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码到这会儿，让卫东还以为自己要争夺的是欧公子这点汽车生产核心技术。

    而且是在九七之前的拉扯，那就要搞出点名堂来。

    于是整个工作立刻马上展开。

    摇人。

    不光比尔当晚就从纽约...

    七机部的人是坐着一辆深蓝色的伏尔干吉普来的，车身上没挂牌照，但挡风玻璃右下角贴着一枚铜色徽章——三枚交错齿轮托起一弯新月，底下一行小字：国家航天工业委员会技术协调局。这徽章十年前还叫七机部，后来改过几次名，可老同志、老单位还是习惯喊七机部，就像沪海人管爱克斯大厦叫“老外楼”，哪怕里面早没了洋人。

    带队的是个戴眼镜的老工程师，姓严，五十出头，鬓角霜白，袖口磨得发亮，手里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袋，边走边低头看腕表，脚上那双黑布鞋沾着码头泥水，却走得极稳。他身后跟着三个年轻人，两男一女，都穿着洗得泛白的蓝工装，胸前别着金属铭牌，上面刻着“航天材料所·试验组”。没人说话，连脚步声都压得极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让卫东正蹲在滩涂边一块半浸水的水泥墩上，裤管卷到小腿肚，左手拎着半截塑料管，右手用镊子夹起一尾刚捞上来的病虾——通体灰白，腹部泛青，触须软塌塌垂着，鳃丝已呈暗褐溃烂状。他没抬头，只把虾翻了个面，指着腹节一道细如发丝的浅红裂痕：“严工，你看这个。”

    严工程师没答话，只蹲下来，从牛皮纸袋里掏出一副乳胶手套戴上，又取出一支微型放大镜，凑近看了足足半分钟。他呼吸很慢，镜片上蒙了层薄雾，也不擦。旁边张凌云默默递上一杯热水，他接过，喝了一口，喉结滚动了一下，才开口：“不是病毒，是支原体变异株，带强寄生性。去年华南先爆，今年顺着洋流北上，黄海、渤海都已检出阳性样本。但你们这儿的虾，死得比别处快——因为水温高、密度大、换水频率低，它就不是病，是生态崩溃。”

    让卫东终于抬眼，目光沉静：“所以不是治虾，是治塘？”

    “对。”严工把放大镜收进袋中，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泥，“你们建的养殖区太密，三十亩一个塘，六千尾起步，饲料全靠进口鱼粉加抗生素拌合，三年没清淤，底泥厚达四十公分，硫化氢、氨氮常年超标。虾不死才怪。这不是天灾，是人祸——是‘快钱逻辑’在滩涂上长出来的癌。”

    这话一出口，围在旁边的韩斌、何月梅、粱嘉辉等人全都静了。没人反驳，也没人插嘴。他们刚从码头回来，西装外套还搭在臂弯里，领带松了一半，脸上带着风尘仆仆的疲惫和一点尚未褪尽的亢奋——毕竟刚亲眼看着二十台岸桥同时起吊，集装箱堆叠如山，那种现代工业的磅礴节奏还在血管里奔涌。可此刻，站在腥咸潮湿的滩涂上，听着一位穿布鞋的老工程师用“癌”字形容自己亲手推动的产业，没人觉得冒犯，只觉胸口被什么钝物撞了一下。

    严工没停，转身指向远处几排新建的砖瓦房：“那些养殖户宿舍，用水是自来水，但排水直排入塘？你们搞基建，光修路盖楼，没修污水处理站？连渔村改古镇的方案里，都写了仿古石桥、茶楼戏台、民宿手作坊，唯独没写‘养殖尾水净化系统’四个字。”

    张凌云脸红了，低声说：“我们……真没想那么细。”

    “细？”严工苦笑，“你们把码头修得比欧洲还阔气，岸桥买得比新加坡还多，可连最基础的循环水系统图纸都没看过一眼。现在虾死了，你们心疼的是三千吨产能、几百万损失，可渔民呢？他们全家指望这一季卖虾供孩子上学，修房子，看病。你们赔得起，他们赔不起。”

    让卫东慢慢站起来，抹了把脸上的盐霜，声音不高：“严工，您今天来，不只是诊断吧？”

    严工点头，从牛皮纸袋里抽出一叠A4纸，纸页边缘已微微卷曲，印着“航天材料所·生态适配工程组内部简报（绝密）”字样。他翻到第三页，指着一张手绘草图：“这是我们在酒泉基地试验了两年的东西——不是火箭，是‘地底根系过滤墙’。用航天级耐蚀合金网做骨架，填入火山岩、牡蛎壳粉、活性菌群复合基质，埋在塘底三十公分以下，形成生物-物理双重屏障。每亩成本两千八，寿命八年，不耗电，不加药，能降解氨氮七成，吸附重金属九成，还能把硫化氢转化成硫单质沉淀下来。去年在海南试了五十亩，病虾死亡率从百分之六十三降到百分之七。”

    众人屏息。韩斌下意识掏出笔记本，笔尖悬在纸上，没落下去。

    “但我们没有推广渠道。”严工把简报合上，“七机部不产虾，不卖饲料，更不管渔政。我们只造东西，造完了锁在仓库里，等上面批文、等财政拨款、等试点名额……可虾等不了。昨天我路过渔港，看见一个老头蹲在码头啃冷馒头，手里攥着三张病虾检测单，一张是县里开的，一张是省里，一张是农业部水产站——三级结论都是‘无特效药’。他问我，工程师同志，你们上天的本事这么大，能不能帮我们把虾救活？”

    让卫东没说话，只是伸手，把那份简报接了过来。纸页微潮，带着淡淡的油墨与铁锈混合气味。他翻到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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