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被李王毒杀也就是必然，因为效仿清朝改革就等于是抹杀了李朝最后的统治合法性。

    所以在明亡后的二百多年中，李朝的上层成了彻底的保守派，任何改革都被视为胡人对中华秩序的改变，在此种情况下，李朝自然就成了一具僵尸，因为所有的传统都是对胡人秩序的抵抗，放弃传统就是放弃中华而入蛮夷。

    开化派借助日本开国攘夷一事获得了启发，认为可以学习西方科技让朝鲜从满清体系下独立出来，从而打破了保守派代表中华秩序，改革派代表胡化政策的怪圈。宗方小太郎为日本军队发布的对中国人的布告，正是打着恢复中华秩序的大义。

    只不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日本的资本主义没法恢复中华秩序，只能使日本成为新列强，而陆军的大陆政策也迅速的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恢复中华秩序的声音就开始逐渐衰落下去了。

    但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已经意识到了，煽动原居民民族主义来协助扩张政策的好处。亚洲同盟、东亚合邦论，正是日本人试图建立新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中华秩序的理论，只不过日本的帝国主义难以和这些新中华秩序进行缝合，毕竟用一个黄种人的帝国去取代白种人的帝国压迫自己，对于被殖民的民族来说到底有啥可欢迎的。

    朝鲜开化派从改革派变成了卖国贼，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人民面前暴露嘴脸带来的后果。原本被朝鲜民众视为腐败无能的李朝，再一次变成了朝鲜民族的精神象征，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荒诞的喜剧。

    而林信义提出并建立了亚洲联盟之后，其亚洲经济共同体的理念取代了传统的殖民经济体系，才算是奠定了亚洲联盟的政治基础。海军中的自由派和革新派开始转向联盟主义，帝国主义思想在海军中开始衰退。

    并不是说堀悌吉这些海军军官们没有帝国思想的基础，而是作为海军的一员，他们更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列强海军，而不是落后的农业国的近海防御，毕竟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航海大发现的时代，而是列强争夺世界的时代，海军的对手不是被殖民的民族的抵抗，而是争夺殖民地的列强。

    相比之下，陆军就封闭多了，反正列强够得到东亚的也就是俄国，只要能够战胜俄国，那么陆军觉得自己可以通过数量来堆死列强派到东亚的陆军，至于海上防御则是海军的事和陆军无关。因此陆军中的帝国思想最为严重，在他们眼中看不到列强的威胁，只有大英帝国征服世界的壮举。

    不过陆军的这种幻想主义对于已经找到正确道路的海军军官们来说自然是没啥吸引力的，所以海军省下发的命令并没有得到舰队军官的认同，而林信义顶住了海军省的命令，不仅没有试图协助北洋夺取青岛，还联合了德国人说服北洋军通过谈判来解决煽动问题。

    劳工党在山东的实力远不及北洋，特别是在北洋主力南下后，劳工党在山东就变成了孤子，虽然打起来不一定会失去青岛，但是山东地区的建设肯定是大受影响的。德国资本自然不愿意山东爆发战争，他们是直接的利益受害者，因此在林信义的联合下，就向北洋军施压，要求和平解决山东的统治权问题。

    北洋军自然没法忽略德日两方给出的压力，虽然日本方面的态度有些奇怪，陆军和外交官支持北洋南下，而海军却和德国人一起反对北洋武力夺取青岛。不过，随着北洋第三军的失败，这点疑惑也就不成问题了，整个南征计划都失败了，还打什么山东战役。

    而对于林信义的决定有些担忧的海军军官，随着南北两军的对战情况的急剧变化，也深切的佩服林信义的决断，要是按照海军省的命令去协助北洋控制青岛和控制长江航运，那么他们现在就得面对武汉的怒火，联盟也就破裂了。

    只是在南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回到青岛的林信义却又变得悠闲了起来，这让堀悌吉甚为不满，他于是向给自己放假钓鱼去的林信义提出了抗议道，“北洋的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个时候联合舰队难道不应当向武汉索取更多的权利吗？这可是我们应得的报酬。这个时候你给自己放假，这是对联合舰队的不负责任。”

    林信义看着他摇着头说道：“在这一点上你就不如丰田了，你对于工作过于认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松，这是相当不合适的。军队虽然是一部机器，但是控制它的人不能是机器的附庸，我们必须要时时的告诫自己，人创造机器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消灭人的生活。陆军就是搞不清这一点，所以把战争当成了军队存在的唯一意义，这就是他们会支持北洋和武汉开战的原因。”

    堀悌吉不满的回道：“我可不是来听你讲大道理的，如果等武汉成功入主了北京之后，我们提出的要求就没可能那么容易获得他们的认同了，这可关系着联合舰队在南方战略中的地位问题，这也是你当初对联合舰队组建时提出的目标，你该不会忘记了吧。”

    林信义只能无语的摇了摇头，然后对着他说道：“你觉得劳工党统一了中国之后，它们的首要目标是什么？”

    堀悌吉不假思索的回道，“自然是收回一切失去的主权，我国不也是以此为目标而奋斗到今天的么。所以，我们才应该先和劳工党界定一下，那些是属于联合舰队的合法权利，那些才是属于中国的主权，不分清这一点，等劳工党获得了全国的统治权后，我们想要和他们谈判就艰难多了。”

    林信义却还是摇着头道：“劳工党统一全国后，首先要解决的是发展问题，地主阶级可以不管农民的死活，只要自己能够按时收到地租就好。但是劳工党的支持者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他们不能解决工人和农民的温饱问题，那么他们就没法维持政权。

    而中国的发展问题只有工业化才能解决，中国的工业化又需要亚洲共同经济体，南方的热带经济作物和稻米是中国工业化发展不可缺少的。所以，解放亚洲本身就是符合劳工党的执政理念的，不解放亚洲就无法建立亚洲共同市场，中国的工业化就会陷入原料和市场缺乏的麻烦。

    因此，海军的南下战略不是控制联合舰队，而是支持亚洲联盟，只要亚洲联盟存在，那么亚洲经济共同体就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联盟的政治目标。

    向中国索要联合舰队的权利，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除了联合舰队，中国并没有立刻就获得海上力量的方式。为了自身的利益，中国政府会主动的提出扩大联合舰队的权利，从而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成，而打破列强在亚洲划分的势力范围，从而实现亚洲的共同市场，这就是联盟政治目标下的经济利益。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中国人的需要去主动提出要求？这么做的后果，除了让中国人增强了对我们的警惕心外，也会令亚洲各民族产生疑惑，究竟联合舰队是联盟的保护者，还是日本海军的分舰队？对于日本海军来说，维护联盟实际上已经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在这个利益下去争夺那些细节问题，属实是一种不必要的认真。”

    堀悌吉思考了半天，也没能找到推翻这番理论的依据，毕竟联合舰队的组建正是依赖这套理念建立的。不过他还是强撑着说道：“可我们总不能就这么无所事事的看着吧？欧洲的局势如此紧张，东亚现在又开始了混乱，我们难道什么都不干吗？”

    林信义转头看了看窗外的蓝天白云，微微叹了口气道：“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等待。你不会觉得陆军就会这么认输倒台吧。桂太郎这次出了这么多血，要是一无所获的下台，今后财阀还敢支持陆军吗？他们给北洋的贷款，很可能就变成烂账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关心的是国内问题，而不是中国及南洋的问题。”

    堀悌吉被林信义的言论给惊吓到了，他颇为怀疑的说道：“北洋已经失败了，陆军现在连增师案都没通过，他们想要介入中国内战恐怕在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国内舆论也开始转向，认为不应当干涉中国内战，否则只会让日本在华利益受损。桂首相难道还能强行发动战争吗？”

    林信义思考了片刻后说道：“我不了解陆军会怎么做，但战争是解决桂太郎内阁一切麻烦的唯一办法。只有一场战争才能让陆军继续执政。当然，陆军的行动还是会受到其他政治势力牵制的，所以我也猜不到陆军到底会怎么办…”

    陆军确实陷入了混乱之中，即便长期和长州派敌对的军中其他势力，这一次也不愿桂太郎就这么辞职下台，正如林信义所言，桂太郎这一次组阁实际上得罪了不少人，破坏了许多政治潜规则，如果他能够扩张陆军及财阀在大陆的利益，那么此时下台倒也不能算是完全的失败。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内战完全偏离了陆军在战前的预测，北洋军败的太快，以至于桂太郎都没能说服议会改变国策。由经济建设的国策转向对外扩张的军事国策，必然要让议会意识到扩张的军事能够比经济建设更能带来利益。

    桂太郎赖以说服议员的基础，就是国内农民对于粮食价格不断降低的不满，此前日本农民通过粮食的价格不断升高才能交得起土地税，但是西园寺公望上台后解开了进口朝鲜大米的禁止令，一下就把大米的价格给打下去了，这就使得农民的收入开始入不敷出，要求进行土地改革的农民数量再次壮大了起来。

    千叶县土地改革后，农民获得土地并开始了合作生产，在大米价格下降的基础上依然还是提升了收入，这一例子自然引起了其他地区农民要求土地改革的呼声，因为千叶县土地改革本身就是作为试点，既然已经成功就该向全国推广。

    但是，千叶县土地改革的成功是建立在对脱产地主的强征土地上的，即便是那些在乡的小地主也依然在抱怨土地改革政策让自己的勤劳付之流水。也就是工业资本的入驻，强势镇压了千叶县的地主势力，使得他们的声音没法改变国策。

    但是对于其他地区的地主们来说，千叶县的土地改革显然是激进的武断政策，因此议会中的地主代表们一直在设限防止千叶县的土地改革政策扩散到其他地区。资本家们在其他地区并没有什么重大利益，自然不会和这些地主代表们对抗，于是就形成了极为微妙的局势，议员们想要当选就会鼓吹推动土地改革，但是选上之后又食言维护了地主们的利益。

    原本试图通过选票改变国策的农民，现在变得越来越暴力化，地主们自然倾向于陆军上台镇压这些攻击地主的农民。但是陆军也不能老是把农民当成敌人，毕竟陆军的主体都是农民出身的士兵，于是陆军只能提出发动大陆扩张作战，试图用大陆上的土地来分给那些无地的日本农民，从而缓和国内的社会矛盾。只是北洋失败的这么快，就让陆军有些不知所措了。

    本章完

    第794章

    1914年11月15日，武汉华东方面军击溃安武军主力夺取了蚌埠，从而切断了第一军和第二军之间的铁路联系，在夺取南京和后撤之间犹豫不决的李纯得知消息后开始惊慌失措，他一边收拢部队，一边向徐州的冯国璋和北京的袁世凯求援，表示如果不能打通津浦路，则第一军就变成了瓮中之鳖。

    仅仅在一个月前，李纯还信誓旦旦的向袁世凯保证，自己南下必然要将东南之地收归北洋所有。李纯敢向袁世凯打这样的包票，因为一个月前东南形势对劳工党确实是不利的。

    劳工党自割据武汉开始就截断了长江中上游的外国商轮的通行，虽然在列强放弃了军事威胁后，武汉同意给与各国商船以有条件的航行权，但要求这些轮船公司必须被武汉入股。除了德国人之外，其他列强都拒绝接受这种条件，因此长江中上游的航行权就被中国人垄断了。

    随着武汉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铁路建设的发展，英日终于发现试图封锁武汉的海上航运显然是难以成功的，这只会把航运业务白白让给德国人，日本只是损失了航运上的利益，但是对于控制着上海的英国资本来说，却是整个在华贸易网络都被破坏了。

    英国自从强迫满清开放上海作为商埠后，就把长江视为了深入中国内陆的交通命脉，类似于印度的恒河，加尔各答之所以能够成为英属印度的首都，就是因为恒河带来了北印度最富饶的印度平原上的产出，从而在加尔各答和英国的工业品形成了交换。

    上海对于英国来说，就是第二个加尔各答，所以打通长江航道是英国对华战略的重要一环。1852年上海人口54万，到了1910年上海人口已经超过了128万，比武汉三镇加起来都多，而武汉三镇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化城市了。

    上海的发展就是依赖于通过长江航道吸纳了长江沿岸各省的产出，在上海这个对外贸易码头完成了最终贸易，其在1909年时已经拥有了165种行业，比武汉就少了三四十种而已。

    一开始武汉的工业发展其实是有利于上海的，因为武汉的初级加工业提升了上海对外出口的贸易规模，但是随着武汉重工业基础的建立，英国人发觉自己对华贸易的优势在不断削弱。

    作为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人虽然在工业技术上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但是在新技术的应用上却不及德国和美国，因为德国的工业面对的是欧洲，美国是本国的农业，而英国则是广大的海外殖民地。殖民地的落后农业压根不需要新技术，所以英国虽然在科技上保持领先，却始终没有大规模应用的必要性。

    英国对华贸易实际上一直都是被压缩的，中国传统出口的丝绸、茶叶、瓷器、棉布、白糖，在英国殖民体系的分割下，都被分配给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于是中英贸易开始出现了大量的逆差，大量的白银和黄金被用于填补贸易缺口。

    从某个角度来看，此时英国的对华贸易实际上主要以掠夺贵金属为主，还没有对中国进行殖民地产业的规划，在其他的海外殖民地，英国人抽干了当地的贵金属后，就开始进行殖民产业的布局，然后用英镑控制该地的经济，从而完全的纳入英国的全球贸易体系。

    只是中国的经济规模远比印度大的多，且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不是印度那种被英国人征服后糅合起来的碎片型国家，所以中国的内部贸易要比印度完整的多，英国人没有那么高的效率吸干中国的流动货币，再加上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后发列强都看到了远东这块尚未被征服的土地，所以列强的互相牵制，也延缓了中国经济体系的瓦解。

    劳工党用军事力量保证了长江中上游的安全后，也就有了和德国资本合作的本钱，德国人虽然渴望获得贵金属，但也同样需要原料和市场，相比之下德国人更愿意向中国做出让步，以确保中国市场向德国资本开放。

    为了确保中德贸易之间的平衡，德国不得不接受了武汉的建议，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给了中国，这对于德国来说也是好坏参半，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移出让德国工业岗位减少了许多，但是从中国进口的初级工业品极大的降低了德国工业的成本，并且为德国的机器、化工等产业扩大了市场。

    中德贸易的扩张虽然没有增加德国贵金属的储备，这是旧殖民体系最为重视的财富，但是这种贸易却扩大了德国马克的发行规模，此前德国马克虽然仅次于英镑和法郎，是世界第三流通货币，但各国央行和政府的外汇储备中，英镑约占50%，法郎30%，德国马克只有15%。

    英镑的价值在于英国建立的全球结算体系，保证了英镑的流通性，而法郎的价值在于法国对外的大量借款，各国的偿本付息维持了法郎的价值，而马克的价值却是依赖于黄金的兑付，所以英、法、德三国的央行中，只有德国银行需要储备大量的黄金，英法虽然重视黄金，但他们都可以通过票据进行偿付。

    武汉对于德国马克的承认，使得德国马克拥有了一个海外资金储备池，但这就打击了英国的在华金融。作为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创造者，英国是不能忍受远东市场上马克的流通程度越来越高的。这也是英国金融资本支持北洋发起战争的根源，因为武汉已经被英国金融资本视为了德国马克的支持者，这等于是在远东建立了一个非英镑的贸易区，英国金融资本自然是难以容忍的。

    而东南地区的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对于武汉政权都是难以认同的，地主们反对土地政策，商业资本则反对统购统销政策，劳工党的商业模式其实和垄断组织差不多，即通过联合乡村合作社垄断卖方市场，从而击破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

    传统的中国商业模式实际上就是囤积居奇，即通过对于粮食和棉布的垄断，控制市场价格，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然后高价售出手工业品。在列强打开了国门之后，更为廉价的工业品反而刺激了传统的商业资本，从而形成了买办阶层。

    对于这些商业资本来说，他们并不在乎生产和消费，而只关注于销售渠道，所以本土的手工业品换成列强的工业品对他们没啥影响，农民的消费能力越来越低也和他们无关，但是武汉限制商业利润的做法就让他们大为不满了，因为在武汉的统购统销政策下，他们变成了为农民和工厂打工的伙计了，更何况武汉对于本国工业的保护，也极大的冲击了买办经营的进口消费品。

    东南地区，劳工党的军事力量不占绝对优势，不过东南地区的地主和商业资本也依然无力挑战劳工党，所以他们希望北洋南下，打破劳工党在东南建立的那种强力秩序，恢复此前的地方乡绅秩序。

    在李纯看来，他南下的主要对手也就是南京周边的武装力量，这个武装力量也就2个师左右，其中一个师还是倾向于当地地主和商业资本的，因此这是一场里应外合的战争，他自然是敢向袁世凯打包票的，而拿下南京后，最为富庶的江苏就落入了他的控制，这个好处也不由李纯不卖命。

    只是李纯也没有预料到，曹锟带来的主力在郑县就遭到了失败，这就使得所谓合围武汉的南征方案破产了。按照这种局势的变化来说，李纯在得到郑县失败时就该撤退了，但是对于江苏的贪欲和地方势力的挽留，让李纯多坚持了几天，寄希望于拿下南京来改变南征的完全败局。

    李纯的想法是好的，若是北洋真的拿下了南京，那么至少就等于控制长江下游地区，南征计划至少没有全面失败。但是武汉居然没有试图救援南京，而是展开了对黄淮地区的全面进攻，这摆明了是要把第一军完全聚歼于长江边，并试图留下第二军，这已经不是反击，而是全面战争的节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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