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高速公路像一条黑色的河，流着稀稀拉拉几盏车灯。我握着方向盘，眼皮沉得快要粘在一起。王磊在副驾驶座上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像个犯困的孩子。

    后座堆着三个行李箱，两个礼盒袋，还有塞得满满的购物袋——给爸妈的保健品，给侄子的玩具，给三叔家的年货。我们已经开了二十一个小时的车，从深圳到豫南这个小村庄，导航上说还有四十分钟。

    “快到了。”我轻声说，不知道是说给王磊听，还是说给自己听。

    王磊迷迷糊糊“嗯”了一声，翻了个身又睡着了。我看着他疲倦的侧脸，心里忽然涌上一阵愧疚。这些年，我们就像两只不知疲倦的陀螺，在公司里转，在客户间转，在没完没了的会议和报表里转。去年春节值班，前年出差赶项目，大前年……我已经记不清多久没在除夕前回家了。

    村子还在沉睡。冬夜的农村黑得纯粹，只有几盏太阳能路灯孤零零地亮着，把光秃秃的树影拉得老长。车子碾过村口的水泥路时，我下意识放慢了速度——小时候这条路上全是坑，骑自行车能颠得屁股疼，现在修得平整多了。

    拐过李婶家的小卖部，再往前两百米，就该看见我家的两层小楼了。

    我心里盘算着：这个点，爸妈肯定睡了。钥匙我带着，悄悄开门，把东西搬进客厅，明天一早给他们惊喜。这样想着，手上已经准备打方向进院子——

    然后我就愣住了。

    我家的灯，全亮着。

    不只是客厅，厨房、二楼父母的卧室、我从前住的那个房间，每一扇窗户都透着暖黄色的光。在凌晨三点漆黑一片的村庄里，我家像一座小小的、明亮的岛屿。

    “怎么了？”王磊醒了，揉着眼睛。

    “灯……”我嗓子忽然发紧，“全亮着。”

    车子刚停稳，院门就“吱呀”一声开了。我爸披着棉袄探出头来，脸上是那种“我就知道你们快到了”的笑。紧接着，我妈也出来了，系着那条用了快十年的碎花围裙。

    “快进来快进来，外头冷！”我妈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我和王磊愣愣地下车，行李都忘了拿。这时候，我八岁的小侄子明明从屋里冲出来，像颗小炮弹似的撞进我怀里：“姑姑！姑父！奶奶说你们后半夜到，我非要等！”

    “你这孩子，说了让你睡，偏不听。”我妈嗔怪着，眼睛却笑得弯弯的。

    客厅里，电视小声播着春晚重播，茶几上摆着瓜子花生糖果。最扎眼的是餐桌正中那一大锅排骨炖藕，热气腾腾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旁边还有几盘炒好的菜，用碗扣着保温。

    “妈，你们怎么……”我喉咙发哽，话说不全。

    “你爸算着时间呢，说你们大概凌晨两三点到。”我妈接过王磊手里的行李，“我晚上就把排骨炖上了，小火煨着。想着你们开一天车，肯定又累又饿，吃口热乎的好睡觉。”

    我爸已经去厨房拿碗筷了：“颖颖爱喝汤，多盛点汤啊。”

    我站在那儿，看着明明兴奋地围着王磊转，看着我妈鬓角新添的白发，看着我爸微驼的背，看着那一桌子在凌晨三点专门为我们准备的饭菜——突然就崩溃了。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滚烫的，止都止不住。

    “哎呀，这孩子，哭什么。”我妈过来搂我，她身上有油烟味，有洗衣粉的清香，有那种我从小到大最熟悉的、妈妈的味道。

    王磊也红了眼眶，背过身去假装整理行李。

    那顿饭，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顿饭。明明困得眼皮打架，还硬撑着要听我们讲深圳的高楼大厦。我爸问王磊工作顺不顺利，我妈念叨着我瘦了。排骨炖得软烂，藕块粉糯，汤浓得发白。我一口一口喝着，觉得这二十多个小时的疲惫，这整年的奔波，都值了。

    真的，都值了。

    睡下时天都快亮了。我躺在我少女时期的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星星月亮的小夜灯——那还是我初中时缠着我爸装的，居然还在。王磊在旁边已经响起了轻微的鼾声。

    我却睡不着。

    盯着那盏小夜灯，忽然想起了很多事，很多人。想起公司里那些光鲜亮丽的面孔，想起老家这些朴素真实的面孔，它们在我脑海里交织重叠，像一卷长长的胶片，慢慢放映开来。

    一

    我第一个想起的，是林晓。

    林晓是我在公司的同事，坐我对面三年。她是个特别“都市”的女孩，精致到头发丝的那种。每天早上九点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手里的咖啡必须是星巴克，妆容永远一丝不苟。她说话快，走路快，处理工作更快，是部门里出了名的“效率女王”。

    可我知道她一个秘密。

    每个月总有那么一两天，林晓会迟到。不是睡过头那种迟到，是明明到公司楼下了，却要在车里坐很久，久到打卡时间过了一个小时，才红着眼睛上来。

    有一次加班到深夜，就剩我们两个。我递给她一杯热水，她突然就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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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颖，你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呢？”她问这话时，声音是抖的。

    我才知道，林晓结婚五年，和丈夫是相亲认识的。男方家境好，长得体面，工作稳定，所有人都说“般配”。可只有林晓知道，他们俩在家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丈夫打游戏，她刷剧，像两个合租的陌生人。

    “上个月我发烧到三十九度，给他打电话。”林晓扯了张纸巾，没擦眼泪，只在手里揉着，“他说在开会，让我自己吃点药。后来我在闺蜜群里说了一句，闺蜜开车送我去医院……他晚上回家，看见垃圾桶里的药盒，才问了一句‘你病了？’”

    她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我说没事了。他说哦，那就好。然后继续打游戏去了。”

    “没想过……分开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想过啊。”林晓仰头看天花板，公司的白炽灯把她的脸照得惨白，“可我爸妈不同意。他们说，这么好的条件，离了上哪儿找？说我就是电视剧看多了，以为婚姻都得轰轰烈烈。他们说，谁家过日子不是这样？”

    她把揉烂的纸巾扔进垃圾桶：“有时候我加班，其实活儿早就干完了。就是不想回家，不想面对那种……安静。”

    那天我们聊到凌晨两点。林晓说起她小时候，家里虽然穷，但每天晚上一家人围着小桌子吃饭，爸爸讲工厂里的趣事，妈妈唠叨菜价又涨了，弟弟抢她碗里的肉。她说那时候觉得烦，现在想想，那种烟火气，那种被人在乎的感觉，怎么就这么难再有了呢？

    后来林晓还是没离婚。但她变了，不再追求什么效率第一，该下班就下班，周末绝不回工作消息。有一次团建，大家开玩笑问她怎么不拼了，她淡淡地说：“想通了，有些东西比升职加薪重要。”

    我知道她说的“有些东西”是什么。是她终于开始学着对自己好一点，是在那段冰冷的婚姻里，给自己留一点点暖。

    二

    想起林晓，自然就想起我表姐，赵春梅。

    春梅姐比我大六岁，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她考上省城师范那年，整个村子都轰动了。三叔摆了二十桌酒席，放了一万响的鞭炮，红纸屑铺了满地，像一层厚厚的红毯。

    那时候春梅姐多骄傲啊，眼睛亮亮的，说话时下巴微微扬起。她说她要留在城市，当老师，买房子，把爸妈接过去享福。

    后来她确实留在省城了，也确实当了老师。可去年春节我见到她时，几乎没认出来。

    她老了很多，不是年龄上的老，是精气神被抽干的那种老。眼角的皱纹很深，说话时总下意识地叹气。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大的七岁，小的四岁，围着她叽叽喳喳吵个不停。

    “姐夫呢？”我问。

    “加班。”春梅姐简短地说，然后招呼孩子，“别闹，让小姨歇会儿。”

    晚上我路过她房间，门虚掩着，听见她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压不住那股火气：“……你说今天回来，现在又说要陪领导？孩子发烧三天了，我一个人医院家里两头跑，你当爸的能不能尽点责任？”

    不知道那头说了什么，春梅姐突然哭了：“赵志刚，我跟你十年了！十年！我图你什么了？当初追我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你都就饭吃了是吧？”

    她哭得抽噎，又怕惊动别人，死死捂着嘴。我在门外站着，心里像堵了团湿棉花。

    第二天，春梅姐眼睛还是肿的，但已经恢复如常，给孩子们穿衣服，喂饭，笑着跟我妈说“没事，就是夫妻吵嘴”。只有我知道，她半夜躲在被子里哭了多久。

    三婶偷偷跟我说，春梅姐的丈夫做生意，早些年赚了点钱，后来赔了，欠了一屁股债。现在天天应酬，说是找门路翻身，可酒喝了不少，钱没见挣回来。春梅姐那点工资，要还房贷，要养孩子，要应付债主，还要撑着一个“城里中产家庭”的门面。

    “她不敢离婚。”三婶抹眼泪，“离了，俩孩子怎么办？房子怎么办？她说，就算是个空壳子，也得给孩子保住这个家。”

    春梅姐走的那天，我去送她。她拉着行李箱，一手牵一个孩子，背挺得笔直。上车前，她突然回头抱了抱我：“颖颖，姐跟你说句真心话——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在哪里活，而是和谁活。活得好不好，看的是家里那盏灯，等你回家时亮不亮。”

    车子开远了，我还站在村口。想起很多年前，春梅姐考上大学那次，也是从这里出发。那时候她笑得真灿烂啊，像五月刚开的石榴花。

    三

    脑海里又跳出来一个人：陈默。

    陈默不是我的同事，也不是亲戚，他是我……怎么说呢，算是我少女时代的一个梦。他家住村东头，和我家隔着一片麦田。我们同班到初中，后来他考上县一中，我去了二中，再后来他考去北京，我留在省内，联系就渐渐少了。

    但有些记忆是刻在骨头里的。

    比如初二那年冬天，我骑车上学，路上摔了一跤，崴了脚。是陈默背着我去的诊所，又背我回家。他的背很瘦，但很稳。我趴在他背上，能闻到他校服上淡淡的肥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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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中考前，我们在村后的小河边复习。他给我讲数学题，讲着讲着，忽然说：“田颖，你要考出去。这个村子太小了，装不下你的。”

    那时候夕阳正好，河面碎金一样的光，他的侧脸在光里显得格外清晰。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动了一下，像春笋破土前的那一丝颤动。

    后来我们真的都考出去了。他去了更大的世界，我去了稍小一点的世界。偶尔在朋友圈看见他的动态——在北京的胡同里喝咖啡，在上海的外滩看夜景，在深圳的创业园里熬夜加班。他活成了我们那个小村庄的传奇，成了“别人家的孩子”的终极版。

    去年夏天，他突然回来了。

    不是衣锦还乡那种回来，是悄无声息地回来。我在村口碰见他时，差点没敢认——他瘦了一大圈，胡子拉碴的，背着一个简单的双肩包，像个逃难的。

    “陈默？”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他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田颖？这么巧。”

    我们去了李婶家的小卖部，坐在门口那棵老槐树下喝汽水。玻璃瓶的橘子汽水，小时候的最爱，现在喝起来甜得发腻。

    “怎么突然回来了？”我问。

    他握着汽水瓶，手指一下一下敲着瓶身，半晌才说：“累了。”

    原来他在北京创业，做互联网教育，最风光的时候公司估值过亿，手下百十号人。后来疫情来了，政策变了，融资断了，公司倒了。他卖了车，退了租的房子，还欠着一百多万的债。

    “女朋友呢？”我记得他朋友圈发过合照，一个很漂亮的女孩，靠在798的艺术墙前笑。

    “分了。”陈默说得轻描淡写，“公司出事前就分了。她说看不到未来，我能理解。”

    他说这话时，眼睛看着远处的麦田。七月的麦子金黄金黄的，风一吹，浪一样起伏。我们小时候在这片田里捉过蚂蚱，偷过西瓜，也一起躺在地垄上，数过天上的云。

    “后悔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问，可能只是没话找话。

    “后悔？”陈默想了想，摇摇头，“说不上。就是觉得……没意思。在北京那几年，每天一睁眼就是数据、流量、融资、对赌，睡觉都梦见kpi。以为自己是在追梦，其实是在追一个别人定义的‘成功’。追到了又怎样呢？追不到又怎样呢？”

    他喝光最后一口汽水：“回来的路上，我在想，我这辈子最踏实的时候，居然还是小时候在村里那会儿。虽然穷，虽然土，但晚上回家，饭在锅里，灯在屋里，狗在门口摇尾巴。”

    “现在呢？”我问，“家里灯还亮着吗？”

    陈默笑了，这次是真的笑，眼角有了细纹：“亮着。我妈不知道我公司倒了，以为我就是想家了回来住几天。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做饭，说我瘦了，得补补。”

    他说这话时，声音有点哽。这个曾经在北京cbd意气风发的男人，这个曾经以为能改变世界的年轻人，此刻坐在老家破旧的小卖部门口，为了一盏为他亮着的灯，差点掉下眼泪。

    后来陈默没再回北京。他在县里开了个小小的培训班，教孩子们编程。钱挣得不多，但足够生活，还能慢慢还债。有一次我去县里办事，顺路去看他。他正在上课，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他弯着腰，耐心地给一个孩子讲着什么。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照在他身上，那画面竟有种说不出的平和。

    下课后，我们在他狭小的办公室里喝茶。他说他现在每天六点起床，去市场买新鲜的菜，回家给父母做早饭。晚上如果没有课，就陪父亲下棋，陪母亲看电视。周末带他们去县里的公园转转。

    “有时候觉得，这才叫活着。”他说。

    我离开时，天已经黑了。他送我到楼下，忽然说：“田颖，你还记得初三那年，我们在河边说的话吗？”

    我一怔。

    “我说这个村子太小，装不下你。”他笑了笑，“现在我觉得，也许不是村子小，是那时候我们的心太小，装不下这个村子的好。”

    四

    思绪飘着飘着，又飘回了公司。这次想起的是张总。

    张总是我们分公司总经理，五十出头，雷厉风行，是全公司出了名的“女魔头”。她训起人来毫不留情，追求完美到变态，加班到半夜是家常便饭。我们都怕她，背地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张铁人”——铁石心肠，铁面无私，工作起来像铁打的不知道累。

    直到那次出差。

    我们去成都参加一个行业峰会，三天行程排得满满的。第二天晚上有个酒会，张总喝了不少，回酒店时脚步都有点飘。我扶她进房间，她忽然说：“小田，陪我坐会儿吧。”

    我有点意外，但还是留下了。

    她脱了高跟鞋，光脚踩在地毯上，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夜景。成都的夜晚很温柔，路灯连成一条条发光的河。

    “我女儿今年大学毕业。”她忽然开口，没头没尾的。

    “那很好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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