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伯没查到东西，周汉斌会更疯。他现在知道有人在跟他抢东西，但不知道是谁、不知道东西去了哪、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对手，比什么都知道的更可怕。”赵振国解释道。

    宋卫东沉默了一会儿：“那怎么办？”

    “凉拌呗，只能静观其变，以不变应万变了...”赵振国把烟蒂摁灭在路边的垃圾桶上，“然后等着看他下一步做什么蠢事。”

    三天后，周汉斌收到了邓伯的调查报告，全文只有不到三百字。

    纸质泛着微......

    “电影。”赵振国吐出一口烟，声音低沉却清晰，“港岛的电影，是他们最拿得出手的文化名片，也是最能钻进老百姓心里的东西。”

    周振邦一愣，随即皱眉：“电影？可咱们这边……没多少人懂这个啊。导演、编剧、制片，全是港岛自己的班子，连胶片厂都是英资控股，咱们插不进手。”

    “谁说要插进手？”赵振国笑了，手指轻轻敲了敲车窗边框，“我不是去当监制，也不是去拍主旋律大片。我是让‘他们自己’讲‘他们自己’的故事——只是故事里，得埋一根看不见的线。”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窗外飞速倒退的梧桐树影上：“黄罗拔三年前就在尖沙咀注册了一家‘海风影业’，名义上做海外发行代理，实际只接两样活：一是帮内地纪录片公司把片子剪成粤语版，在港岛社区中心和工人夜校放；二是收购老片库，尤其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些被删减、禁映、散佚的港产文艺片——不是冲着票房，是冲着底片。”

    周振邦眼睛亮了：“你是说……修复？重映？”

    “对。”赵振国点头，“但不是原样放。我们找人重新配乐，加字幕时不动声色地补两句旁白。比如《阿Q正传》粤语版，当年只放了前半截，后半截说‘不宜放映’。我们补全，还在片尾加三十秒黑屏字幕：‘1936年上海联华出品，195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修复版，由港岛文化保育协会协助完成’。不提政治，只提‘修复’‘保育’‘共同记忆’。”

    “再比如《怒潮》——七十年代初那部讲渔民抗台风的片子，原本结尾是渔船沉没、渔民死光，悲壮收场。我们找人重剪，保留原镜头，但把最后五分钟换成当年真实新闻影像：1978年广东沿海重建渔港，渔民领新船下水，孩子在码头跑着喊‘阿爸回来啦’。音轨用原声，画面叠印字幕：‘1978年，粤西渔港重建工程竣工，覆盖三十二个公社，惠及八万渔民。’”

    周振邦听得呼吸都慢了半拍：“这……这是在悄悄改叙事？”

    “不是改，是接续。”赵振国纠正道，“他们以为自己在看老电影，其实是在看一条没断的线。港岛人从小看《孤儿救祖记》《马路天使》，知道内地早就有电影，有技术，有情怀；但他们不知道，这些片子后来怎么活下来的——是谁在六十年代偷偷藏胶片，是谁在七十年代冒着风险翻印拷贝，是谁在八十年代把底片运过深圳河，交给广州电影胶片厂做硝酸片抢救。这些事，我们不说，但资料得留着，等时机到了，让港岛的电影学者自己挖出来。”

    他伸手从西装内袋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去：“喏，里面是四十七部修复清单，已经做完的十九部，存放在中环一栋老楼地下室，恒温恒湿，编号对应内地国家电影档案馆的原始登记号。梁先生亲自盯着做的，每盘胶片都有双份备份，一份在港，一份在深圳湾底下的保税仓储区，温度湿度跟港岛一模一样。”

    周振邦接过信封，指尖有点发烫：“你什么时候开始干这个的？”

    “八一年。”赵振国笑了笑，“比你调去外经委还早半年。那时候港岛还在谈‘九七之后怎么办’，报纸上天天吵‘信心危机’。我就想，与其等他们信不信任我们，不如先让他们认得清——原来我们一直都在，没走远，也没失联。”

    车子驶入一段缓坡，路灯稀疏起来，车厢里暗了一截。周振邦没说话，低头摩挲着信封边缘磨损的毛边，忽然问：“那……如果有人查呢？”

    “查什么？”赵振国反问，语气轻得像在聊天气，“查一家注册在百慕大的影视公司，做的是合法版权交易？查几个退休的粤语配音演员，在油麻地开了间小录音棚，接些老片对白重录的私活？查一个叫陈伯的老放映员，每天骑单车送胶片去九龙城寨旧戏院，三十年没换过路线？”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去：“查不到‘组织’，只能查到‘人’。而这些人，早就不是‘我们派去的’，他们是港岛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连口音都带油麻地的咸腥味。他们修胶片的手法，比英国BBC档案组还地道；他们给《狂潮》配粤语字幕时，连李司棋演戏时眨眼的频率都算准了节奏——这种东西，没法伪造，只能靠时间养。”

    周振邦喉结动了动，终于低声说：“你把人心，当稻子种。”

    赵振国没否认，只是把烟摁灭在车载烟灰缸里，火星倏地熄了。

    “种稻子得看天时。港岛交接前后，就是灌浆期。”他望着车窗外掠过的霓虹招牌，“经济稳不住，人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1页/共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