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国:!!!
“哎呦我的谷主任,我真没这意思,我工资多少,您还不清楚吗?这话说的!”
谷主任呵呵笑了笑,懒得拆穿这个滑头。
他脑子里飞快地转着,股票这条路,有人反对,有人议论,走不通。怎么办?
他忽然想起上辈子看过的那篇报道。飞乐音响发行股票,其实是个误会。
那个厂长本来没打算公开发行的,只是想在内部搞搞试点。结果来了个记者采访,厂长说了几句,记者听岔了,回去写了一篇“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的新闻......
赵振国没说话,只是慢慢把那页举报材料翻过来,指尖在“张广驰”三个字上停了三秒。纸页边缘被他无意识捻得微微发卷,像一截即将燃尽的烟。
王克定没催,只默默倒了杯热茶推到他手边。茶汤清亮,浮着几片舒展的碧螺春,热气氤氲里,老人脸上沟壑纵横,眼神却比刚才沉静许多。
“振国,”他忽然开口,声音不高,却像一块青石坠入深井,“你先别急着辩解。这事不是真假的问题,是‘有人信’的问题。”
赵振国喉结动了动,终于抬眼:“谁会信?”
“法院的人信不信不重要。”王克定端起自己那杯,吹了吹浮叶,“可张广驰手里攥着的是‘口供’——他亲笔写的、摁了血手印的‘口供’。而你是当事人,又是投资几百万搞科研的‘红人’,还是宋涛的女婿……你想想,现在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们家?盯着你投出去的钱?盯着你那些还没挂牌子的‘技术公司’?”
赵振国脊背一挺。
他懂了。
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诬告。
这是借刀杀人——刀是流氓罪,刀柄握在张广驰手里,可真正递刀过来的那只手,藏在暗处,且早就在等这个时机。
他想起前天宋涛说的那句:“陈启明那边的零件,已经有厂家要订货了。”
想起昨天老柳在电话里压着嗓子说:“第三批技术服务合同签完了,但对方财务突然卡流程,说要等‘上级精神’。”
想起王教授托人捎来的口信:“输入法样机送邮电部测试,反馈挺好,就是……‘相关配套政策尚在研究中’。”
配套政策?什么政策?
他当时只当是官样文章,现在想来,怕是有人早就在等这根导火索。
“张广驰……”赵振国低声重复一遍,忽然问,“他现在在哪?”
“市看守所三号监舍。”王克定答得干脆,“思之亲自去提审的。他说,只要给他减刑,他就愿意继续‘提供线索’——比如,谁教他写的这份材料;比如,谁帮他查的你老家水库的位置、时间、天气;比如,谁告诉他,宋婉清当年洗衣服用的是蓝底白花的粗布包袱皮。”
赵振国猛地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蓝底白花的包袱皮?
他记得清楚!那是婉清她妈亲手缝的,一共做了两块,一块给婉清,一块给了她姐。八一年婉清出嫁,包袱皮还垫在樟木箱底,他亲手叠好塞进去的。连宋涛都没注意过这细节——张广驰一个县城理发匠,凭什么知道?
除非有人告诉他的。
而且是熟悉宋家、熟悉他、熟悉那年夏天所有细节的人。
他脑中飞速闪过几个人影:大哥赵振山,刚从港城回来三个月,带回来两块金表、一辆二八自行车、满嘴“国际视野”,还有酒后那句“我弟啊,当年为了追媳妇,差点把自己淹死在水库里,啧啧,真豁得出去”……
还有二叔家那个堂弟赵振华,在县革委会办公室打杂,前两天还在厂门口撞见他,笑嘻嘻递烟:“哥,听说您现在牛了?以后帮衬兄弟一把啊。”
再有就是……厂里新调来的副厂长,姓周,四十出头,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上个月请他吃饭,问得最多的不是技术,而是“振国同志,你跟宋主任一家,感情到底有多铁?”
赵振国闭了闭眼。
不是没可能。是太有可能了。
这些人里,任何一个都够资格把水库边的风言风语,加工成一份能送进检察院的“实名举报”。
王克定看着他脸色变了几变,叹了口气:“思之说,张广驰交代,他写材料那天,有人请他喝了顿酒。酒桌上,那人没提名字,只说‘有个干部子弟,作风有问题,早该查查了’,又顺手给他看了本旧《龙江日报》,上面登着你领奖的照片,底下写着‘青年科技工作者赵振国’。”
赵振国胸口一闷。
那期报纸他记得。是去年十月,他带着陈启明团队去京里汇报,顺道领了个“先进集体”的搪瓷缸。照片拍得不好,他皱着眉,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可右下角那行铅字,像烧红的铁钎,直直捅进他太阳穴。
“振国,”王克定身体前倾,声音压得更低,“现在最麻烦的,不是材料本身。是你没法自证清白。”
赵振国点头。
八三年,没有监控,没有录音,没有DNA检测。水库边只有水声、风声、几块湿石头。当年目击的“路人”,一个在外地跑运输,一个早搬去了南方,最后一个,前年病逝。
而宋婉清——她不可能站出来替他作证。
不是不信他,是不能。
她是纺织厂团支部书记,是模范职工,是组织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如果她公开承认“当年确实在水库边被赵振国拉过手、扶过腰”,哪怕加一百个“是为救人”,组织谈话时第一句话也会是:“小宋同志,你当时有没有反抗?有没有呼救?有没有第一时间向厂党委反映?”
她的前途,棠棠的政审,宋涛的政治生命……全都会在这份“澄清”里,碎成齑粉。
所以她只能沉默。
而沉默,在别人眼里,就是默认。
赵振国忽然笑了,笑得肩膀都在抖,可眼里一点光都没有。
“王伯伯,”他抹了把脸,“您说,我该怎么办?”
王克定没答,只从抽屉深处取出一本薄薄的蓝皮册子,封面上印着“内部参考·法学动态(试刊)”,右下角一行小字:国务院法制局编印,1983年4月。
“你看看这个。”他翻开其中一页,手指点在一段铅字上。
赵振国低头扫了一眼,瞳孔骤然一缩。
【关于当前刑事政策若干问题的思考】——文中明确提出:“对历史遗留问题及存在争议的案件,应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对缺乏直接证据、仅有单方口供的指控,司法机关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对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活动、打击报复科技人员的行为,必须坚决纠正。”
落款: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赵振国抬头,声音发紧:“钱老?”
王克定点点头:“钱老上周刚从深圳调研回来。他看了你投的几个项目简报,说‘这些年轻人,不是在搞技术,是在抢时间’。他让我转告你——法律可以晚到,但不能不到。而‘晚到’的代价,得由我们这些早到的人,替你们扛一扛。”
赵振国喉咙发哽,半天才挤出一句:“谢……谢谢钱老。”
“谢啥?”王克定摆摆手,“钱老还说了,专利法草案,已经在内参里连续三期登载讨论稿。他让你别等‘正式出台’,先把核心技术和关键图纸,以‘技术秘密存档’名义,送到中科院情报所和国家科委档案室。那里有编号、有骑缝章、有第三方见证人签字——虽不是专利证书,但胜似专利证书。至少,在法庭上,它能证明:这项技术,诞生于何时,归属何人,原始数据何在。”
赵振国心口一热。
这不是补救,是铺路。
是有人在他还没看见悬崖的时候,已经悄悄搭好了桥。
他正要开口,院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棠棠清脆的喊:“奶奶!爸爸在书房!”
门被推开一条缝,宋婉清探进半张脸。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紧紧的小髻,额角沁着细汗,显然是蹬着自行车一路赶来的。
看见赵振国,她脚步顿住,目光飞快扫过他面前那份摊开的举报材料,又掠过王克定沉静的脸,最后落回丈夫眼底——那里没有慌乱,只有一片压得极低的、近乎冷硬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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