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说说，”赵振国把烟扔到桌上，“怎么回事。”
陈启航沉默了几秒，把手里那枚假印章放下，双手交握，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指节。
“这件事，”他开口，声音沙哑，“要从头说。”
“沈俊生这个人，你们可能查过一些。但那个身份，是真的，却并不是他唯一的身份。
他有好几个连我也不知道的身份，但据我所知，级别不低，大概是年纪大了，他就想赶紧让我接班，把印信和密码本传下去，自己安安稳稳地退休......”
“但是我......
赵振国站在窗前，没有开灯。
窗外是四月尾声的京城夜色，远处中南海方向隐约有车灯划过，像一道未干的墨痕。他手里捏着安德森发来的最终结算电报复印件，纸页边缘已被指尖摩挲得微微发软。一亿零一百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近三亿。这个数字在八六年，足以买下半个珠城开发区，或是在京城西郊建起一座带防空洞的军工厂。
可他盯着的不是数字。
是电报末尾那一行手写小字：“主人，高桥君问：下一步，往哪打？”
赵振国把电报翻过来，背面是他自己用铅笔写的密语草稿：三只手、休眠、阑尾伤口、方博士最后的笑容、黄罗拔在港岛的汇丰账户流水异常、杜某某被捕前七十二小时曾三次拨打一个澳门号码、章德明失踪当晚，津城码头一艘报废渔船离港……
这些碎片像散落的骨牌，彼此之间只差一根手指的轻推。
他忽然想起宋婉清昨天说的话：“棠棠今早说，她梦见爸爸变成一只大鹰，飞过山头，把黑云全叼走了。”
孩子的话从来不是梦。
是直觉。
赵振国转身，从书桌最底层抽屉取出一只铁皮饼干盒。盒盖锈迹斑斑，里面没有饼干，只有一叠泛黄的旧照片和三枚磨损严重的铜质子弹壳。他拿起最上面那张——1958年，西北某试验基地合影。前排蹲着的是二十来岁的方博士，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嘴角微扬，眼神却冷得像戈壁滩凌晨三点的霜。后排站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肩章已模糊不清，但侧脸轮廓硬朗，左手插在裤袋里，右手拇指和食指间夹着半截没点燃的烟。
赵振国用指甲轻轻刮掉照片右下角被油渍糊住的钢印字迹。一行小字渐渐显露：**“073号技术保障组·副组长 赵振国”**
他怔了两秒，喉结动了动。
原来早在三十年前，他们就见过。
不是作为追捕者与逃犯，而是作为同一支队伍里的战友。
那时方博士负责密码机调试，他是负责外围警戒的通信兵。两人只说过三句话：一次是方博士递给他一杯热水，说“小赵，风沙大，润润嗓子”；一次是他替方博士挡下坠落的变压器外壳，方博士连夜写了份嘉奖报告；最后一次，是方博士调离前夜，在宿舍门口塞给他这三枚子弹壳，说：“留着。以后有用。”
当时赵振国以为那是纪念。
现在他懂了。
那是信物。
是暗号。
是三十年前就埋下的伏笔。
三只手——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是三个代号的合称。
方博士是“第一只手”，掌管密码中枢；杜某某是“第二只手”，主管情报中转；而“第三只手”，至今无名，却握着整张网的断线开关。那个开关，不在名单上，不在密码本里，甚至不在任何人的记忆中——它藏在一段被抹除的档案编号里，在一次从未对外公布的事故报告中，在当年073组集体转业时销毁的三百二十七份人事材料夹缝之间。
赵振国拉开书桌第二个抽屉，拿出一本红皮硬壳笔记本。封面上印着“京城市政工程公司学习笔记”，内页却是密密麻麻的交叉比对表。他在第47页停住，那里贴着一张剪报：1972年《人民日报》一则短讯，《我市市政设计院工程师章德明同志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配图中章德明站在一座刚竣工的地下泵站前，胸前戴着大红花，右手扶着泵站入口铁门框，左手插在裤兜里——和那张老照片里赵振国的动作一模一样。
赵振国用红笔在章德明名字旁画了个圈，又在圈外补了一行小字：“泵站图纸存档编号：JZ-073-A7”。
073。
又是073。
他猛地合上笔记本，抓起电话，拨通王老爷子家的座机。响到第五声，才有人接。
“喂？”
不是王老爷子的声音。
是个年轻女人，语气谨慎：“您好，请问您找哪位？”
“我找王老。麻烦您转告他，就说……‘戈壁滩的水，今年涨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随后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接着是王老爷子低沉却极清晰的嗓音：“小赵啊……你终于想起来问水了。”
赵振国声音压得更低：“水是活的。但有人把闸门焊死了。”
王老爷子没说话，只轻轻咳了一声，然后说：“明早九点，西山疗养院后门，老槐树下。别开车，走路来。带两斤苹果。”
电话挂断。
赵振国放下听筒，走到卧室门口。宋婉清已经睡着了，肚子高高隆起，呼吸均匀。棠棠蜷在她身边，小手还搭在妈妈肚子上，像在守着什么。
他没进屋，只静静看了五分钟。
然后转身回到书房，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只紫檀木匣。匣子底部铺着红丝绒，上面静静躺着一枚黄铜怀表。表盖内侧刻着四个小字：“归期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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