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盒被封存进证物库的第三天，许静在档案室翻阅旧案卷时，无意间瞥见一份1980年的户籍登记表复印件。那是邹春燕??或者说李大强??原籍所在的木器厂家属院人口清册。表格上，“家庭成员”一栏写着：父李德福、母刘桂香、弟李小强（实为本人）、嫂邹春燕。

    他盯着“弟”字看了很久。

    这个身份标签像一根刺，扎在他心头。从始至终，邹春燕都在扮演一个“不存在的人”：不是哥哥，不是丈夫，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是所有人际关系中的影子，是家庭结构里最边缘的那个“弟弟”。没人关注他的情绪，没人问他是否痛苦，甚至在他失踪后，也没有人真正去寻找过他??因为那个叫“李大强”的人，本就不曾被看见。

    可正是这份“不被看见”，让他学会了如何彻底抹去自己，并重塑另一个存在。

    许静合上文件夹，起身走到窗边。春阳已高照，院子里新来的实习生正抱着案卷跑来跑去，笑声清脆。他忽然想起王娟信里的那句话：“我开始学画画了。”她画的是树、是鸟、是自己。而他呢？他已经太久没有画出任何新的东西，除了结案报告和归档备注。

    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是医院。

    “许警官，”护士的声音有些迟疑，“王娟今天做了个梦，醒来后一直哭。她说……想见你一面。”

    许静没问为什么，只说：“我马上到。”

    市立医院五楼病房比上次安静许多。窗帘拉开了一半，阳光斜洒进来，在地板上划出一道明亮的界限。王娟坐在床沿，穿着一件浅蓝色病号服，脚边放着一本素描本。听见门响，她抬头，眼神不再躲闪。

    “你来了。”她说。

    许静点头，在她对面坐下。“听说你做了噩梦？”

    她低头摩挲着手腕上的纱布，声音很轻：“我又梦见那个地下室了。但这次不一样……我不再是躺在角落的那个我，我是她。”

    “她是？”

    “邹春燕。”王娟抬起头，目光直视着他，“我在梦里变成了她。我穿着她的毛衣，梳着她的头，站在灶台前煮粥。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在动，可那不是我的意志。我听见她在说话，用那种温柔得发颤的声音说：‘乖，吃饭了。’然后我就醒了，发现自己在咬枕头，嘴里全是血味。”

    许静沉默片刻：“这不是你的错。这是创伤记忆的倒置反应??受害者会在潜意识中代入加害者角色，试图理解那段经历，从而获得掌控感。”

    “可我不想理解他。”王娟摇头，眼圈泛红，“我想恨他。可每当我闭上眼，我又觉得……他好可怜。”

    这句话让许静心头一震。

    他知道这种矛盾。办案过程中，他也曾无数次在深夜自问：如果当年有人拉他一把，结局会不会不同？但他更清楚，同情不能替代审判，理解也不能抵消罪行。

    “你可以既恨他又怜悯他。”他说，“这不冲突。就像你可以一边恐惧那段日子，一边感激你还活着。人性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战场，而是灰烬里的余温。”

    王娟怔了怔，忽然笑了，笑中带泪。

    她翻开素描本，递给他看。

    第一页是一双手，指甲涂满鲜红凤仙花汁，纤细柔美，像是新娘的手。

    第二页，同一双手被铁链锁住，指尖破裂，渗出血丝。

    第三页，一只手缓缓抬起，掌心向上，仿佛要接住什么。

    第四页，空无一物，只有几道凌乱的铅笔线，像是挣扎后的痕迹。

    第五页，一只完整的右手，五指舒展，指甲修剪整齐，没有染色，干干净净。

    “这是我。”她指着最后一页，“现在的我。”

    许静喉头一紧，几乎说不出话。他把本子轻轻合上，放在床头柜上，说：“你比我勇敢。”

    离开医院后，他去了江安市图书馆，调取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地方志资料。他在“社会风俗”栏目中找到了关于凤仙花的记载：

    > “凤仙花，又名指甲花，民间多于夏秋采摘花瓣，拌以明矾捣碎敷于指甲，数日后可现绯红之色。女子尤喜此妆，谓之‘点丹’。然其花性寒，久用伤血，故医者劝少施。”

    他还查到了一段口述史记录，是一位退休纺织厂女工回忆当年生活：

    > “那时候谁家姑娘不染指甲？特别是订婚前后，红指甲就是喜气。我记得有个小姑娘，才十六岁，偷偷摘了邻居墙根下的凤仙花回来染，结果被她妈发现，一顿打，说‘还没嫁人就学这些风流样’。可第二天，那孩子还是悄悄染上了。”

    许静望着这段文字，久久未语。

    原来，那一抹红色，不只是邹春燕执念的象征，更是整整一代女性无声的反抗与渴望。她们用一朵野花标记自己的青春、爱情与身份认同。而他，却将这份美好扭曲成了囚禁的符咒。

    七天后，市公安局召开内部培训会，主题为《极端犯罪心理溯源与早期干预》。许静作为主讲人，站在讲台上，投影仪打出一张照片：七双染红的指甲并列排开，像七朵盛开又凋零的花。

    “我们常说，凶手是恶魔。”他开口，声音沉稳，“但我们忘了，恶魔也是人变的。他们不是天生嗜血，而是在某个瞬间，被某种力量推下了悬崖。”

    台下鸦雀无声。

    “邹春燕不是突然变成凶手的。他的第一次杀人发生在1981年，但他的崩溃，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了。他从小被视为异类，被嘲笑、被孤立、被压抑。当他爱上嫂子时，那份感情得不到回应；当他试图表达自我时，却被贴上‘变态’的标签。没有人教他如何处理这些情绪，社会也没有提供任何出口。”

    他切换幻灯片，出现一张童年照片：少年李大强站在木器厂门口，瘦弱单薄，手里攥着一朵凤仙花，眼神怯懦地望向镜头外。

    “这张照片摄于1965年，是他人生中唯一一张留存下来的影像。拍摄者是他的姐姐，一年后死于肺结核。据邻居回忆，姐姐是他唯一的倾诉对象。她死后，他开始穿她的旧衣服，收藏她的发卡，模仿她的举止。这不是病态，而是一个孩子在绝望中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人举手提问：“那是不是说，我们应该原谅他？”

    “不。”许静斩钉截铁地说，“绝不原谅。他有权利痛苦，但他没有权利伤害别人。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为何堕落，但绝不能因此减轻他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同情是为了让我们看清深渊，而不是跳进去陪他一起沉沦。”

    会议结束后，一名年轻刑警私下找到他：“许队，我一直想问……如果你早十年遇见他，你会怎么做？”

    许静愣了一下，随即苦笑：“我不知道。也许我会试着听他说说话。也许我会带他去看心理医生。但在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心理咨询这一说。我们只会说‘别想太多’‘像个男人一样活着’。所以，即便我遇见了他，大概率也帮不了他。”

    那人叹了口气：“真难啊。”

    “是啊。”许静望着窗外渐暗的天光，“最难的不是抓坏人，而是阻止好人变成坏人。”

    两周后，拆迁队正式进驻平房区。那条曾回荡着八轮车轱辘声的小巷被围起警戒线，挖掘机轰鸣作响。许静特意选在清晨赶来，站在巷口，看着那栋熟悉的屋子一点点被拆解。

    砖墙倒塌时，扬起一片尘雾。

    忽然，施工人员喊了一声：“这里有东西！”

    众人围过去，只见断壁残垣之中，埋着一口老旧的搪瓷缸，盖子锈死。撬开后，里面是一叠烧了一半的纸钱，几张褪色的全家福，还有一本巴掌大的日记本。

    许静接过本子，轻轻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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