。

    “范学士来得巧。”他起身擦汗，“昨儿范氏钱庄的伙计刚走，贷银五百圆到账。我们没买新机器，先租了两台水力绞车——就装在东头水碓旁，借水力省人工。另外，从天津请来个老师傅，教咱们自己改旧纺车，加装导轮和张力器。”

    范宽没接话，只弯腰拾起一段断麻，凑近鼻端闻了闻。有股微腥的植物汁液气息，混着水碓溅起的潮气。“麻质不错。”他点点头，“登州麻韧性强，比江南的强三成。”

    “正是！”孙文启眼睛一亮，“所以老师傅说，咱们不单能做普通缆绳，还能试制‘双股浸胶绳’——给船厂供货。范氏钱庄答应，只要样品合格，预付三成定金。”

    范宽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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