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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22节(第2页/共2页)

天安门城楼的画面上搜寻。李德胜在,伍豪在,朱得在,刘绍奇在……那些模糊但尚可辨认的身影里,有许多熟悉的面孔。

    可是,他张国涛呢?

    那个自认为资历最老、理论水平最高、见过斯大林、理应在中国革命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张国涛,在哪里?

    那个在党内资历比李德胜更老、曾担任“一大”主席、如今手握数万雄兵的张国涛,在那个象征着最终胜利的荣耀时刻,竟然……不见踪影。

    画面最终定格,天幕再次沉寂。留给张国涛的,是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充满了嘲讽的虚空。

    “这不可能!”

    从那天起,这个念头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内心。

    在公开场合,他依旧是那个高瞻远瞩的领袖,鼓励着士气高昂的将士们:“同志们,天幕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的胜利是注定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我们的奋斗,去迎接那个光辉的未来!”

    但在私下里,他反复思考着那个问题:未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1933年7月,当下。

    “主席!主席!”

    陈昌昊兴奋的声音将张国涛从回忆中拉了回来。这位年轻的政委,脸上泛着激动的红光,手里挥舞着一份统计报告。

    “主席,您看!木门会议后,部队扩编顺利完成!现在我们兵强马壮,有八万多人!川陕根据地也彻底巩固了,天幕预言的胜利,我看,更快实现和到来,也未可知啊!”

    张国涛脸上露出了标志性的、威严而和煦的微笑。他接过报告,赞许道:“说得好!昌昊同志。未来是光明的,但道路要靠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我们红四方面军,就是要做出个样子来,给全中国的同志们看!”

    他的话语激昂有力,一如既往地鼓舞着人心。

    但在内心深处,那个可怕的问题却如毒蛇般再次盘旋而上:未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去了哪里?

    他反复思考着每一种可能。

    ——难道,我是在未来的某场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这似乎是唯一能接受的、体面的解释。但他心中还是生出一种浓浓的不甘和恐惧,虽然作为革命的先行者,马革裹尸,理所应当,但不知为何,他总觉得以自己的才智和谨慎,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或者,我被排挤出了领导核心?被李德胜那个“乡下人”用权术斗倒了?这个念头让他怒火中烧。他手握八万雄兵和如此基业,他怎么会输?!

    最后一个可能,他甚至不敢去细想,那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就让他脊背发凉。

    ——难道……我……

    他猛地掐断了这个想法。不可能!他张国涛,华共创始人之一,信仰坚定,对党忠心耿耿,怎么可能走上那条路?天幕一定是有所疏漏,它的历史记录并不完整!

    “主席,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是继续向西发展,还是向南威逼成都?”徐向乾沉稳的声音传来,打断了他的思绪。

    张国涛收敛心神,目光重新投向地图。无论未来如何,当下,他才是这支强大红军的主宰。他拥有雄厚的本钱,可以和任何人,包括那个远在江西的李德胜,掰一掰手腕。

    “向南!”张国涛的手指重重地落在地图上,语气不容置疑,“我们要让全四川的军阀,都听到我们红四方面军的炮声!我们要建立一个比江西更巩固、更富饶的根据地!”

    他要用一场又一场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来改写那个没有他的“未来”。他要让天幕,让历史,让李德胜看看,谁才是中国革命真正的掌舵人!

    他心中那股不甘与雄心,在川北夏日的烈阳下,疯狂地滋长起来。在众将领命离去后,会议室里只剩下他一人。

    他独自站在巨大的军事地图前,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他看起来像一个孤独的君王,拥有着强大的军队和广袤的领土,却凝视着一个没有自己王座的未来。

    然而,就在张国涛沉浸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中,规划着自己的宏图霸业时,一名警卫员匆匆敲门进来,神色有些异样。

    “报告主席!中央……中央派来了一位特派员,已经到了镇口了!”

    “中央特派员?”张国涛的身体猛地一震,脸上的威严和自信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警惕和审视的目光。这个时间点,从遥远的江西,派一位特派员过来,意欲何为?

    他的心,骤然提到了嗓子眼。那些被他强行压下去的、关于自己未来的黑色猜想,如同毒蛇般再次苏醒,在他的脑海中嘶嘶作响。难道……是来清算我的?是李德胜要动手了?

    “来的是谁?”他的声音不自觉地变得有些干涩。

    时间倒退回两个月前。

    1933年5月初,江西,瑞金。

    在一次只有李德胜、伍豪、朱总等少数核心成员参加的秘密会议上,那份由“红星一号”提供的“未来叛徒”名单,正静静地躺在桌面上。

    “彭老总,压压火气。”李德胜制止了彭德怀当场就要“抓人枪毙”的冲动,缓缓开口道,“这份名单,是‘红星一号’从‘未来’拿来的,对我们来说,是个顶顶重要的参考,能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少受很多损失。但是,”他话锋一转,目光变得深邃而锐利,这叫什么?这就叫‘刻舟求剑’!”

    他拿起铅笔,在水杯里蘸了蘸,在桌上画出一条流淌的河和一条船:“大家看。天幕降临,就像这条河突然改了道,水流也急了慢了不一样叻。我们这条船,船上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处境、想法、可能的选择,都跟着这新的河水变了。原先那条河里的轨迹,还能死抱着不放吗?天幕送了我们一份‘标准答案’,可它出的题,也变了。我们要是死抱着这份答案不放,不看清现在的新题目,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大错误!”

    “润之说得对。”伍豪补充道,他的语气一如既往地冷静而缜密,“有同志提出,能不能让‘红星一号’直接去川陕根据地,向那里的同志们播放张国涛未来背叛的‘事实’?这个想法,看似简单直接,但后患无穷。”

    他开始阐述不能这样做的几个核心原因:

    “第一,这是对我们党组织原则和政治规矩的根本性破坏。”伍豪的表情变得异常严肃,“我们党有自己的纪律,有自己的工作程序。处理一个高级干部,特别是像张国涛这样身兼重任、手握重兵的领导人,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要经过中央的集体讨论和正式决定。我们怎么能让一个‘天外之物’,来代替党的组织,来对我们的同志进行‘宣判’?这开的是什么先例?今天它可以帮你‘宣判’张国涛,明天是不是就可以帮你‘宣判’任何一个中央认为‘有问题’的同志?那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何在?组织纪律何在?我们和国民党搞特务统治,还有什么区别?这是自毁长城!”

    “第二,这是对我们党独立性的严重侵蚀。”他继续说道,“‘红星一号’再神奇,它也不是我们党的一员。我们与它的关系,是合作,是借鉴,绝不能是依赖和附庸!如果遇到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自己的组织渠道、用自己的智慧和方法去解决,而是指望‘红星一号’这个‘神仙’下凡来帮我们摆平一切,那我们这个党,还要不要成长了?还要不要独立自主了?将来有一天,‘红星一号’要是走了,或者提出了我们无法接受的条件,我们怎么办?我们党,必须永远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一直沉默的刘绍奇,此时也开口了,他的分析更加深入:“同志们,天幕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复杂情况。比如,名单上有些人,在原来的历史上是牺牲了的,但在这个时空,因为我们提前规避了风险,他们活了下来。那么,他们未来的人生轨迹,是历史上没有的,我们无法参考。再比如,一些本来不会加入我们队伍的人,现在因为看到了革命的‘钱途’而涌了进来。这些人的信仰和动机,同样是历史答卷上没有的。所以,我们更不能僵化地依赖‘未来’的情报,必须立足于当下,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第71章:天幕下的中国棋局

    李德胜接过话头,总结道:“所以,我看呐,处理张国涛以及名单上其他人的问题,我们的总方针是: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未来的事,是警示,不是罪证。但它为我们提供了最重要的侦察方向!”李德胜的语气变得坚定,“对于张国涛这种在未来有明确叛变行为、对我党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我们绝不能姑息!但处理,必须讲究策略,讲究程序。我们要做的,是未雨绸缪,主动布局,而不是搞突然袭击,搞党内清洗。要查,就要查他现在的言行,有没有野心膨胀,有没有分裂党的行为。要把他过去背叛革命的旧账翻出来,作为重要参考。要有理有据,让他本人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心服口服!”

    会议最终确定了处理张国涛问题的策略:派遣一位有足够威望、立场坚定、手腕灵活,且与红四方面军有一定历史渊源的同志,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川陕根据地。

    这个人选,经过反复斟酌,最终落在了刘绍奇身上。理由有三:第一,刘绍奇长期负责组织和白区工作,精通党内斗争的策略和程序,心思缜密,立场坚定;第二,他与张国涛同为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有过交集但无过深私交,能做到公事公办;第三,他目前在中央苏区负责经济工作,身份相对不那么敏感,不易引起张国涛过度的警惕。他将带着中央的密令、张国涛历史问题的证据材料、以及“红星一号”提供的关于川陕根据地内部人事和经济的详细分析报告,前往川北。

    “派绍奇同志去,很好。”李德胜表示赞同,“但要给他配上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可靠的警卫。此去川北,不亚于龙潭虎穴。我们的目标,不是要立刻扳倒张国涛,那会引起四方面军的动荡。我们的目标,是‘掺沙子、挖墙脚、固根基’。”

    “掺沙子,就是要把中央派去的一批干部,安插到四方面军的关键岗位上,把中央的声音和纪律带过去。挖墙脚,就是要团结像徐向乾、曾仲生这样真正忠于革命、有军事才能但受到张国涛压制的优秀将领,争取他们对中央的支持。固根基,就是要加强对四方面军中下层官兵和根据地群众的政治教育,让他们明白,他们是党的军队,不是他张国涛的私兵!”

    “只要我们把这三件事做好了,他张国涛就算有天大的野心,也翻不起浪来!”

    在决定了对张国涛和川陕根据地的处理方针后,瑞金的这次核心会议并未结束。李德胜掐灭了手中的烟,将议题转向了更宏大的层面。

    “张国涛的问题,是路线问题,也是我们党内部的成长问题,必须处理好。但我们不能只盯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他说道,“现在,我们要抬起头来,看看整个中国的棋盘。伍豪同志,你那边掌握的情报最多,你来给大家讲一讲,天幕降临这半年多,我们这个天下,都起了些什么变化。”

    伍豪点了点头,他走到那台“红星一号”终端前,熟练地操作了几下。悬浮在半空中的全息地图瞬间亮起,整个中国的轮廓清晰地展现在众人面前,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光点和动态箭头,标注着各方势力的实时动态。

    这幅由“红星一号”提供算力、由中央特科不断输入最新情报而形成的“上帝视角”地图,是他们此刻最宝贵的战略工具。

    “同志们,自去年天幕降临,特别是年初播放了‘开国大典’后,全国的形势,可以说是既大好,也大乱。”伍豪的声音沉稳而清晰,他指着地图上那些闪耀的红色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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