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第一条：你所见污秽，实为千万人洁净之代价；第二条：你所叹奇观，乃百万人每日提水爬楼的解脱；第三条：若你因此生傲慢，便请明日清晨五点，带两个十五升水桶，去玛利亚希尔夫大街井口排队。”

    俾斯麦握笔的手悬在半空。墨汁滴落，在“第三条”末尾洇开一小片乌云。他听见身后传来清脆童音：“爸爸，那个老爷爷眼睛怎么只有一只？”随即是父亲低沉回应：“因为他把另一只眼睛，借给了挖隧道的工人。”

    老者忽然倾身向前，独眼在暗处幽幽发亮：“知道为何鼠王波克汉要把宝藏藏进下水道吗？不是为躲追兵——是因他发现，这城里最安全的地方，恰恰是所有人最不愿去之处。陛下把全帝国最精锐的工兵营、最顶尖的化学师、甚至皇家天文台测算潮汐的教授，全派去研究污水流向。他们算出每一条支管的坡度，精确到毫米；测出每一处弯道的涡流，细至厘升。波克汉的金币沉在第七号沉淀池，可陛下早命人在池底浇筑了混凝土基座——不是为护宝，是为让金币成为检测基座承压能力的试块。”他顿了顿，从抽屉取出一枚暗金色硬币，“喏，刚打捞上来的。背面铸着‘1867’，正面……您瞧。”

    俾斯麦接过来。硬币边缘沾着暗绿苔藓，正面却清晰浮凸着哈布斯堡双头鹰，鹰喙衔着一枝橄榄枝，枝头悬垂的并非果实，而是三滴水珠。水珠表面，竟用微雕工艺刻着极小的拉丁文：“Fons Vitae”（生命之泉）。

    他攥紧硬币，金属棱角硌进掌心。走出旅行社时，正撞见一队制服笔挺的少年军校生列队经过。带队军官抬手敬礼，臂章上不是普鲁士鹰，而是维也纳市徽——红白红三色盾牌中央，一只跃出水面的银鱼。俾斯麦下意识回礼，指尖触到左胸口袋里那张被体温烘得微潮的传单残片。风突然大了起来，卷起地上几张废弃广告，其中一张飘到他脚边：《帝国青年体操总会告全体公民书》——“今春起，全国学校体操课新增‘负重登梯’项目，标准：男童携三十公斤沙袋攀爬七层楼梯，女童二十五公斤，限时四分三十秒。达标者授‘洁净之足’银质徽章。”落款日期正是昨日。

    他弯腰拾起广告，纸页背面印着模糊铅笔字，像是孩童涂鸦：一个歪斜的太阳，几条扭动的线代表河流，线尽头画着无数小人儿，每人头顶都顶着一滴水珠。水珠里，小小的人儿正笑着。

    俾斯麦没再看那广告，径直走向街角水井。井台边排着长队，多是妇人与少年，她们腰间束着宽厚帆布带，带扣锃亮如新。轮到他时，井口辘轳吱呀转动，粗麻绳缓缓下沉，桶底触水声沉闷而笃定。他握住绳柄向下拽，起初轻松，越往下越沉，直到桶满水溢，绳索勒进掌肉，渗出血丝。他咬牙提桶，膝盖微微打颤——三十公斤水压得脊椎发出细微呻吟，仿佛整座阿尔卑斯山正顺着绳索倾泻而下。桶沿磕在井沿，溅起水花，他下意识侧脸躲避，却见水珠飞散途中，竟折射出七种虹彩，其中一粒不偏不倚，落进他眼角皱纹里，微凉，咸涩。

    队伍后方传来骚动。几个穿灰扑扑短打的男人被两名巡逻警察架着胳膊拖走，他们怀里死死搂着锈迹斑斑的铜制水龙头零件。领头警察朝俾斯麦点头致意，肩章上“市政监察”字样在阳光下灼灼发亮：“老先生，这些盗水阀的，昨夜刚撬了利奥波德城三处主干管。陛下说，偷水阀比偷面包更恶——面包饿死一人，水阀断掉，整条街三百户要提桶爬楼。”他抬脚踢开地上一枚被踩扁的铜阀，阀芯里嵌着半片干枯的迷迭香叶，“您猜怎么着？这叶子，是上周皇室药剂厂运往医院的消毒药材。贼人掰断阀芯时，顺手把药渣蹭进去了。”

    俾斯麦没答话，只是默默将水桶提到肩头。台阶陡峭，第七层楼道弥漫着炖菜香气与潮湿墙皮味。他推开虚掩的公寓门，里面狭小如鸽笼，一张床占去三分之二空间，床板下塞着三个空水桶。墙上挂着张泛黄照片：年轻夫妇站在新建楼房前，男人胸前别着“模范住户”绸带，女人怀里抱着婴儿，婴儿襁褓上绣着微型水泵。照片右下角，一行褪色钢笔字：“1865年冬，我们有了自己的水龙头。”

    俾斯麦把水倒进厨房陶缸，缸底积着薄薄一层白色水垢——那是维也纳硬水的印记，也是帝国工业结晶的胎记。他掏出怀表，表盖内侧贴着张小纸条，是罗恩的笔迹：“奥军炊事班已试制‘煎饼果子压缩饼’，十片装，遇水即膨，可充饥三日。附：建议贵国采购，价格面议。”俾斯麦摩挲着纸条，忽然觉得掌心那枚鼠王金币的棱角，竟与罗恩信纸折痕如此相似。

    楼下传来孩童追逐声，夹杂着清脆铃响。他走到窗边，看见方才那三个挑报纸的少年正骑着自行车掠过街角，车后架上绑着崭新的镀锌水龙头。阳光穿过他们扬起的发梢，在沥青路上投下飞驰的剪影，影子边缘，仿佛有无数细小水珠迸溅升腾，无声汇入维也纳正午澄澈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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