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否则就会遭到其他人的质疑。

    毕竟现在袁总理虽然名义上是共和国的政府首脑，但实际上袁总理的命令只能在北洋控制的地盘上落实下去，至于北洋军控制不到的地方，地方官员对于袁总理的命令，往往都是看心情来执行的。

    至于武汉方面，他们现在掌握着国会，只要不符合武汉利益的政府命令，武汉就会以违反国民利益宣布政令无效。

    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和日本的和平相处是确保北方安定下来的必要条件，北洋不能两面受敌，且这两个敌人都比北洋强大。在日本放弃了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主张后，袁失去了和日本敌对下去的动机。你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谈的如何了？”

    莫里森沉默了好一会，最终给出的答案也是不乐观的，他解释道：“因为年初开始对满清旧代表的清理，国会中革命党人的势力完全占据了主流。除了劳工党之外，国会中倾向于革命立场的有势力的党派，有华兴会、光复会和同盟会中央党部。

    华兴会的宋教仁虽然认为劳工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对于地主阶层的处理过于简单粗暴了，但是他依然认为劳工党在中国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至少劳工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确实改变了乡村的面貌。

    至于孙文提出逇三民主义虽然有利于地主和农民，可是到今日为止也没有见到一个县，甚至一个乡愿意实施三民主义的土地改革方案的。所以他拒绝了和同盟会联合的建议，表示华兴会在政治上不会偏离劳工党的政治路线，他们愿意成为忠诚的反对党。

    至于光复会，现在几乎已经四分五裂了，徐锡麟和大通学堂表示支持劳工党，至于蔡元培虽然愿意和同盟会谈，但他认为同盟会中央党部首先要进行改组，不能在内部搞独裁主义。现在同盟会中央党部几乎都是广东人，他没法说服其他党员进入同盟会给人当陪衬。

    至于同盟会的朱执信，他倒是代表孙文向我们表达了希望合作的愿望，但是他要求我们直接提供贷款和军械，这显然会破坏我们和北洋及武汉之间的互信关系。

    至于梁启超这些人，虽然在知识界有着不小的名望，但是他们在政治圈子和军队内部都没有什么影响力，指望他们去对抗武汉是不现实的，他们最多也就在报纸上批评一下武汉而已。”

    莫里森说了一大通，可朱尔典没有听到任何好消息，这不过是进一步确认了他所主张的对华策略失败而已，因此他忍不住打断了对方的话，问道：“那么武汉内部呢？他们难道就没有一两个愿意和大英帝国交朋友的识时务者吗？”

    莫里森沉吟了片刻后说道：“对大英帝国抱有好感的人物当然是有的，比如驻扎在南京的长江舰队司令官黎元洪阁下，我去采访他的时候，得到了很大的方便，黎司令和我谈话中也表现了对于大英帝国发自内心的尊重。

    但是，在武汉的权威没有衰退下来之前，就算是对大英帝国抱有好感的黎司令，也会服从于武汉的指示在长江上实施封锁作战，毫不顾忌这一行为将会引发和大英帝国的冲突风险。

    简单的说，这些人对于大英帝国的尊敬，还不足以抵消他们对于武汉政府的敬畏，他们没有把握带着自己的手下反抗武汉政府，哪怕有我们的支持。

    而根据我的调查，武汉的实力在于劳工党自己掌握的资源和武装力量，那些党外的势力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权力的装饰品，而非权力的来源。我们费尽力气制造几场叛乱，只不过是给了武汉以清理这些党外势力的借口。

    现在的英国和武汉之间，还没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我觉得，这种鱼死网破的手段，至少不应该现在就使用。”

    ?第703章

    第703章

    煽动地方势力叛乱，这是大英帝国对殖民地使用的传统技能，正是这一技能的娴熟使用，才使得英国以极小的代价控制了印度大陆，最终成为了大英帝国最坚实的地基。

    北美十三州的独立，本质上来说就是法国人复制了英国的外交手段，推动了北美十三州的叛乱。

    只不过法国人太过实诚，没有让北美十三州的白人殖民者流干血，反倒是把自己的国力给耗干了。

    法国人的失败经历让英国人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千万不能让盟友在战争中打酱油，否则胜利成果就都落入到盟友手中了。

    而布尔战争和西藏冲突又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就是现在的大英帝国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

    只要大英帝国敢于单独下场，那么他的敌人就会联合起来给自己的对手以各种支持。

    此次东亚的对俄作战，可以说是英国外交的大获成功，英国人几乎没出什么力气，就把俄国人从远东赶回了欧洲。

    不仅让俄国继续待在英法对德国的包围圈中，顺便还解决了俄国在东方扩张侵犯英国势力范围的麻烦。

    也正因为这一外交战略太过成功，使得伦敦不愿意再亲自面对中国人的反抗，而试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制衡中国的反帝思潮。

    当然，伦敦上层的想法并没有完全的和英国在华商业势力达成一致。

    对于这些英国在华商业人员来说，他们还沉浸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对于世界的唯我独尊的地位。

    于是英国的对华战略，上层和下层其实是割裂的。

    伦敦试图修复和中国的关系，试图把大英帝国装扮成保护中国的圣诞老爷爷形象。

    但是英国在华的商民，则把中国视为了另一个印度，他们认为自己在中国享有不可侵犯的特权，维护他们的利益，就是中国法律应该尽到的责任。

    莫里森更倾向于伦敦的外交战略，而在中国长期担任外交官的朱尔典则认为维护英国在华人员的特权是优先选项，毕竟中国人的愤怒自有皇家舰队去应付，而这些在华英国人的怒火却是要他这个外交官来承担的。

    但是朱尔典也承担不起，因为和伦敦外交政策相反的实际操作，使得中国对英外交走向对抗，他毕竟不是具有深厚根基的英国贵族，没法让国家的政策围着自己打转，出了问题，他可是要自己承担责任的。

    所以当莫里森表示，仅仅依赖个人的关系是没法让武汉的附庸反对武汉的，朱尔典就知道想要依赖自己的能力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已经不够了。

    假如没有大英帝国公开的承诺，这些中国人是不可能正面挑战武汉的。

    那么大英帝国是否会公开为对抗武汉做出某种保证吗？

    老实说，现在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虽然新上任的外交大臣格雷子爵是支持布尔战争的强硬派，但是格雷子爵同样是一个具有出色外交战略眼光的精英。

    格雷子爵上任之后就把英国外交转回了欧洲，认为德国才是英国全球统治权力的最大挑战者，如果不能让德国人失去挑战大英帝国的野心，那么大英帝国在全球遭到的挑战就不会停止。

    所以格雷子爵认同了海军部的主张，收缩全球力量，把重心转回欧洲，特别是组建最为强大的本土舰队以应对德国公海舰队的挑战。

    格雷子爵的这种外交布局，实质上已经明确的告诉了朱尔典这些海外的外交官们，大英帝国当前的外交重点在于欧洲。

    欧洲之外的地区，只要能够保持稳定就可以了，一切等待欧洲局势明朗化后，再来做出应对。

    但是朱尔典很清楚，格雷子爵要求的保持稳定，是维持住现状，不是被人打着和平的名义把大英帝国的势力逐出当地。

    对于伦敦来说，现在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欧洲的不稳定，其他地方的问题都可以等待欧洲问题解决后再来应对，但是对于朱尔典来说，当伦敦觉得他不能主持东亚局势的时候，只会立刻将他抛弃。

    朱尔典当然不希望被伦敦抛弃，他在中国待了几十年，眼看着就要光荣退休，回到英国后拿上一枚勋章以表彰自己为大英帝国的服务生涯功绩，难道现在要灰溜溜的被勒令退休吗？

    不过朱尔典也清楚，莫里森不会有自己这样的想法，毕竟对方的职业生涯还没走到尽头，并不需要现在就堵上一切，而且他也不用为英国对华方针出现的问题负责，毕竟自己才是驻华公使。

    所以他是希望武汉和大英帝国撕破脸的，这样对华战略的失败就不是他的操作问题，而莫里森则未必愿意看到这一点，因为这可能会动摇英国在华几十年经营的基础。

    朱尔典和莫里森未就武力对抗武汉的问题再继续讨论下去，因为两人都很清楚，如果没有列强下场，中国已经没有能够解决武汉的武装力量了。

    两人思考再三，朱尔典最终还是下了个结论道：“必须要破坏日本和中国的和解，否则我们在中国推动的一系列政策就都失去了意义。一个感受不到外部威胁的中国，是不可能对我们言听计从的。”

    莫里森虽然知道朱尔典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他还是忍不住吐槽道：“可是我们该怎么分开他们？”

    “刚刚取得了对俄作战胜利的日本，能够主动抑制自己的欲望提出东亚和平，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他们对中国发动入侵吗？”

    “这可不符合我们之前对日本做出的种种限制。我们要是这么做，估计日本人和中国人都会怀疑我们的目的了。”

    朱尔典也知道莫里森说的对，之前英国在外交上的方向就是，战争结束后阻止日本在满洲和俄远东地区扩张。

    他们只允许日本占有朝鲜半岛，而不允许日本把势力扩张到满洲和俄远东地区。

    一旦日本把势力扩张到这两地区，就意味着日本获得了一块比本土面积还大的土地。

    这片土地不仅多为平原，还有着大量未开发的土地，日本如果经营起来，就等于是另一个美国。

    但是谁也没有想过，日本会收敛自己的野心，这相当于英国在东亚问题上出拳打了个空气，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意图。

    想到这里，朱尔典叹了口气说道：“日本这是隐蔽了自己的野心，我不相信他们放弃了对大陆扩张的念头，他们只不过先后退一步，试图让中国人和我们离心。”

    “只要中国人放弃依赖大英帝国的保护，转而和日本合作，那么日本反而有了在大陆立足的机会。”

    莫里森不免就有些抱怨的说道：“萨道义爵士对于日本的教导实在是太过出色了，日本人能够如此了解大英帝国的外交战略，并给出破局之策，恐怕就是从萨道义爵士那里得到知识。”

    朱尔典没有接莫里森的话，因为他和萨道义毕竟算是同僚。

    他如果随意的批评萨道义的外交手段，一旦传出去只会让自己的风评下降，毕竟英国外交官和法国外交官不同。

    法国外交官把个人能力视为不必要的东西，只有服从政府的命令才是外交人员的基本素质。

    而英国外交官则主张在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原则下尽可能的发挥个人能力，毕竟大英帝国的海外拓殖历史，实际上就是无数个人野心的历史记录。

    莫里森不是外交官，所以他批评萨道义就是局外人的评价，不会引来外交人员过多的关注，而他要是附和对方，那么就会遭到外交系统的抵制了，因为他正在破坏大英帝国的外交传统。

    当然，朱尔典在内心是认同莫里森对萨道义的评价的，在他眼中，这位娶了日本老婆和生了混血儿的同僚，确实是个怪人，而伦敦似乎也是对于萨道义的忠诚有所怀疑，才将其从驻华公使的职位上调离的。

    不过谈到了萨道义，朱尔典倒是有了一些灵感，他思考了片刻后说道：“或者我们可以借助朝鲜人的力量，破坏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和解。朝鲜人想要获得独立的地位，日本和中国的对抗局面是必要的，这一点倒是和我们的立场一致。”

    莫里森对于朝鲜人没多大认识，他主要的活动范围其实是中国和东南亚，此次战争时才前往满洲采访了一圈，从而在舆论上发起了对于日军暴行的批评，并提出了对于日本野心的担忧。

    不过他知道朱尔典之前被调动到了朝鲜担任公使，虽然时间短暂，但至少是和朝鲜人接触过的，所以他摆出了倾听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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