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岁那年春天，我在相亲角遇见了林姐。
她穿着那件在商场试了三回没舍得买的藏青色风衣，站在一群大爷大妈中间，仰着下巴说：
“两千块以下的衣服，我穿不出去。”
“月薪不到五万的男的，别往我跟前凑。”
周围人哄地笑了，有人嘀咕“这岁数还挑”，有人撇嘴“当自己小姑娘呢”。
林姐也不恼，从包里掏出保温杯，慢悠悠拧开，枸杞的香气飘出来。
她冲我眨眨眼：
“田儿，你说，女人到了咱们这年纪，是得降价处理，还是得提价等着？”
我没接话。
因为就在前一晚，我丈夫刚把离婚协议摊在餐桌上。
“颖子，”他说，“咱俩之间，早没爱情了。”
我盯着那份协议，忽然想起林姐那句话——
降价，还是提价？
这问题，怕是得用一辈子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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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岁那年春天，我在相亲角遇见了林姐。
那天是周六，我妈非拉着我去滨江公园，说是给她老姐妹的儿子相看相看。我说妈我都结婚了，她说你结婚归你结婚，你眼睛毒，帮阿姨把把关。
我没戳穿她。我知道她是听说我最近跟老李闹得凶，想借这事让我散散心。
滨江公园的相亲角在西南角那片银杏林里，每个周末下午两点到五点开市。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最热闹的时候，树上挂满了a4纸，纸上是各家儿女的简历：男，89年，985硕士，有房有车；女，91年，事业单位，肤白貌丽。一张张纸被风吹得哗哗响，像一群白鸟扑棱着翅膀，等着被人挑走。
我妈很快找到了她的老姐妹，俩人头凑头开始嘀咕。我站在旁边一棵银杏树下，百无聊赖地刷手机。
然后我听见了那个声音。
“两千块以下的衣服，我穿不出去。”
那声音不高不低，咬字清清楚楚，像一颗石子投进嘈杂的人声里，溅起一圈涟漪。
我抬起头。
说话的女人站在不远处一张长椅边上，四十几岁的样子，穿着件藏青色的风衣，头发盘得一丝不乱，手腕上戴着一只细细的银镯子。她面前站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旁边还围了三四个人，都是来给孩子找对象的家长。
老太太显然被那句话噎了一下，上下打量了她一眼：“闺女，你这话说的……咱们这地方，正经找对象的，谁看衣服啊。”
那女人笑了一下，不是冷笑，也不是赔笑，就是嘴角轻轻一扬，眼角漾出几道细细的纹路。
“阿姨，衣服不看，钱得看吧？”她说，“月薪不到五万的男的，别往我跟前凑。”
这一下，周围那几个人都笑了。
有人嘀咕：“这岁数还挑呢。”
有人撇嘴：“当自己小姑娘呢。”
那女人听见了，也不恼，低下头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一个保温杯，慢悠悠拧开盖子。枸杞的香气飘出来，混着春天银杏叶的涩味，居然有点好闻。
她拧上盖子，抬起头，正好对上我的目光。
“田儿？”她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真是你？田颖？”
我也愣住了。
“林……林姐？”
是林姐。我们厂原来财务科的林静。
七八年没见了，她还是那副样子——腰板挺直，眼神清亮，说话的时候下巴微微仰着，好像随时准备跟谁辩论。
林姐端着保温杯走过来，在我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我妈和她那个老姐妹还在远处嘀咕，不时往这边看一眼，大概以为我交到了新朋友。
“你妈还那么爱操心。”林姐看了眼我妈的方向，笑了笑。
“可不是。”我说，“非拉我来给她老姐妹的儿子把关。”
“那你呢？”林姐转过头看我，“你怎么样？”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怎么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昨天晚上的场景又浮现在我眼前——
餐桌上摆着两碗没动的米饭，一盘青椒肉丝，一盘西红柿炒蛋。老李坐在我对面，把那份离婚协议推到我手边。
“颖子，”他说，“咱俩之间，早没爱情了。”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协议是老李起草的，他到底是当过办公室主任的人，条条款款写得清清楚楚：房子归我，车归他，存款对半分，孩子跟我，抚养费他按月打。
“你想好了？”我听见自己问。
“想好了。”他说，“咱俩都四十多了，还有几十年要过，总不能就这么凑合一辈子。”
凑合。
我跟他结婚十七年，最后落下一个“凑合”。
我没签字。我说让我想想。
老李说你想吧，想多久都行，我不急。
他当然不急。我后来才知道，他跟厂里新来的那个会计已经好上半年了。小姑娘二十八岁，叫他李哥，眼睛笑起来弯弯的。
这些事，我是在看见那份协议之后，才一点点对上的。
“田儿？”林姐的声音把我拉回来，“想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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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过神，看见她正盯着我，眼神温和，但有点探询的意思。
“没什么。”我说，“林姐，你呢？你这是……”
我看了眼她手里的保温杯，又看了眼不远处那些挂满简历的银杏树。
林姐顺着我的视线看了一眼，笑了。
“来给自己找对象啊。”她说，语气稀松平常，好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你……你不是结婚了吗？”
“离了。”林姐说，“五年了。”
她拧开保温杯，又喝了一口。
“我那个前夫，田儿你可能听说过，建设局的，叫周建国。”
我想起来了。林姐当年嫁得挺好的，周建国是建设局的科长，有车有房，人也周正。林姐结婚那年还请我们去喝喜酒，在当时的国营饭店摆了好几十桌，林姐穿着大红旗袍，敬酒敬得满脸通红。
“怎么离了呢？”
林姐把保温杯拧上，放回包里。
“他嫌我不会来事儿。”她说，语气还是那么平平淡淡的，“他在单位想往上走，需要有人帮他跑关系，送送礼，陪领导太太打打麻将。我干不了这些。他说我清高，说我不懂人情世故，说跟我过日子累得慌。”
“后来呢？”
“后来他就找了个会来事儿的。”林姐笑了笑，“他单位一个女的，离过婚的，特别会来事儿。他们好了两年我才知道。知道了就离呗，拖着干嘛。”
她说话的样子太轻松了，轻松得让我有点难受。
“林姐，你不恨他吗？”
林姐转过头看我。
“恨他干嘛？”她说，“恨他又不能当饭吃。再说了，他那点事，真要说起来，也不全是他的错。”
“怎么不是他的错？”
“我也有问题。”林姐说，“我这个人你知道的，从小就犟，说话不中听，不会讨好人。他跟我过了十几年，也算不容易。”
她顿了顿，忽然笑了。
“不过离婚这事吧，倒让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女人到了咱们这岁数，就两种活法。”她伸出一根手指，“一种是降价处理，凑合找一个，搭伙过日子。另一种是提价等着，宁缺毋滥。”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光。
“我选第二种。”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
远处有人喊林姐。是个穿红色羽绒服的中年女人，站在一棵银杏树底下冲她招手。
“林姐，来人了来人了！有个条件不错的！”
林姐站起身，拍拍我的胳膊。
“田儿，你坐着。我去应付一下。”
她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你有空上我家玩啊，我还住老地方。咱俩好好聊聊。”
她说完就朝那棵银杏树走过去了。我看着她笔挺的背影，看着她盘得一丝不乱的头发，忽然觉得眼睛有点酸。
傍晚回家，老李还没回来。
餐桌上还摆着昨晚那两碗没动的米饭，青椒肉丝和西红柿炒蛋已经馊了，发出一股酸腐的气味。
我把菜倒掉，把碗洗了，把离婚协议收进床头柜的抽屉里。
然后我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
手机响了。是我妈。
“颖子，今天那个小伙子你觉得咋样？”
“哪个小伙子？”
“就我跟你说的那个，我老姐妹的儿子，在银行工作的那个。”
我这才想起来她今天拉我去相亲角是为了什么。
“妈，我没注意看。”
“你这孩子！让你去把关，你倒好，就知道跟人聊天！那个女的谁啊？你们认识？”
“以前厂里的同事。”
“她一个人去那儿干嘛？给孩子找对象？”
“给自己找。”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多大了？”
“跟我差不多吧，四十二三。”
“这岁数还去那儿给自己找？”我妈的声音有点复杂，“她老公呢？”
“离了。”
又沉默了几秒。
“那也该找个差不多的。”我妈说，“我听说那地方去的人，都是给年轻人找的。她这个岁数去那儿，怕是不好找。”
我没说话。
“行了行了，”我妈说，“明天你来吃饭，我给你炖排骨。”
挂了电话，屋里又安静下来。
窗外是春天的夜晚，风里有草木生长的气息。楼下的路灯亮着，把小区那条小路照得昏黄。有年轻夫妻牵着手走过去，女的好像说了什么好笑的事，男的笑出声来，笑声顺着风飘上来，轻轻的，暖暖的。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老李也曾经那样笑过。
那时候我们刚结婚，住在厂里分的筒子楼里，一间屋子，十二平米，厕所厨房都是公用的。冬天冷得要命，我们俩挤在一张小床上，他把我的脚捂在怀里，说颖子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让你住上有暖气的房子。
后来我们真的住上了有暖气的房子。三室两厅，南北通透，当初买这套房子的时候，老李说这是咱们后半辈子的窝了，打死也不搬了。
可现在，他要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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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一个二十八岁的小姑娘，眼睛弯弯地叫他李哥。
第二天我没去我妈那儿。我给她打电话说加班，实际上我请了假，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了林姐家。
林姐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城南那一片老厂区宿舍。七八年没来，这里变化不大，只是房子更旧了，墙皮剥落得更厉害，楼前的法国梧桐更高更密了。
林姐在三楼，我爬上楼梯，敲了敲门。
门开了，林姐穿着家居服，头发随便扎着，看见我就笑了。
“还真来了，快进来。”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里摆着一张老式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盘洗好的草莓，还有林姐那个保温杯。
“坐，吃草莓。”林姐说，“我早上刚买的，甜。”
我在沙发上坐下，拿起一个草莓咬了一口。确实甜。
林姐在我对面坐下，抱着她的保温杯。
“说吧，”她说，“遇上什么事了？”
我愣了一下。
“没事啊，就是来看看你。”
林姐笑了一下，那种看透一切的笑。
“田儿，咱俩认识多少年了？二十年有了吧？你那点心思，我还能看不出来？”
我没说话。
“昨天在公园，我问你怎么样，你那表情就不对。”林姐说，“后来我想了想，能让一个女人露出那种表情的，无非就那么几件事——要么是男人出事了，要么是孩子出事了。你家闺女今年上高中了吧？学习应该挺忙的，没空惹事。那就是男人。”
她说完，盯着我看。
我低下头，盯着手里剩下的半个草莓。
“他要离婚。”我说。
林姐没接话。
“外头有人了。”我说，“他们单位新来的会计，二十八岁。”
林姐还是没接话。
我抬起头看她，发现她正看着我，眼神平静，没有任何惊讶或者同情。
“你知道我怎么发现的吗？”我说，忽然觉得有点想笑，“他自己把离婚协议写好了，摊在餐桌上给我。他说咱俩之间早没爱情了。”
我说完，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林姐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又放下。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想离吗？”
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我跟他过了十七年，”我说，“十七年，林姐。从一个筒子楼里十二平米的小屋子，到现在这套三室两厅的房子。我给他生孩子，给他做饭，给他洗衣服，给他伺候老的送走老的。十七年，他说没爱情就没爱情了？”
林姐听着，没说话。
“可他又说得对，”我说，“我跟他之间，确实早就不像夫妻了。他在客厅看电视，我在卧室玩手机。他出差十天半个月，我连电话都懒得打。他回家晚了，我也不问去哪儿了。我们俩就像住在同一个屋里的两个室友，客气，礼貌，谁也不碍着谁。”
我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林姐递过来一张纸巾。
“我昨天听你在公园说那些话，”我擦了擦眼泪，“你说两千块以下的衣服看不上，月薪五万以下的男的别往跟前凑。我听着觉得特别痛快，又特别羡慕。我也想这么痛快地说一回话。可是我不行。我习惯了凑合，习惯了将就，习惯了把自己往低了放。”
林姐看着我，半晌没说话。
然后她站起身，走到窗户边上，背对着我。
“田儿，”她说，“你猜我这件风衣多少钱？”
我愣了一下，看了看她身上那件家居服。不是昨天那件藏青色风衣。
“昨天那件，”林姐说，“我穿了三年了。”
我不明白她什么意思。
“那年在商场看见的，打完折两千一。”她说，“我试了三回，没舍得买。后来离婚那年，我给自己买了一件。就这一件风衣，我穿了三年，每年春天秋天就穿它。它没降价，我也没降价。”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
“我在公园说那些话，不是给那些人听的。是给我自己听的。”
“给自己听？”
“对。”林姐说，“每天出门之前，我对着镜子说一遍：林静，你值两千块以下的衣服不穿，你值月薪五万以下的男人不嫁。说完了，腰板就直了，眼神就亮了，走起路来就有劲了。”
我听着，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
“可那都是假的啊，”我说，“衣服是真的穿了三年，男人是真的没人要。”
林姐笑了。
“谁说没人要？”她说，“昨天那个穿红羽绒服的你看见没？那是我们一个姐妹，专门帮我打听消息的。这五年，我相过的亲，没有五十次也有三十次了。”
“那怎么没成？”
“没成就是没成呗。”林姐说，“有的我瞧不上人家，有的人家瞧不上我。有个月薪确实过五万的，开公司的，离异带个孩子，见了两面，他说我太要强，不够温柔。我说你找温柔的去吧，我这个岁数改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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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坐回沙发上，端起保温杯。
“田儿，你知道我这五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
我摇头。
“就是学会了跟自己说一句话：不合适的，别硬凑。”林姐说，“以前跟周建国过，明知道不合适，硬凑了十几年。凑到最后，人家还是找别人去了。这十几年，我图什么呢？”
她看着我。
“你呢？你跟你家那位，合适吗？”
我没说话。
“十七年了，”林姐说，“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合适不合适，用不着别人告诉你。”
从林姐家出来，天已经快黑了。
我坐公交车回家，一路上的街灯亮起来，把车窗外的城市照得明明灭灭。我靠窗坐着，脑子里乱糟糟的。
合适吗？
我跟老李，合适吗？
我试着回想这十七年，回想那些日子是怎么一天天过来的。
刚结婚那几年，我们挺好的。住筒子楼，吃食堂，攒钱准备买房。他出差回来给我带礼物，我给他织毛衣。周末去公园，去电影院，去吃路边摊。那时候话多，说不完的话。
后来有了孩子。房子买了，贷款背上了。他开始忙，我也开始忙。他忙着在单位往上爬，我忙着带孩子做家务。不知道从哪天开始，话变少了。
再后来，他当上主任了。应酬多了，回家晚了。我习惯了先睡，他习惯了轻手轻脚进屋。周末他加班，我带闺女去上辅导班。一年又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什么时候开始不说话的？
想不起来了。
什么时候开始分房睡的？
也想不起来了。
只记得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他坐在客厅看电视，我坐在卧室玩手机，我们俩中间隔着一道门，谁也没想过去推开那道门。
那就是林姐说的“不合适”吧。
回到家，老李在。
他坐在餐桌旁边，面前放着一杯水，看见我进门，抬起头。
“回来了？”
“嗯。”
我换了鞋，把包挂在门后的挂钩上，走进厨房，倒了杯水，端出来，在他对面坐下。
他看着我没说话。
我看着那杯水，也没说话。
沉默了很久。
“协议我收起来了。”我说，“再给我点时间。”
他点点头。
“行。”
然后又没话了。
我站起身，进了卧室，把门关上。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听着隔壁房间偶尔传来的声响——他起来上厕所，冲水，回房间，关门。这些声音我听了十几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可今晚听着，觉得陌生。
我想起刚结婚那几年，我们在筒子楼里那间小屋。隔壁住着一对小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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