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也是受《黑猫警长》的启发。说到《黑猫警长》,咱们上电影厂的片子,那真是好。
可惜啊,第五集播完就没了,螳螂新娘把新郎吃了,案子破了,然后呢?第六集死活不出来。
我闺女惦记这东西,惦记好久了,天天跟我念叨‘螳螂新郎白死了吗’。
说实话,不光孩子惦记,大人也惦记。这说明什么?说明好的动画片,是有生命力的。
咱们要是能把《黑猫警长》的第六集给续上,再搞出爱国动画片,那就是在孩......
小孟说话时手指在桌沿轻轻叩了两下,节奏不紧不慢,像敲着某种无形的节拍器。宋涛没接话,只把烟灰缸往他手边推了推,又顺手拎起茶壶,给两人续上热茶——茶是本地产的“金沙贡芽”,碧绿清亮,浮着细毫,香气却淡得几乎闻不见,倒像是被这间包间里常年浸染的油烟气压住了。
小孟低头吹了吹浮叶,眼皮微抬:“宋先生,您这份材料,市里几位领导都传阅了。尤其那几张照片……裂纹拍得很清楚。”他顿了顿,嘴角牵出一点极淡的笑意,“不过嘛,周市长说了,光有照片不行。设备到底有没有问题,得看省里质检站的正式鉴定报告。”
宋涛点点头,从随身的牛皮公文包里抽出一个淡黄色牛皮纸信封,平放在桌角。没拆封,也没推过去,只是用食指在信封边缘按了一下,留下个浅浅的指印。“孟秘书,这是德盛公司原厂工程师手写的评估意见原件,连同他们去年三月的检修记录、设备采购合同复印件,都在里面。签字、公章、日期,全齐。我昨天托人送到省质检站老张手里了——他是我三十年前在广元修铁路时的老班长,现在管着建材组。”
小孟眼神一凝,指尖下意识捻了捻烟卷,没再说话。
宋涛又道:“我琢磨着,这事儿不能只靠一张嘴说。所以啊,我让黑豆从佛山拉了个老技工来,姓陈,七十三岁,在陶瓷厂干了四十二年,亲手拆过三套倭国线。他说,要是真让他摸一摸那两台磨机的壳体,不出五分钟,就能断出树脂糊的是不是原厂裂缝,还是后来撞的。”
小孟终于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抬眼直视宋涛:“宋先生,您这是要现场验货?”
“不敢。”宋涛摆摆手,脸上堆起几分恰到好处的憨厚,“就是想请市里牵头,约个时间,把陈师傅、德盛那边经手的人、还有您指定的专家,一块儿去看一眼。不录音,不录像,不写纪要,就当是技术交流。要是真没问题,我当场赔礼道歉,还掏五万块赞助市里工人文化宫的翻新;要是有问题……”他停顿片刻,声音低下去,却更沉,“那咱们就得问问,陈国良拿八百万报的‘九成新’,到底是怎么个算法。”
小孟沉默良久,忽然问:“您跟赵振国,是什么关系?”
空气霎时静了。窗外一辆解放牌卡车轰隆驶过,震得玻璃嗡嗡颤动,塑料桌布底下,玻璃转盘也跟着微微晃了一下。
宋涛没慌,反倒笑了,眼角皱纹舒展开,像揉皱的宣纸慢慢铺平:“赵振国啊?那是我女婿。不过——”他特意拖长音,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热茶烫得他舌尖微缩,“我这女婿,最近正忙着搞电影基金呢。《活着》那个本子,他刚投了二十万,听说导演是张艺谋。人家现在眼里只有胶片,水泥厂?他连图纸都没再碰过。”
小孟盯着他看了三秒,忽然也笑了,笑得肩膀微耸:“宋先生,您这话说得敞亮。”
他起身,整了整夹克领子:“我这就回去汇报。最晚后天,给您准信。”
送走小孟,宋涛没急着回招待所。他在宜宾大酒家斜对面的小巷口站定,掏出半包“大前门”,点上一根,深深吸了一口。巷子里堆着几只空啤酒箱,墙皮剥落处露出青砖本色,一只橘猫蹲在箱顶舔爪子,尾巴尖轻轻摆动。
他掏出怀表——黄铜壳,表面划了几道细痕,是1953年抗美援朝停战那年,连长塞给他当纪念的。表针指向四点十七分。
他拨通赵振国的电话。
“振国,成了。”宋涛声音很稳,可挂掉电话后,他靠着斑驳砖墙缓缓滑坐下去,脊背抵着冰凉粗糙的墙面,才发觉掌心全是汗。他掏出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手帕,慢条斯理擦了擦额头,又擦了擦手表玻璃。镜面映出他眼角密布的细纹,和一双异常清亮的眼睛。
赵振国接到电话时正在北影厂旧仓库改的临时剪辑室里。墙上挂着几幅泛黄的电影海报,《小花》《归心似箭》,角落里一台老式贝尔尼尼放映机嗡嗡低鸣。芦苇坐在他旁边,正用红铅笔在剧本第47页批注:“福贵跪在雪地里扒开冻土找馒头那段,建议加一声乌鸦叫——不是凄厉的,是闷的,像被雪捂住喉咙。”
赵振国听完岳父的话,没说话,只伸手从桌上摸过一杯冷透的茉莉花茶,一饮而尽。茶叶梗卡在喉头,他咳了两声,芦苇递来一张草稿纸,上面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福贵侧影,正佝偻着腰。
“芦老师,”赵振国声音有点哑,“您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就像这杯茶?刚沏出来滚烫,喝急了烫嘴;放久了又凉透,喝下去肚子疼。可中间那口最合适的温度,偏偏留不住。”
芦苇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目光温润:“赵总,您这话……不像投资人,倒像写小说的。”
赵振国笑了,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叠的纸——是刘黑豆传真来的德盛设备检修记录复印件,边角已被他摩挲得起了毛边。他摊开纸,指着工程师手写那行“壳体裂纹,不建议长期使用”,对芦苇说:“您看,这字写得多实诚。一笔一划,不带半点含糊。可就这实诚话,能救一个厂,也能毁一个人。”
芦苇凑近看了看,叹口气:“这世上最难写的,从来不是虚构的故事,是真话。”
当天傍晚,赵振国没回西山的院子,而是拐去了鼓楼大街一家不起眼的照相馆。门脸窄,玻璃蒙着层薄雾,招牌上“光明照相馆”四个字掉了一半漆。他推门进去,风铃叮当响,柜台后坐着个戴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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