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商报》头版便是一行粗黑标题：
《咒君父者，国贼也！》
这篇文章都是白话，可并不是那种市井的话语，偏偏还能看出点文化。
简单的说，就是读书人故意用白话写成的，就是为了让普通...
内阁值房内烛火摇曳，窗外蝉鸣嘶哑，暑气蒸腾。高拱将手中朱笔搁在砚池边，墨迹未干，映着灯影微微泛光。他盯着李超，目光如钩，却无半分责备，反倒透出几分久别重逢的锐利：“杨思忠？他不是早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副使之后，永乐末年就告老还乡，在泉州养病养了三十多年？连通政司的档案都快发霉了，你竟还能把他翻出来？”
李超垂手而立，袍角微垂，声音不高，却字字沉实：“师相记得没错。杨老先生确已八十有三，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尚能登舟踏浪。前月南洋使馆张宣遣密报送来一匣旧档，里面夹着三封泛黄手札，皆出自杨思忠之手——是他当年在满剌加滞留半年所记《番邦风物志》《海港图考》与《夷情辨略》。其中一句‘满剌加非国而藩，非土而枢，其地不可自立，其人不可自治’，恰是今日困局之解钥。”
高拱眉峰一动，伸手取过案头那匣旧档，抽出最上一封，纸页脆黄，墨色却依旧清峻，落款处“永乐二十一年秋，泉州西坊寓所”的小楷，力透纸背。他指尖抚过“其地不可自立”六字，忽然抬眼：“他既知其不可立，当年为何不奏请朝廷设巡检司、置市舶分司？”
李超躬身道：“因彼时天子重北虏，轻南洋；又因满剌加王室恭顺如初，岁贡不绝，朝中诸公皆视其为‘无忧藩篱’。杨老先生曾密陈兵部，言佛郎机帆影已见于苏门答腊西岸，然文书石沉大海。他归乡前，将三册手稿交予族中幼孙，嘱曰：‘待中原水师真能横渡重洋，再启此匣。若不见舰影，勿示人。’”
值房静了一瞬。
张居正不知何时踱步进来，袖口沾着墨痕，显是刚从文渊阁赶回。他接过那封手札，只扫一眼，便颔首道：“杨公当年所言‘其人不可自治’，非指郑怀远无德，实指满剌加四百年来，王统屡断、教化不一、城邦散裂、方言杂糅。佛郎机据港后，强征税赋，驱民入矿，更纵倭寇、葡商、阿拉伯船主分治各埠，连港口守卒都说三种话。郑怀远虽通汉籍、习弓马，可他在泉州长大，京师成名，满剌加百姓识其名者，十不存一；认其面者，百中无二。他若归国即位，非但难服诸酋，反成各派挟持之傀儡。佛郎机人只需暗中挑拨一二，不出三年，满剌加必裂为五城七寨，互攻如仇。”
赵贞吉倚在窗边，听至此处，缓缓转身。他左臂缠着新换的素绢，血迹洇开一点淡红，像雪地里落下的梅瓣。“所以……”他声音低哑，“郑怀远献土，不是怕朝廷疑他，而是怕自己真坐上那个王座，第二天就被砍了脑袋，还要背上‘卖国’恶名？”
“正是。”李超接道，“他递《纳土归明表》那日，已悄然修书三封：一封送泉州族中叔伯，请他们代管祖宅香火；一封寄南洋使馆张宣，托其照看流落马六甲的三位堂妹；最后一封，封皮无字，只压着一枚铜钱——那是他祖父逃难时带出的最后一枚满剌加铸币，正面是苏丹徽记，背面已磨得光亮，只余一道浅浅的龙纹轮廓。”
雷礼一直沉默，此刻忽道：“那铜钱……可是宣德三年，我大明册封满剌加国王时，特赐的‘永镇南疆’钱？”
李超点头：“正是。郑怀远将它压在信上，意思明白——他不要王印，只要一枚故国信物，供在祠中，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
高拱久久未语。他踱至墙边，那里悬着一幅绢本《万里海疆图》，自辽东至琼州，再蜿蜒向南，墨线止于“满剌加”三字。如今这三字旁，被人用极细的朱砂笔，添了一枚小小篆印，印文是“大明水师提督府”。那印鲜红如血，却稳如磐石。
“所以，”高拱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如钟，“不收其土，不成其藩；收其土，又伤其义。两难之际，杨思忠留下一条老路——不是设县，不是封王，不是纳土，而是‘借地’。”
张居正眼中精光一闪：“借地？”
“对。”高拱转身，目光灼灼，“满剌加不设郡县，不改官制，不撤王号。郑氏仍为‘满剌加国主’，世袭罔替，奉大明正朔，用大明历法，行大明律令。然国主不得擅调兵马、不得私铸钱币、不得自辟官吏——其权柄，悉由‘大明南洋经略使司’代掌。”
赵贞吉皱眉：“经略使司？此乃军职，岂可理民政？”
“所以，”李超微笑，“须设‘南洋布政分司’，与经略使司合署办公，一文一武，共治一方。布政分司长官，由户部择贤简放，五年一任；经略使，则由水师提督兼任，驻节满剌加港，统辖水陆防务。二者互不统属，遇事会商，争执则报中枢裁决。”
雷礼捻须道：“如此一来，郑怀远仍是国主，体面不失；朝廷实控咽喉，兵权在握；藩国名分犹存，其余诸国观之，亦无惧心。”
张居正却摇头：“仍有破绽。布政分司若只管赋税、刑名、教化，经略使司只管水陆营伍，那海港关税、商船查验、蕃货抽分，归谁？市舶司章程如何订？若两司推诿，或争利掣肘，反致政令不通。”
高拱笑了：“所以，杨思忠手札末尾，另附一页薄笺，题曰《设监司议》。他建议，于满剌加港设‘南洋市舶监司’，专司通商诸务。监司不隶布政，不属经略，直接受命于户部与兵部，双印合勘，方准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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