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更大了,把她花白的头发吹乱。
“你活了七十三,还没活够?”她说。
孙茂才笑了一下。
“活够了。”他望着河面,“就是没跟你活够。”
那天晚上他发起了高烧。
——
孙茂才昏迷了三天。
医生说,家属要有心理准备。我妈嗯了一声,坐在病床边,把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擦干净。
我站在走廊里,透过门缝看她。
她忽然开口说话,对着那个昏迷的人。
“你那个儿子,我见过。”
孙茂才的手指动了一下。
“结婚头一年,清明节。你自己半夜去了河边,以为我不知道。我跟在后头,远远看着你在他坟前坐了整宿。”
她把他另一只手也擦干净,涂上护手霜。
“那孩子叫孙建国,对不对?你给他刻的木头枪,就压在坟头砖底下。我都看见了。”
她把他的手放回被子里,掖好被角。
“你从来没跟我说过。我也不问。我想,你哪天愿意讲了,自然会讲。”
“后来你就再没讲。一年,两年,十年。讲到离婚那晚,你还是没讲。”
她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不相干的事。
“其实我不在乎你夜里去河边。我在乎的是,你心里头有个地方,从来不让我进。”
氧气机的嗡鸣填满沉默。
“茂才。”
她叫了他的名字。
三十年了。我头一回听见她叫他的名字,不是“哎”,不是“老孙”,不是背着他时说的“那个人”。
是“茂才”。
“你醒过来。”她说,“你醒过来,我带你去河边,你想坐多久坐多久。”
孙茂才没醒。
但他眼角沁出一滴泪,沿着太阳穴的皱纹,慢慢滑进花白的鬓发里。
——
正月初九,孙茂才回光返照。
他早上忽然坐起来,说饿了,想吃周婶摊上的热豆花,还要加两勺辣油。我妈说你这胃哪能吃辣,他嘿嘿一笑,那加半勺。
我妈出门去买。他把我叫到床边。
“抽屉里有个铁盒。”他说,“你帮我拿来。”
我拉开床头柜。铁盒是旧的,饼干桶,印着八十年代的牡丹花。
“打开。”
我撬开盖子。里面有一张存折,一张黑白照片,一封信。
存折是新的,开户日期三个月前。余额八万七千四。
“这是给你妈的。”他说,“我攒了这些年。原先有三万,前年你姥姥住院,我托人捎去两万,剩这些。”
我攥着存折,指甲掐进掌心。
“她不知道。你别说漏了。”
他把那张照片翻出来。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抱着婴儿,旁边站着个高瘦男人——我见过,在我三个月大的黑白相册里,那男人脸上被人用指甲掐过。
“这是你爸。”他指着照片上的男人,“你亲爸。他是电工,给剧团修线路时认识的。那年你妈怀着你,你爸去邻县架线,电线杆倒了……”
他没说下去。
“这张照片是我从你妈那儿要来的。她原先有,后来撕了。我说别撕,给我留着。”
他把照片递给我。
“颖子,你亲爸是个好人。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他看着我,那层白内障好像变淡了,眼睛又黑又亮。
“我要说的是,你妈这辈子不容易。年轻时候守寡,嫁我又没过上安生日子。她硬气了一辈子,从来不肯求人。”
“以后她老了,你多顺着她。她说什么难听话,你别往心里去。她嘴上不饶人,心里比谁都软。”
他顿了顿。
“还有,你别说她像青石。她不爱听。”
我低头,眼泪砸在手背上。
——
我妈回来的时候,孙茂才刚把那碗豆花吃完。
他靠在床头,精神出奇地好,还问周婶的豆腐摊搬哪儿去了。我妈说,老街改造,她挪到农贸市场西门了。
“哦。”他点点头,“西门好,客流量大。”
那天下午他们说了很多话。
说起那年戏台下的雨,说起绸布庄没招上的学徒,说起我小时候光脚跑到他家门口,说起清水河边那棵歪脖子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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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渐渐西斜,把病房照成蜂蜜色。
孙茂才说:“翠芬,你把窗子开大些。”
我妈推开窗。早春的风灌进来,带着泥土解冻的气息。
“外头是什么在叫?”他问。
“麻雀。”我妈说,“还有喜鹊。”
他眯着眼睛听了一会儿。
“像那年咱们去杭州,灵隐寺后头那片竹林,也是这种鸟叫。”
我妈没说话。
“翠芬。”
“嗯。”
“你把头低下来。”
她弯下腰。
他抬起手,很慢很慢,像抬起三十年的重量。手指碰到她鬓边白发,停住了。
“你还是年轻时候好看。”他说。
然后他的手落下去,落在雪白的被子上。
窗外,喜鹊叫了最后一声,扑棱棱飞远了。
——
孙茂才死于正月十一,凌晨三点四十二分。
我妈没哭。她帮他合上眼睛,把被子拉平,去护士站要了一盆热水,给他擦脸,刮胡子,换上那件藏青色中山装。
领口磨白了。那是他最好的一件衣服,每年过年才穿。
她做完这一切,在床边坐了很久。
天亮的时候,她站起来,腿麻了,趔趄一下。我扶住她。
“妈。”
她没应。
她拿起床头柜上那枚旧发夹,慢慢别在自己鬓边。三十年,铁锈已经渗进塑料梅花的花心,那点红却还在。
她走到窗边,推开窗。
早春的风呼地灌进来,把她花白的头发吹乱。那朵锈红色的梅花在风里轻轻颤动,像要飞走,又像终于落下。
“颖子。”她说。
“嗯。”
“你孙叔这辈子,没出过清水镇。”
她望着窗外。农贸市场的方向,隐约传来早点摊的叫卖声。
“我想带他去杭州。去灵隐寺后头那片竹林,听听那个鸟叫。”
她把窗关上。
“算了。”她说,“太远了。他认床。”
——
孙茂才的葬礼很简单。
来了十几个人,都是镇上老邻居。周婶送了花圈,修鞋老陈在门口抽了根烟,没进去。
骨灰盒是柳木的,我妈挑的。她说他生前喜欢柳树,河边那棵歪脖子柳是他年轻时亲手栽的。
下葬那天是正月十五。
雪早就化了,地还冻着。墓地管理员说,开春再挖穴行不行,现在土硬。我妈说,不行。
她用铁锹一铲一铲挖。我们谁都没拦。
土确实硬。她挖了一个多小时,掌心磨出水泡。水泡破了,血渗进木柄。
骨灰盒放下去的时候,她忽然说:
“茂才,你往边上挪挪,给建国腾点地方。”
我低头看墓碑。那上面已经刻了两行字——
先考孙公讳建国之墓
先考孙公讳茂才之墓
父子并穴,隔土相依。
她把另一包骨灰放下去,是孙建国的遗骸。三十二年前葬在河边,前天晚上起出来,骨殖已经泛黄,一小捧,轻得像一把枯叶。
两盒骨灰并排放着,父亲在左,儿子在右。
我妈把土一捧捧填回去。
“行了,”她说,“往后不用半夜跑河边了。”
她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
那天没有夕阳。天灰蒙蒙的,像一块洗旧了的蓝布。
——
回县城的班车下午四点发车。
我妈说她不走了,要在镇上住几天,把老屋收拾收拾。老屋是孙茂才留下的,砖房三间,院子有棵石榴树。三十年没人住,墙皮剥落,门环锈了。
周婶给了她一把新锁。
“以后逢年过节回来住几天。”周婶说,“镇上空气好。”
我妈点点头。
班车发动的时候,我隔着车窗往后望。她站在站牌下,穿那件藏青色棉袄,头发比一个月前又白了些。风把她鬓边的碎发吹起来,露出那枚旧发夹。
梅花还是红的。
她没看我。
她望着镇子西边。那是清水河的方向。
车开远了,她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淡,最后化进灰蒙蒙的天色里。
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三十年前那个雨夜,七岁的我蹲在孙茂才家门口,浑身淋透,不敢敲门。
三十二年后,我终于知道那天他为什么没睡着。
他在等一个穿蓝布衫的女人。
她答应来,就一定会来。
——
回公司上班第三天,我收到了一个快递。
清水镇的邮戳,寄件人那栏写着:翠芬。
我拆开。里面是一封信,还有一张照片。
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格子纸,边缘毛糙。我妈的字迹一笔一划,像小学生。
“颖子:
你孙叔留下的存折,我去银行查了。八万七千四,是他这些年拉三轮攒的。我没动,给你留着。将来你结婚,添置家具。
还有一件事。
那年你问,孙茂才是不是你爸。我说不是。你没问完的话,妈知道是什么——既然不是,为什么你姓孙?
你爸姓孙,你亲爸。你三个月大时没了,那年妈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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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遇到孙茂才,他也姓孙。媒人说,这孩子跟孙家有缘。你孙叔说,那还改什么姓,就叫孙颖,挺好。
所以你这辈子,从头到尾都姓孙。
两个姓孙的男人,一个给了你命,一个给了你家。
妈这辈子不欠谁的。唯独欠你孙叔一句软话。
三十年,总想着等哪天心平气和了,坐下来跟他好好说。等来等去,等成今天。
颖子,人这一生,有些话不说,就再没机会了。
你别学妈。
翠芬
正月十八”
信纸右下角有一小块水渍,干了,皱巴巴的。
我把它按在胸口,很久很久。
窗外的玉兰花开了,一树一树的白。
——
今年清明我回了清水镇。
老屋收拾出来了,院子里那棵石榴树发了新芽。我妈在灶房煮青团,蒸笼里白汽袅袅地往上飘。
我把买来的纸钱分成两摞,一摞写着孙建国,一摞写着孙茂才。
“你孙叔不抽烟,”我妈掀开锅盖,用筷子戳青团,“别烧纸烟,他不爱闻。”
我把香烟从祭品里拿出来。
“烧点啥?”
她想了想。
“烧张戏票。”
我愣了一下。然后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画了一张票。
时间:1991年5月12日。
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
票价:三毛。
我把它叠成小小的方块,放进那摞纸钱最上面。
清水河边,那棵歪脖子柳树已经绿了。新抽的枝条垂到水面,风一吹,蘸起细细的涟漪。
我把纸钱点燃。
火苗舔着纸边,先是戏票,然后是存单、元宝、金箔。灰烬飞起来,盘旋上升,有几片落在柳树枝头。
“妈。”我说。
“嗯。”
“那年孙叔在戏台上,真的是第一眼就看见你了吗?”
她把青团放进竹篮,盖上蓝布。
“他说是。”
“你觉得呢?”
她没回答。
风把一缕碎发吹到她脸侧。她抬手别到耳后,指间擦过鬓边那枚旧发夹。
梅花还是红的。
“走吧,”她拎起竹篮,“青团凉了。”
我跟在她身后,沿着河边往镇子走。
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瘦。
可她的背挺得直直的,一步,一步,走得稳当。
三十年了。
她终于活成不需要等人来的那个人。
——
晚上我睡在老屋东厢房。
床是孙茂才年轻时打的,柳木,刷了清漆。翻身时咯吱响,像一句憋了很久的话,终于找到了出口。
窗外起了风。石榴树的影子映在窗纸上,摇摇晃晃。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妈说过的一句话。
那天她择豆角,择着择着,忽然说:“他走那天晚上,我坐在窗边,看着天亮起来。”
我问她,那你在想什么?
她说:“我在想,他怎么还不敲门。”
我闭上眼睛。
三十年前那个雪夜,两串脚印,一串往东,一串往西。
往东那串是我妈。往西那串是孙茂才。
他们都以为对方不会回头。
他们都在等。
等到今天。
——
后记。
孙茂才去世三个月后,我妈把他三轮车斗里那床旧棉被拆洗了。
被里已经磨出洞,棉絮结成一团一团。她坐在石榴树下,一点一点把棉絮扯松,重新絮平。
周婶路过,隔着矮墙问:“翠芬,拆被子呐?”
“嗯。”
“这被面颜色倒好看,水红水红的,不像是老孙的物件。”
我妈低头,针尖穿过被里,拉出长长的线。
“是我的。”她说,“结婚头一年做的,后来让他带去拉货垫着。”
周婶没再问。
石榴花开了,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落在水红的被面上。
她把最后一针缝完,把被子叠好,放进柜子最底层。
柜子里还有一样东西。
那枚发夹。
她把它拿起来,对着窗外的光看了很久。
铁锈又深了些。塑料梅花的边缘有了裂纹。
她把它重新别在鬓边。
镜子里的女人老了,头发白了,眼睛却还是十九岁那年在戏台下看梁山伯的样子。
窗外忽然传来一声——
“书房门前一枝梅,树上鸟儿对打对……”
收音机。隔壁周婶家。越剧频道。
她站在镜子前,听完那一句。
然后转身,轻轻带上门。
镇上的人都说,翠芬这老太太,硬了一辈子。
可那天傍晚,有人看见她一个人坐在清水河边那棵歪脖子柳树下。
从夕阳西斜,一直坐到月亮升起来。
没有人知道她在等什么。
也没有人知道,她坐的位置,正是三十年前,孙茂才每晚坐着看河的地方。
河水还是那年那么流。
哗啦,哗啦,哗啦。
像在叫一个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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