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的第一场雪，落在冬至前一天。
林修早上推开院门时，青石板路上已经积了薄薄一层白。东风巷很静，偶尔有几家传来开门的声音，扫帚划过雪地的沙沙声，还有早点摊升起的白色蒸汽。
他站在门口，哈出一口白气，看着它在空中散开。
“下雪了。”周梦薇从身后探出头，把围巾在他脖子上绕了两圈，“今天早点回来，冬至要吃饺子。”
林修点了点头。
周梦薇上班去了。她走的时候在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小小的，深深的，一直延伸到巷口。
林修看着那串脚印，很久才转身回院。
今天约了人。
九点半，第一个客户来了。
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孙，在老城区开了一辈子修车铺。他的铺子要拆迁，补偿款谈好了，但拆迁办的人突然反悔，说要按新政策重新评估，只能给原来的一半。
孙师傅不懂什么新政策旧政策。他只知道，那间铺子是他父亲留下的，他在那里修了三十年的车，养活了一家人。
“林先生，”他坐在石凳上，两只手不知道该放哪，一直在膝盖上搓，“我不是贪心，我就是想……想把该得的要回来。”
林修看着他。
这个男人脸上的皱纹很深，手指粗大，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洗不掉的机油。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袖口磨出了毛边。
“合同带了吗？”林修问。
孙师傅连忙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份皱巴巴的文件。
林修接过来，一份一份看过去。
拆迁补偿协议，房屋产权证，营业执照复印件，还有一张手写的承诺书——是拆迁办的人当初签的，承诺按评估价全额补偿，上面还盖了红戳。
“这个承诺书，”林修抬起头，“谁让你签的？”
孙师傅愣了一下。
“拆迁办的人啊。”他说，“他们说签了这个，钱就能快点下来。”
林修把承诺书还给他。
“这个没用。”他说。
孙师傅的脸一下子白了。
“没用？”
林修点了点头。
“这是意向书，不是正式协议。没有法律效力。”他顿了顿，“但你那个产权证有用。”
孙师傅看着他，眼睛里又燃起一点光。
“真的？”
“真的。”林修说，“老宅子，产权清晰，又是经营了三十年的铺子。拆迁补偿标准有明确规定，不是他们说了算的。”
孙师傅攥着那份产权证，手有些抖。
“那……那我该怎么办？”
林修想了一下。
“你把材料留下。”他说，“我帮你看看。”
孙师傅走后，林修坐在树下，把那几份材料又看了一遍。
十一点，第二个客户来了。
是个年轻姑娘，二十出头，穿着单薄的羽绒服，脸冻得通红。她站在院门口，不敢进来，只是往里张望。
林修看见她，起身走过去。
“找谁？”
姑娘看见他，连忙后退一步，又站住。
“请、请问，是林先生吗？”
林修点了点头。
姑娘犹豫了一下，跟着他走进院子。
她在石凳上坐下，两只手攥着羽绒服的拉链头，攥得指节发白。
“我叫小杨，”她说，“是别人介绍来的。”
林修给她倒了杯热水。
她接过去，捧在手里，很久没有说话。
林修也不催，只是坐在对面等着。
“我弟弟，”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被抓进去了。”
林修看着她。
“怎么回事？”
小杨的眼眶红了。
“他跟几个朋友喝酒，喝多了，跟人打起来。他……他推了那人一下，那人摔倒了，头磕在台阶上……”
她说不下去了。
林修等着。
“那人死了。”小杨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叫，“我弟弟被判了三年。可是……可是他不是故意的。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她把脸埋在手心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林修没有说话。
他只是看着她，看着她单薄的羽绒服，看着她冻红的手指，看着她发梢上还没化的雪。
“你父母呢？”他问。
小杨抬起头，抹了一把眼泪。
“我妈走得早，”她说，“我爸……我爸不管我们。”
林修沉默了一下。
“你弟弟的案子，有材料吗？”
小杨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跟孙师傅那个一样，皱巴巴的，装着几份文件。
林修接过来，一份一份看过去。
判决书，上诉状，还有一份手写的谅解书——死者家属签的，愿意谅解，建议从轻处罚。
“这个谅解书，”林修抬起头，“什么时候签的？”
小杨愣了一下。
“判之前。”她说，“我爸去求的，求了好几天。”
林修看着那份谅解书，又看了看判决书。
判决书上写着：被告人家属虽与被害人亲属达成谅解，但鉴于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大，依法不予从轻处罚。
他把材料收起来，还给小杨。
“案子判得重了。”他说。
小杨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真的？”
林修点了点头。
“有谅解书，又是过失，初犯，应该可以争取缓刑。”他说，“律师怎么说？”
小杨低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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