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武汉的工农兵委员会中，虽然不讲少数服从多数，工农兵委员会的权力掌握在各专门的委员会手中，只要在这些专门的委员会中取得了多数意见，那么少数就可以对抗多数。而这些专门的委员会中，党员基本占据了多数。也就是说，整个大会中党员代表大约比三分之一略多，但是在各个委员会内，党员至少占了一半。

    这虽然不是欧洲的代议制度，但是对于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国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进步了。毕竟，武汉在推翻满清的君主专制制度后，如果实施类似于日本的独裁体制，并不会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毕竟中国人口占八成都是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居住地三十里的农民，他们压根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政治权利，治国这种事属于皇帝和读书人的本分，他们只要求混个温饱过日子。

    如果说上海租界、青岛是欧洲人在东方为自己建立起来的欧洲城市，那么武汉就是中国人吸纳了欧洲文化后，以自己的理解能力建立起来的城市。这座城市虽然和中国的旧城市有着截然不同的外观和运行机制，但绝不是为外国人建立的城市，这是中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城市。

    而武汉这座城市的发展，即便以美国人的眼光来看，也是相当惊人的。和欧洲人相比，在城市建设上更有前瞻性的反而是美国，因为美国就是从一个蛮荒大陆建立起来的欧洲国家。美国的城市建设都是在一百年内开始的，所以美国的城市绝没有什么历史传统的蓄积。

    武汉的城市建设发展，实际上更类似于纽约而非柏林的建设，柏林是德国展现本国工业科技的一个城市展览馆，而纽约则是美国对欧洲城市建设的理解和同本土实际条件的结合。武汉对于美国人来说，就如同看到了另一座纽约城的建设。

    只要见过了武汉这座城市，那么最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也会重新思考一下，所谓工业文明是白种人特有的文化，有色人种没法建立起一座欧洲式的城市，也没法管理这样的城市，这一论断是否真的成立了。

    德国资本深入到了武汉的建设过程中去，他们比其他欧洲人更加意识到被组织起来的中国工人有多么的能干，而劳工党则是把中国人组织起来的关键。面对这样的中国，德国根本不可能跨越数万公里的距离征服此地，要是德国有这样的能力，那么莫斯科就会先变成德国的边境城市了。

    弗兰茨·克虏伯把两位中国人送走后，他站在台阶上看着离去的两人用来照明的灯光，不免对着身边的秘书阿托尼.

    科恩询问道，“你觉得他们的建议真的可行吗？”

    科恩迟疑了一下才回道：“政治上的事情，您应该询问豪克斯顾问，他应该对柏林的心理更为了解。不过我认为，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击退了英国人，就好比西班牙人打赢了科法敦加战役。虽然西班牙人还不能凭借这样一场战争把异教徒赶出欧洲，但这无疑是西班牙人把异教徒赶出欧洲的起点。

    现在的中国，也许正在开启一场收复失地的运动，随着中国人保住了西藏，又在北方击败了俄国，接下来中国人必然越来越不能忍受外国人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

    我不知道中国人的建议是否可行，但是我觉得日本人如果煽动中国民众反对德国在胶澳的统治，那么百分百是可以赢得中国人的响应的。就如同每当我们想要和法国人和解的时候，总有人会提起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国和德国的民众就会迅速的激动起来。

    中国人在推翻了满清的君主制度之后，正越来越像1792年的法国人，他们容易被革命、共和、反帝国主义之类的词语刺激，从而掀起群众的暴动。劳工党虽然和我们有着密切的合作，但应当不会为了我们去和中国的民众为敌的，那样他们就没法继续得到民众的支持，毕竟他们可是革命党，而非旧日的统治者。”

    克虏伯觉得科恩秘书的分析和自己考虑的想法相当接近，他同意了秘书的建议，给自己的私人顾问豪克斯发了一封长电报询问意见。

    作为克虏伯家族的顾问，豪克斯主要在政治上对克虏伯家族进行建议，以使克虏伯家族避开政治风险。当然，豪克斯的思维方式是容克式的，比如对于克虏伯在意大利搞出的丑闻，他主张通过没收报纸来封锁消息，差点就没把克虏伯给坑了。

    因此在个人事务上，克虏伯现在更愿意听武汉方面的建议，不过在这种涉及到国内政治的问题上，他还是相当信任自己的顾问的。而豪克斯也积极的对克虏伯的询问进行了回复，他在电报中对克虏伯简明的说道：“太平洋诸岛独立建国是可能的，国民对于海外殖民地想到的只有非洲，认为太平洋上的荒岛除了浪费税金之外并没有给德国带来什么利益…

    克虏伯家族通过这个新建立的国家以规避欧洲战争的风险，这是个绝妙的想法，欧洲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英国和法国正在帮助俄国恢复经济，很快俄国就能从远东的战败中恢复元气。就连三流的报纸都在讲，当俄国人恢复了元气后，英法俄三国就准备好了对德国发动战争。欧洲战争已经不是会不会爆发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爆发…”

    豪克斯的回电帮助克虏伯下定了决心，他决定和武汉进行合作，推动中国和德国的关系正常化，并就德属太平洋诸岛的独立问题，及之后该国在东亚同盟中的地位等问题，和武汉方面进行了交流。

    此时的林信义已经准备打道回国，虽然他也还想继续停留在武汉多了解一下其他方面的情况，但是国内发来的电文催促他尽快返回，因为西园寺公望内阁已经宣布总辞，海军内部及海军组阁等问题，都代表着一大票的利益等着重新分配。

    秋山真之和佐藤铁太郎虽然是海军革新派的首脑，但是两人知道自己尚无本钱就海军高层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插嘴，能够这么做的只有林信义，毕竟眼下海军的优势地位正是林信义所策划出来的，即便是海军高层也不能不听听他的意见，以避免自己陷入其他人的围攻。

    当前海军正处于西乡从道去世后各派系最为均衡的时期，原本应当全部继承了西乡从道遗产的山本权兵卫，在林信义横插一脚后，不得不接受了伊东祐亨晋升元老的现实，这使得海军的一元化政治破产，伊东祐亨借助元老身份获得了向陛下进言的权力，从而打破了海军大臣所垄断的上奏权。

    因为伊东祐亨晋升为元老，使得军令部地位提高，从而取得了在大本营中和陆军参谋总部的对等地位，这就使得军令部总长不再是海军中的日常摆设，而是真正成为了海军的第二权力中心。军令部权力的扩张，又击破了海军省在海军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从而引发了海军新旧路线的对抗。

    在路线斗争上失败后，山本权兵卫几乎等于失去了从西乡从道哪里继承的海军萨摩阀领袖地位，于是海军中的势力开始重新组合，演化出了大小不一的派系，虽然泛萨摩派依然还占据海军中的主流，可是代表着海军新路线的革新力量，已经开始打破旧的派系藩篱，形成了拥护新路线的横断派。

    不过横断派主要在佐级军官群体中，将军级别的军官还在试图维持旧圈子，对于这一现象，海军革新派的青年将校都是感到不满的。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将军们已经阻碍了海军的发展。于是大家迫切的需要一个能够发声的人来代表海军革新力量发出声音，而这个人就只可能是林信义，因为林信义掌握的文化课是海军中唯一具有独立发声渠道的单位，其他单位都被将军们控制着，没有将军的同意就不可能发出什么指令出去。

    于是在意识到山本海相将因为组阁问题退出海军权力中心后，佐藤和秋山立刻就给林信义发来了电报，要求其尽快回国，就山本权兵卫卸任后的海军权力格局，发出海军革新团体的声音。

    海军革新团体虽然是今年六月时，随着海军职业化问题的讨论才组建形成的，但是这一团体在佐藤、秋山等人的联络下，很快就变成了以海军第17期、18期学员为核心的新派系力量。虽然海军17期和18期还没有出现将军级别的人物，但是这两期正是本次大海战中的中坚人物，他们中必然会出现一批将军，所以团体内部的共识非常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必然是要带领海军前进的，自然不能允许守旧派给他们制造麻烦。

    林信义也不能拒绝这一团体对他的要求，虽然他跨越了十几期成为了革新团体内的首脑之一，但是他和其他人的联系终究还是隔了一层，毕竟他们是连学校中都没有碰过面的前后辈，而其他人则是朝夕相处了数年，关系自然要更亲近。

    所以要获得这一团体的认可，林信义就必须要表现出自己有这个团体不能或缺的能力，比如海军新路线，这正是这一团体用以对抗海军中守旧人物的利器。日本海军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完成了从无到有，再到铁甲舰队的发展过程，虽然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效率，但也代表着日本海军中充满了过时的人物。

    虽然这些老人是日本海军的缔造者，但是他们对于当前世界海军的发展方向和未来海军的对抗战术都是一无所知，他们的经验已经不再适合当前世界海军的发展潮流，所以海军新生代想要淘汰老人就成为了必然，因为和这些老人讲解新事物太累，还不如直接让他们靠边站更简单一些。

    这也是山本权兵卫会在路线斗争中失败的原因，曾经的山本权兵卫也代表着日本海军的新生力量，但是现在的山本权兵卫却已经落后于时代，他和斋藤搞出的扩军路线对于提高日本海军的战斗力和日本海军的未来战略都没什么帮助，因为日本的对手已经从二三流的国家变成了世界海权的霸主。

    ?第660章

    第660章

    林信义收到电报之后，也不得不让人购买船票，准备先回日本了。毕竟如果不能让革新派团体感受到自己人的话，他之后在海军中想要干点什么，都很难得到革新派的认同了。

    一言以蔽之，海军当前的革新派认为海军的利益高于一切，而能代表海军利益的只有革新派，在这个海军内部权力变更的局面中，革新派要是什么声音都没有，他们岂能善罢甘休。

    佐藤和秋山虽然是革新派所认同的首脑，但距离团体领袖的身份还差的远了，他们的主张只有在符合革新派这个团体的共识下，才会成为团体的主张，而他们以个人身份发表的观点，实际上是不能为团体所认同的。

    简单的说，现在的革新派更类似于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政治俱乐部，大家只是因为有着共同的利益才会聚在一起讨论怎么去夺取权力，而不是认为某人和某种理论有着唯一性，大家信服这种理论就该跟着某人走。

    佐藤和秋山显然是压制不住革新派内部对海军权力更替需要采取什么立场的争论了，所以才紧急发电报给他。虽然两人在电报里没有明说，但是从两人的暗示中，林信义已经察觉到两人都在强调团体应当以一个声音发声，而不是各自寻找出声的渠道。

    革新派这个团体成立也就不到四个月，除了对海军新路线的认同外，团体内部最为牢固的关系反而是同期和前后辈的联系，林信义当然知道这个团体的结构还不够稳固，如果现在让他们各自出声，很快革新派内部就会形成各个小团体了。

    这些小团体一旦形成，那么小团体的利益必然又在革新派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之上。而他要是不回去，第四部部长有马良橘肯定不会允许佐藤和秋山干涉文化课的工作，有马虽然也是革新派的首脑，但他和舰队派之间的联系太深，此时未必会全然站在尚不成气候的革新派立场上，而是会选择更加稳当的追随舰队派，从而分得自己的一份利益。

    所以电报里只有佐藤和秋山的名字，有马部长只是另外发了一份电报，话语中并没有什么急切要求他销假的意思，反而对他在中国取得的成果非常感兴趣，显然这位部长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至于伊东元老、河原总长、东乡次长等人的电报就没什么意外的内容了，虽然他们也催促他尽快回国，但大家都觉得局势都在掌握之中。

    林信义于归国之前，把和中印协商合作的人员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小会，他在会上出示了伊东元老来电的部分内容，随即说道：“西园寺内阁已经宣布总辞，西园寺首相辞职时向陛下建议，下一届内阁由海军来组织。

    伊东元老高风亮节，决定支持海军大臣山本组阁，如此海军内部就没有了其他声音，只要其他各方不反对，那么接下来的一周内，海军组建新内阁的消息就会公布出来。也就是说，各位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将会被纳入新政府的施政目标之内。

    你们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在新政府派出人员接手各位工作之前尽快拿出一个初步的协议案来，那么各位这些日子的辛苦也算没有白费。要么就是等新政府派出人手自行组织谈判，有着官方的正式身份，我相信中国人和印度人应该不会在和各位浪费时间了…”

    与会的除了片山潜之外，其他人都一时哗然了起来。片山潜之所以不为所动，因为他本就是义务帮忙，如果不是在武汉这里，这些代表着日本政商势力的代表，压根就不会寻求他的协助，毕竟在国内双方可是斗的不可开交，他和幸德等人就是被这些势力给逼迫出国的。

    但是在武汉这里，不管是代表官方的外交系统，或是代表民间的浪人势力，都够不着武汉劳工党的门槛，前者只能和劳工党的外事部门沟通，而劳工党的外事部门是没法就日中印三方合作做出指导的，这事直接归党的政治会议管，外事部门只能把他们的要求转达给政治会议。

    相比之下，片山潜这些日本社会主义者和劳工党的联系密切，反而有着和对方直接交流的可能，所以林信义安排片山等日本社会主义者为谈判提供帮助，很快就被谈判组成员默认了。

    而片山潜也很清楚自己在谈判中的位置，负责双方的交流不至于出现误解，毕竟资本主义的日本是很难了解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劳工党是不会有秘密外交这种东西的，劳工党认为不可能的条件就不会接受，而劳工党认为已经达成的协约必须要不打折扣的完成，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违背常识的。

    日本人一边抱怨中国人明明就不肯履行之前满清签署的各项条约，现在却要求他们不打折扣的完成自己的承诺，这显然是一种双重标准，毕竟明治日本对于条约的态度和满清政府也没啥区别，凡是有利于自己的都可以执行，凡是不利于自己的，能拖就拖下去。

    日本人的这种心态，使得日本明治政府在初期的对外交涉中闹出了不少笑话，直到从欧洲留学回来的精英带回了一整个欧洲的条约体系，才总算是让日本的外交走上了正规。当然这批精英学的也是半三不四，他们把列强在条约中体现的权力学的八九不离十，但是对于列强在条约中的责任，则几乎都忽略了。

    简单的说，日本人的外交就是对欧洲外交的一种拙劣模仿，他们以为条约是用来维护国家利益的，可实际上条约是用来建立一种欧洲的国家关系的。

    欧洲过去虽然没有一个共同的皇帝，可却受制于统一的神权-教皇。三十年战争就是欧洲世俗国家对教皇权力的反抗，也因此建立起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基础的国家外交关系。从此，欧洲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不再由教皇来仲裁，而是由国家间的条约来处理。

    当欧洲人用两次鸦片战争把东亚霸主的中国权威性打没之后，以中国为东亚共主的华夏体系就不复存在了，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就和过去罗马教廷的地位是相似的，中国皇帝是万国之主，各国之间的冲突都可以寻求中国皇帝进行仲裁。

    丰臣秀吉对朝鲜的入侵引发了万历援朝事件，这就是中国天下体系最好的证明。而日本人从欧洲学来的条约外交并没有用来填补华夏体系崩塌之后的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处理，反而变成了日本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所以，明治时代哪怕是最为了解国际公法的日本人，比如小村寿太郎，他们的格局都没有超出日本一国之视野，自然也就谈不上对条约体系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了。这也是日本从明治时代获得的百年国运，到了二战后几乎啥也没剩下，反而把日本变成了亚洲公敌，不得不靠着美国过日子，难以再让日本变为亚洲之一员的根源。

    对于条约体系缺乏敬畏的外交官，他们往往会把条约当成用来限制平民的法律，而条约的另一方则成为了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阶层。明治钦赐宪法的危害性，在日本的外交人员身上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

    正因为一开始就把条约双方当成了不对等的关系，所以能否保证条约的落实，条约所要维护的秩序，都不在外交官的考虑之中，如何迫使对方签署一个不利于自己的条约，才是他们全部的工作重心。

    片山潜的工作，就是防止这些谈判人员试图发挥个人能力，给中国人和印度人画出一张不可能实现的大饼。所以他很清楚，这场谈判不可能让他们得到国内上层的认同，因为这些上层并不认为他们无条件的站在了日本国的立场。

    只是片山潜离开了日本之后觉得，林信义对国家的评价还是有道理的，无条件的讲爱国，而不谈国家为谁所有，这实际上是要求奴隶们无条件的爱奴隶主。假如奴隶主真的那么值得奴隶去爱，为什么奴隶们还要反抗自己的主人？

    所谓的爱天皇、爱国家，实质上就是要求人民放弃自我的权利和幸福，变为天皇和国家的奴隶。日本人民的痛苦和贫穷到底是天皇和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造成的，还是朝鲜和中国的平民造成的，这正是社会主义者必须要先搞清楚的问题。

    因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辩论，使得出国之后的日本社会主义者正式分裂了。幸德秋水和片山潜为代表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变成了反天皇和反国家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其他人则选择返回国内，主张对日本进行温和的社会改良，拒绝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激主义。

    如果不是在中国，那么幸德秋水和片山潜开完这个会后，估计就要被人告密抓起来了。毕竟此时的日本社会主义者中，不少人只是想要解决农村中过于激烈的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们把社会主义当成了一剂良药，而不是真的信仰社会主义，有的人甚至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的根基在于城市工人阶级，而主张要先保障小农的利益。

    所以当幸德秋水和片山潜转向无产阶级革命论后，日本社会主义者之间就立刻分裂，不少人对于两人的无产阶级革命论不仅不赞成，甚至有破口大骂两人试图出卖日本利益的。也就是在武汉，因为日本政府没法管，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幸德秋水和片山潜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自行建党，改良主义者放弃了组党返回国内去了。

    虽然放弃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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