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了思想上的统一认识，不少从俄国逃亡出来的工人和革命者，在经过了列宁的培训后，重新返回了俄国去重建无产阶级的基础组织。

    应该来说，列宁其实已经放弃了过去的社民党组织形式，决心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布尔什维克派打造成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然后再去改造社民党。从09年初开始，列宁把精力放在了唯物主义哲学和布尔什维克派的政治路线的写作上，并要求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在这两个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

    听完了幸德秋水的介绍，林信义不禁问道:“那么列宁同志对于来武汉为中国无产阶级讲授革命理论的邀请是怎么回复的？”

    幸德秋水有些惋惜的说道：“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列宁同志还没有下定决心，因为他认为俄国革命还没有彻底熄火，他需要在欧洲继续战斗下去，东方虽然安定，但是远离了俄国，将会让他失去对于俄国的观察情报。”

    说到这里，幸德秋水也不禁赞叹道：“列宁同志是我见过最为坚定的革命者，法国人和德国人都认为，不，就连俄国人自己都认为，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令将会让俄国乡村平静下来，一个富裕的地主和富农阶层将会成为沙皇俄国的坚定支持者，所以俄国革命已经宣告结束。

    就算是俄国社民党中的孟什维克和俄国的工人团体，都把精力放在了议会斗争，而不是武装起义的准备上。但是列宁同志认为，俄国革命不过是陷入了暂时的低潮，斯托雷平的改革实际上正进一步制造俄国社会的分裂，大量的无地农民涌入城市后，无产阶级的力量反而得到了加强，所以现在党应当把这些新的无产阶级变成革命的支持者，为改革失败做好革命的准备…”

    幸德秋水对于列宁的赞叹，在于认为自己在列宁的处境下，恐怕已经对革命不抱希望，而转向著书立作去了，不会如列宁这样继续为俄国革命去奋斗，这种坚韧的性格和对俄国社会问题的洞察能力，不能不让他产生对列宁的钦佩。

    在幸德秋水前往欧洲之前，俄国社民党在欧洲一干社民党中只能算是小弟弟，武汉重视和俄国社民党的交往，是处于战略问题，毕竟赤塔共和国已经成为了武汉稳定外蒙及外东北的重要盟友，而俄国社民党在政治理念上和劳工党相同，因此支持俄社民党掌握俄国政权是劳工党的对俄关系的重要路线。

    幸德秋水虽然是亚洲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但是该同盟的主要领导者实际上是中国劳工党，林信义虽然是日本人，但他的身份却是中国劳工党而不是日本社会民主党。片山潜和幸德秋水抵达武汉后，就很快成立了日本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是成立而不是恢复，因为此前在国内参与建立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实际上已经分为了改良派和革命派，留在国内的改良派自然不会参加主张日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而林信义作为海军中的一份子，国内改良派的支持者，自然不能公开加入以推翻天皇制国家为目的的社会民主党，因此他保留了劳工党的身份，而没有转入日本社会民主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工党在亚洲民主革命同盟中自然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

    劳工党认为，亚洲民主革命同盟应当加强和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的联系，既要获得第二国际对于亚洲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也要表示亚洲革命力量对于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的支持。

    简而言之，劳工党认为亚洲革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欧洲的无产阶级能够获得胜利，那么亚洲革命就会事半功倍，而亚洲革命的成功也能有力的支援欧洲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抗运动。

    不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于1899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后，第二国际就陷入了革命路线和议会斗争路线的斗争

    亚洲民主革命同盟自然是反对议会斗争路线的，也就是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路线。毕竟根据议会斗争的原则，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就会变成国家行为，于是原本应当站在阶级立场上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将会因为国家立场站在了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

    在亚洲民主革命同盟没有出现之前，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把欧洲以外的民族看成了等待解放的民族，也就是说，等欧洲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这些欧洲之外的民族就自然获得了解放，因此现在他们无需去关心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战争是否会对自己无产阶级的立场造成动摇。

    不过这种修正主义的立场，实质上并没有考虑到殖民地民族自身的解放和革命需求，当殖民地民族发觉修正主义实际上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一部分，那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也就失去了。失去了这种革命性，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自然也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很快就会被用来镇压本国的无产阶级运动。

    有一小部分社民党人意识到了议会斗争带来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性的消减，但是大多数欧洲工人阶级却非常迷恋议会斗争，哪怕是在沙皇专制政权下遭到严厉打压的无产阶级，也梦想着通过和平手段获得国家的政权。

    所以，幸德秋水成为亚洲民主革命同盟驻欧洲代表后，得到了不少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社民党人的欢迎，而幸德秋水和欧洲各社民党人交流后，才发觉林信义的推荐是对的，过去在欧洲社民党人中名声不显的列宁，才是最愿意和亚洲民主革命同盟合作的社会主义者。

    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样，都是在此次俄国革命中才真正树立起俄国无产阶级领导者的形象。在此次俄国革命爆发之前，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和民意党，沙皇政府对于抓到的社会革命党和民意党大多都会处以极刑，流放的比例比较低，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政府反对派，在杜马选举中还能参选，对于其中的激进者才会被沙皇政府处以流放。

    这也是列宁在革命期间主张武装起义遭到了党内大部分人反对的根源，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时成员只有三万人左右，主要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周边，社民党认为起义不可能胜利，因为广大的乡村压根不支持自己，如果让沙皇逃出彼得堡，那么起义必然会失败，他们就会变成和社会革命党、民意党一样被沙皇政府清剿的对象。

    不过列宁通过呼吁武装起义的要求通过报纸传递给了俄国的工人阶级，这使得沙皇政府对工人运动强力镇压时，列宁就成为了革命群众心目中的领导者。而托洛茨基则亲自参加了彼得堡的工人运动和组织了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也同样获得了彼得堡工人阶级的认同。

    这两人的表现，使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形象从知识分子的集会向工人阶级的领导者转变，列宁也从普列汉诺夫的学生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虽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此而分裂，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却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反修正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系。

    幸德秋水在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内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比较分散，他们通过一些小党组成了社会主义联盟，虽然这让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赢得了更多群体的支持，但也造成了法国社会主义政党内部修正主义倾向严重，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就和伯恩斯坦主义的观点极为相近，甚至认为工人阶级不受一种学说的局限，社会变革可以通过改良来实现。

    所以指望法国社会主义者支持亚洲革命，其实相当的困难，因为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虽然认为法国在海外的殖民行动是错误的，但却反对殖民地人民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反抗法国殖民地政府。

    至于德国，虽然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在议会斗争中是最成功的，但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工党也是伯恩斯坦主义的大本营，虽然有奥古斯特·倍倍尔压制着党内的修正主义，但是他的副手卡尔·考茨基则在思想上逐渐偏离了现实斗争，而开始倾向于纯粹的理论研究。

    倍倍尔对于工会的让步，接受了不经过工会允许，党不能组织工人进行政治性罢工，也加强了受修正主义影响较大的工会组织的力量。所以在游历了欧洲一圈后，幸德秋水认为，能够和亚洲民主革命同盟合作的对象，实际上只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其他人或组织都不会坚定的支持同亚洲民主革命同盟的合作，因为他们太容易受到国内及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

    幸德秋水所指的这种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实际上就是指英法和德国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使得法国和德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就使得反对战争的无产阶级陷入了阶级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困难选择。

    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在这种选择中摇摆不定，饶勒斯一边批判德国的扩张主义，一边又反对战争，但是他也不敢喊出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革命战争一说。

    本章完

    第756章

    听完了幸德秋水在欧洲的经历，林信义也算是基本明白了此时欧洲的工人阶级正在被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所分化，社会主义者为了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也一定程度的偏向了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而这种做法也使得各国社民党之间出现了矛盾。

    下车后，林信义让片山潜安顿幸德秋水，自己则去找了田均一。两人见面后现实就中日合作的问题交流了几句，这个问题实际上正顺利的按照计划进行着，两人交流的重点不是推动中日的合作，而是合作之后应当怎么夺取亚洲联盟的领导权。

    林信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日本在海上的优势太大，仅仅依赖理念恐怕是很难将日本海军转向革命的一方，必须要给日本海军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使日本海军意识到亚洲联合才是自己的出路，他们才会选择放弃日本本位而转向亚洲本位。

    所以，在亚洲联盟成立之后，应当尽快的推动东南亚地区的民族独立活动，从而不给日本海军整合东亚海上力量的时间，对于日本海军中的帝国主义者来说，这种扩张活动正是他们所期望的亚洲联盟的意义所在。

    而这种扩张行动将会使海军中的理智派不得不向亚洲民主同盟靠拢，因为理智派很清楚，日本根本没有力量单挑欧洲列强，与其看着帝国主义派毁灭日本，他们必然会选择民主革命来制约帝国主义派的扩张欲望。

    在海军理智派和帝国派相互牵制的时间里，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和民主革命。一方面通过中国国力的增强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放弃入侵中国的野心；另一方面也要让日本人民看到民主革命在中国创造的成果，从而吸引日本人民转向民主革命。”

    田均一是认同林信义的主张的，这也不是林信义第一次提到亚洲革命的路线，只不过这一次更加的具体化而已。

    劳工党正是在林信义的亚洲革命理论指导下，才提出了中国铁路建设计划，把建立全国铁路网视为了中国民主革命成功的目标之一。这一铁路建设方案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劳工党内的工业立国派击败了农业发展派。

    农业发展派的立论是建立在中国统一后列强就失去了干涉中国内政的能力基础上，所以新政府应当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工业立国论则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没有强大的工业和人民武装，那么就不可能有安稳的建设期。

    对俄战争使得工业派完全占据了上风，而亚洲民主革命同盟的建立也扩大了劳工党在亚洲的影响力，比如印度劳工党就和中国劳工党结成了紧密的联系，双方在政治和经济上互相支持，使得英国人对武汉和英属印度的东北三邦自治区忌惮不已。

    虽然东北三邦和英属印度政府签署和平协议后承诺不对英国官员采取暗杀等暴力活动，但是印度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并没有放弃这种行动，而有了东北三邦这个印度自治区，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实施了袭击活动之后都会逃入东北三邦，而英国人则毫无办法。

    印度劳工党和印度国大党完全是两个极端，前者的组织严密而后者只是有产者的政治沙龙，英属印度政府用一些官位就能分化国大党，但是印度劳工党成员却并不理睬英国人给出的诱惑，因为他们的权力都来自于组织的赋予，脱离组织就失去了影响力。

    而东北三邦的人民委员会虽然遭到了地主的抵制，但却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英国人过去利用地主来反对反英力量的手段，在东北三邦也行不通。倒是东北三邦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在孟加拉地区获得了极大的支持。

    英属印度政府虽然考虑过以武力解决东北三邦的问题，但是英国人衡量再三终究还是没有把握。一是欧洲正处于战争前夜，英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去刺激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二是印度人民委员会并没有放松警惕，其不仅保留了一支常备武装，还建立了普遍性的民兵组织，这让英国人非常蛋疼；三就是印度周边环境也不允许英国对东北三邦动手，武汉和东北三邦的密切联系，让英国人很是担心缅甸的安全。

    同样的，英国人也没法对武汉采取武力威胁，因为对武汉宣战有可能导致东北三邦发动印度民族独立战争。所以现在英国人做出的对策是迁都，把英属印度政府驻地从受东北三邦威胁的加尔各答迁移到西北内陆德里。

    英国人对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示弱，实际上刺激了亚洲民族独立意识的高涨。武汉也因此成为了亚洲各民族进步主义者的圣地，这使得武汉虽然还没有统一全国，但已经开始恢复历史上在亚洲的影响力，成为了亚洲各民族所认为的对抗欧洲殖民主义者的领袖。

    这种政治上的影响力虽然不能转化为直接的利益，但是对于中国劳工党来说，却已经感受到了不小的好处，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单独在和欧洲列强对抗，亚洲各地都有着自己的同志，而他们也能通过这些革命同志去牵制列强的行动，从而以最小的代价粉碎列强对中国的进攻。

    印度人民委员会的存在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假如没有印度人民委员会，那么英国在对待武汉的问题上可能会倾向于更多的武力方式，而武汉也无法通过印度人民委员会获得海外的资金支持。此次针对美国钢铁工业产能的转移，没有印度人民委员会的支持，就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规模。

    而美国钢铁工业产能转移一案，也彻底粉碎了先中国后亚洲的革命路线，党内形成了一个共识，改善外部环境对于中国革命也是很重要的，只关注本国革命而不关心国外革命，那么就会被帝国主义各个击破。毕竟帝国主义的力量要比各殖民地民族的力量大的多。

    田均一对于林信义主张只有一个疑问，就是先从南洋的何处入手。其实田均一心里是有些数的，日本的选择可以很多，但是日本加上中国能选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法属印度支那。他真正想要问的，是怎么去推动法属印度支那的独立。

    林信义也没有让其失望的说道：“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实际上包括了三个独立国家，柬埔寨、越南和老挝，不过在印度支那联邦的分割下，越南被分为了三个地区，南圻(交趾支那)、中圻(安南)、北圻(东京)，其中南圻作为直辖领地，东京为半保护地，中圻为保护地。

    理论上来说，东京和安南地区是可以从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下独立出来的，当然这种独立需要当地民众的支持，并获得外部资源的援助，否则依赖他们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应付法国人调动整个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资源进行镇压的。

    所以，想要让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就需要把整个联邦的资源集中起来对抗法国殖民者，在这种情况下，亚洲联盟就可以以维护亚洲安全的名义介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事务。

    而想要集中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所有资源对抗法国殖民者，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能够让大家都接受的政治理念，我认为这个理念不是民族主义，而应当是民主主义。

    如果讲民族主义，那么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各个民族就很难联合起来，从而被法国人分化击破，但是以民主主义作为号召，就能获得该地区各民族最大的公约数。

    所以，我们应当推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境内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自治领化运动，以此对抗法国对于该地区的殖民统治。当法国殖民者在该地区的统治基础被动摇，该地区陷入不断地混乱时，亚洲联盟即可向法国人提出调停意见，防止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混乱向周边地区扩散。

    以目前欧洲的紧张局势来看，法国人会对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民主化运动让步，而这又将刺激到缅甸及东南亚地区的民族独立及民主运动

    ，联盟将会因此获得亚洲各民族的支持，从而真正变成亚洲民主主义者的同盟。”

    田均一听明白了林信义的想法，当中国革命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他也意识到了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在刺激反帝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中，民族意识确实容易激发本民族的反抗意识，但是随着革命获得了初步的胜利，民族主义就开始倾向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就使得民族主义失去了革命性。

    所以现在中国革命需要一个新的政治路线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民主主义显然要比民族主义进步的多。当然，现在的亚洲实际上能够落实的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想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是不够成熟的，但即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也比封建王朝和殖民统治进步多了。

    因此林信义的主张他认为确实可行，印度支那联邦虽然是法国人用武力拼凑起来的，但是那里的人民对于追求自身利益的需求是不可能消失的，而民族自治和民主化运动，显然是契合了印度支那联邦各民族人民的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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