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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树声微微颔首，似有所悟。

    苏泽却不歇气，又自袖中抽出第三件物事——一叠泛黄纸页，竟是数份不同年份的《吴县乡约》抄本。他展开最旧的一份，崇祯元年，条款森严，以“敦孝悌、重农桑、黜异端”为主；再展崇祯三年，则新增“禁克扣工价、限夜作时辰、设工坊议席”；至万历五年最新本，赫然列有“雇工可举坊董、坊主须赴义塾讲习、代役银稽查由雇工代表参与”三条。

    “乡约非官颁，乃坊议而成。”苏泽道，“每月初一，各坊设‘工议台’，雇工推举三人，与坊主、里正、医署吏共议坊务。代役银如何用、义塾如何教、炭薪如何分，皆需工议台画押方准施行。蔡知县亲赴七坊，坐听三日，而后将工议之言，汇入新版乡约。”

    张居正猛地起身，绕案踱步三匝，忽停步，盯着苏泽：“你此番所陈，非为辩吴县之是非，实为立一新制？”

    “不敢。”苏泽深深一揖，“臣所陈，不过吴县之实。然实者，即理之胚芽。一条鞭法若止于‘折银’，终是术；若能借银为引，导出民籍、坊治、权责之新局，则为道。术可效，道可传。吴县之砖，今日埋于北市桥，他日或可铺向金陵、临清、佛山——只要朝廷肯认此砖为‘籍’，肯许此议为‘政’，肯将‘役银’二字，从‘负担’正名为‘准入之钥’。”

    他顿了顿，声音陡然拔高，字字如凿：

    “诸公所争吴县、介休，表面是法条曲直，实为两条路：

    一条，是介休之路——以新政为皮，裹旧蠹之核，借金融之巧，行盘剥之实，使民愈困而官愈富；

    另一条，是吴县之路——以新政为桥，渡工商之变，借税收之衡，立民籍之信，使民愈安而国愈固！

    王国光赞介休‘民皆称便’，因所问者，唯乡绅父老；

    韩楫斥吴县‘盘剥商贾’，因所察者，仅坊主账房。

    而周弘祖见票号兑银之弊，于慎行见雇工领砖之喜——二者皆真，却只见半壁江山。

    故臣斗胆，敢请内阁明颁一道札子：

    一、严查介休票号，追缴赃银，革卢见微职，彻查山西布政司金融监管之失；

    二、嘉勉吴县蔡言，擢知苏州府同知，专理‘工商籍政’；

    三、敕户部、礼部、都察院合拟《坊籍试行则例》，于苏、松、常、镇四府先行；

    四、更关键者——请太子殿下颁诏，明定‘代役银’三字，自万历六年始，正名为‘民籍准入银’！”

    满室无声。

    窗外忽有风过，卷起值房檐角铜铃，叮咚三响。

    张居正仰首望梁，良久，忽而朗笑：“好一个‘民籍准入银’！苏泽，你今日所呈，非奏疏，乃檄文！”

    高拱亦缓缓起身，走到苏泽面前，凝视他袖口那枚银线云纹，忽然伸手，轻轻拂去纹路上一点微尘。

    “此纹，当配新名。”他声音低沉，却字字入耳，“自今日起，东宫密奏直呈者，不称‘密奏’，称‘籍政疏’。”

    他转身，面向诸阁臣，袍袖一振：“传老夫手谕——即刻誊录苏泽三册一砖一约，分送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日后，内阁集议，不议吴县对错，只议——我大明，可愿为三万流寓之民，铸第一方‘籍政之砖’？”

    苏泽垂首，肩头微不可察地一松。

    他知道，那方青灰陶砖，终于叩开了京师朱门。

    而砖缝里钻出的第一株草芽，名字叫“国民”。

    ——不是“子民”，不是“编户”，不是“丁口”，是“国民”。

    当李阿大的儿子拿着那张代役银收据，走进吴县义塾，先生问他姓名籍贯，他不必再嗫嚅着说“常熟人，流寓”，而是挺直脊背，清晰作答：“学生李栓子，吴县坊籍丙字壹仟贰佰叁拾肆号。”

    那一刻，大明的疆域，在官府的舆图之外，悄然多了一寸——那是三万双沾着丝线与浆糊的手，共同夯出的、带着体温的疆土。

    苏泽走出内阁，春阳正好，照得他袖口银线云纹灼灼生光。

    他没回值房，而是拐进隔壁通政司廊下。那里，新到的《商报》刚贴上布告栏，头版大字赫然：

    【役银正名论：从“代缴”到“准入”，我们缴的不是银，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姓名权！】

    底下一行小字，是本报特约撰稿人署名：吴县织工李栓子（代笔）。

    苏泽驻足良久，忽然从怀中摸出一枚铜钱——那是他昨日在吴县码头，李阿大硬塞给他的“谢砖银”。铜钱边缘已被磨得温润发亮，正面“万历通宝”，背面隐约可见一道极细的刻痕，凑近才辨出，是两个歪斜小字：

    “李记”。

    他攥紧铜钱，掌心沁出汗来。

    原来所谓近代国家，并非高阁宏论，它就藏在这枚被汗水浸透的铜钱里，藏在李阿大冻裂的手掌中，藏在李栓子义塾课本扉页上那个用力描了三遍的“吴县”二字里。

    路还长。介休的毒瘤要剜，吴县的嫩芽要护，全国的砖窑要建。

    但此刻，苏泽知道，那第一方“籍政之砖”，已然烧制出炉。

    青灰，粗粝，棱角分明。

    上面没有龙纹，没有玺印，只刻着一行字：

    万历五年·吴县·民籍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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