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周四上午的历史课，气氛比往日更加凝滞。
孙先生讲到《南京条约》的“割地、赔款、通商、协定关税”时，语调沉痛，却难以穿透笼罩在班级上空那层由“睦邻”命令带来的、无形却厚重的隔膜。
学生们大多低着头，仿佛课本上那段屈辱的文字，与窗外现实沉重的政治空气产生了令人窒息的共鸣。
林怀安（郝楠仁）紧握着笔，笔尖在“香港岛”三个字上反复戳点，留下深深的墨痕。他发现自己在历史学习上遇到了新的瓶颈——年代、条约内容、事件因果……
这些枯燥的知识点像一盘散沙，无论如何死记硬背，总是前后混淆，难以形成清晰的脉络。
一想到即将到来的月考，以及那遥不可及的“考军校”目标中必然包含的历史考核，一种无力感便油然而生。
“不行，不能这样下去。”
他心中警醒。
既然自己摸索效率低下，就必须寻求外部破局之法。
他想起了那位被学生私下称为 “活史书”的历史老师李文香先生。
李先生讲课从不照本宣科，眼神中总带着一种穿透岁月的深邃。或许，他能有办法？
午休时分，校园寂静。
林怀安鼓起勇气，走到教学楼尽头那间挂着“史地教研室”木牌的门前。
门虚掩着，他轻轻敲了敲。
“请进。”
一个温和而略带沙哑的声音传来。
林怀安推门进去。
教研室内光线略显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旧书报和墨水的特有气味。
李文香先生正伏案批改作业，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露出询问的神色。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色长衫，袖口有些磨损，但整个人收拾得十分整洁，透着一股传统文人的清癯与从容。
“李先生……”
林怀安有些紧张地开口，“学生……学生林怀安，高二丙班的。有些历史学习上的困惑，想请教先生。”
李文香放下笔，摘下眼镜，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坐吧。是哪部分内容不理解？”
他的目光平静，没有一丝不耐烦，让林怀安稍稍安心。
林怀安坐下，组织了一下语言，坦诚道：
“先生，不是具体哪一课不懂。是……是觉得近代史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条约一个个签，年代、内容总是记混，感觉像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死记硬背，效果很差。”
他没有提及“睦邻”命令带来的心理压抑，但那眉宇间的焦灼，却逃不过李先生的眼睛。
李文香没有立刻回答，他缓缓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沉静的校园，良久，才悠悠开口，仿佛在对着窗外的时光诉说：
“历史，不是故纸堆里冰冷的年份和条款。
它是一股活着的、流淌在我们每个人血脉里的东西。
你记不住，或许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触摸’到它的温度，没有听到它在你自己身上的回响。”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向林怀安：
“林同学，你可知，我生于光绪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95年。”
这个年份，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尘封的记忆闸门。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年。”
李文香的声音低沉而清晰，“我出生时，北洋水师已在威海卫全军覆没，李中堂远赴东洋，签下了那份割让台湾、赔款两亿两白银的条约。
我的祖父，一位前清秀才，抱着襁褓中的我，老泪纵横，他说：‘这孩子生于国家危难之际，将来要知道耻，要自强！’所以，从我记事起，‘甲午’这两个字，就不是书上的名词，而是我生命的，是家族耻辱的烙印。”
林怀安屏住了呼吸。
他第一次意识到，历史书的年份，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生命的开端。
“1900年，我五岁。”
李先生继续道，眼神飘向远方，仿佛穿越了时空，“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打进北京。
我们全家仓皇出逃，从这座皇城逃往南方。
我记得路上的颠簸，记得母亲惊恐的眼神，记得洋兵的马蹄声和枪声……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亡国奴不如丧家犬’。
这，就是活生生的‘庚子事变’，不是书上的几句话。”
林怀安感到心脏被狠狠攥紧。
他无法想象一个五岁孩子眼中的战争与逃亡。
“1911年，我十六岁，在南京念书。”
李先生的语调扬起一丝波澜，“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我和同学们冲上街头，剪掉辫子，高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那一刻，积压了十几年的屈辱，仿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我们以为，一个崭新的、强大的中国就要诞生了！
那种希望，你懂吗？”
林怀安下意识地点点头，尽管他无法完全体会，但能感受到那股青春的激情。
“1919年，我二十四岁，北大史学系三年级。”
李先生的声音变得激昂起来，他甚至微微挺直了脊背，“五月四日，我们走上街头！
反对巴黎和会，反对二十一条！
我就在赵家楼外面，看着浓烟升起！
我身边的同学，头上流着血，却还在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像火把一样，点燃了我们那一代人！
五四运动，于我而言，不是历史事件，是我燃烧的青春！”
说到这里，李先生停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情绪渐渐平复，却蒙上了一层阴影。
“后来……1925年五卅惨案，1928年济南惨案……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
列强的枪炮，从未真正远离。
直到去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十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1页/共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