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内正毅立刻和担任教育总监的桂太郎进行了通报，两人对于参谋本部的自行其是都感到了气愤，桂太郎还怀疑这件事得到了山县的默许，因为陆海军协商会议室山县直接领导的，教育总监和陆军大臣都不能过问。

    原本就对山县在诸多问题上的决定都抱有不满的两人，一个是山县对长州派三代目的指定，一个是让参谋本部让儿玉一系的田村掌握，对桂太郎和寺内正毅来说，这些决定就是山县在玩弄权术，试图牵制两人以继续把持陆军。

    在儿玉去世之后，虽然桂太郎和寺内正毅对如何使用、分化儿玉一系的人马还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两人的共识就是，儿玉这个小团体必须被拆散，不容许这个分化长州派的组织继续存在下去。而要拆散儿玉留下的团体，田村怡与造和秋山好古就是两个关键的人物，前者在军中颇有声望，而后者则维持住了长州一系对该团体的好感。

    因此桂太郎是反对让田村接任参谋总长一职的，他认为自己担任参谋总长，田村担任教育总监，然后将田村转入预备役是对长州派稳定陆军最好的办法。

    虽然陆军三长官都有向天皇直接上奏的权力，但是三长官在陆军内部的权力还是有区别的。和海军省在独立之后才开始设置教育本部和军令部不同，早在1872年兵部省拆分成陆军省和海军省之前，陆军内部的三大权力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陆军教育体系的权力始于引入西法编练新军，西南战争本质上就是学习西法的新军官阶层打败了旧士族，而陆军大学的建立，则是留德派战胜了留法派，借助普法战争法国的失败，推动了陆军从法国制度转向了德国制度。

    但是这一次的陆军内部转向，并不是简单的留德派和留法派的对抗，作为留法学生的山县有朋和大山岩是转向德制的主要推手，虽然提出者是桂太郎。为什么把法国军制引入日本的山县和大山最终决定放弃学习法军，当然不是因为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

    而是山县需要借助转向把非长州派的陆军高层给清理出去，完成长州派在陆军中的主导地位。西南战争打垮了萨摩系对军队的控制权，但是受益的并不是长州派，而是那些之前在倒幕联军中居于从属地位的藩阀，如果不能把这批人清理出陆军，那么长州派干掉萨摩、土佐这些同盟，反倒是让倒幕联军中的非主流得到了上升的机会。

    正是通过了军制的改变，这些非主流藩阀出身的将领就被堵住了接替陆军高层的可能性，这也是陆大一期中几乎都是关东出身的原因，因为长州派也推不出什么人才，干脆把被打压下去的贼藩出身的军官挑选了出来。

    所以，长州派之所以能够在陆军中树立起统治地位，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打倒了萨摩、土佐等主流力量，又联合了关东的精英，对倒幕军的非主流力量进行了压制，从而建立起了长州派独大的局面。但是长州派虽然完成了对于陆军的控制，也打破了陆军是倒幕联军的继承者的概念，变成了维新政府成立后新建立的国军，皇军的思想才会在军中泛滥。

    对于非长州派出身的军官来说，既然陆军是维新政府所建立的国军，是效忠天皇的军队，那么长州派就失去了领导陆军的正义性，因为大家都是日本国的一员，都是天皇的臣民，倒幕功劳最大的西乡隆盛都可以被打倒，那么山县有朋凭什么把陆军当成自家菜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而在桂太郎、寺内正毅看来，陆军实际上是倒幕联军的继承者，长州派领导陆军是由倒幕联军推翻了幕府统治的功绩所决定的，如果没有倒幕联军，哪里有什么维新政府？所以军部和政府的平等关系也就确立了，实际上不少人觉得，军部应该比政府更高一些，在政府无力管理国家时，军部有解散政府挽救国家的使命。

    军中的这两种思潮，直接演变成了长州派和非长州派的对抗，儿玉的设想则是进行温和的过渡，即从幕府联军过渡到国家军队，把长州派对于军队所建立的理念扩大到全军，从而自动的消灭长州派和非长州派的差异性。

    桂太郎和寺内正毅所强调的，没有长州派领导的陆军不可能成为什么国家军队，只会变成一团散沙，从而让军部被政府控制。而要阻止军队的国家化，对于参谋本部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参谋本部虽然于1878年才从陆军省独立出来，但是陆军大学是直属于参谋本部的，而没有上过陆大是不可能成为陆军高层的，这是山县用以控制陆军的手段。

    现在山县让田村担任了参谋总长，不就等于是把陆军的人事权力转移出去了么，桂太郎和寺内正毅当然是难以接受的。而田村现在和海军搞出了这么一个合作方案，也确实让两人不幸言中，桂太郎和寺内正毅当然不能接受。

    只是在天皇已经下达了诏令的问题上进行否定，哪怕是山县也是难以说出口的，桂太郎和寺内正毅上门指出这一问题，并要求山县让宫中收回成命，这显然是让山县出面承担责任的意思，山县哪怕知道参谋本部提交的报告有问题，这一刻也不会接受两人的建议。

    而在陆军的内部，田村的主张并不是没有支持者的，比如上原勇作为代表的萨摩、佐仓一系，就觉得和海军的交流是可行的，为此让东条英教转回现役也没什么不妥当，毕竟东条英教被迫退役，显然是长州派做的过火了。

    上原勇作虽然不是萨摩人，但他岳父是萨摩陆军元老野津道贯，和大山岩、川村景明两人成为了陆军中的萨摩代表，当然大山岩要更加接近长州派，和山县组成了长州派的核心，不过野津道贯更倾向于萨摩身份，所以成为了陆军中萨摩阀的代表。

    田村在战争期间是野津道贯的参谋长，所以野津道贯自然是支持田村的，只不过借助了女婿之口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已。哪怕是把东条英教从前线赶回后方的川村景明，对于长州派把东条英教退役的决定也是不满的，他倒不是对东条本人有什么好感，而是觉得长州派借助了自己排斥东条的行为进行了扩大化，让自己当了一回恶人。

    当然，在退役问题上川村是不会说什么的，反正说了东条英教也不会领情，他为何要为一个自己看不上的人去同长州派交恶？但是当田村站出来对长州派的人事决定进行修正后，他还是跟从野津道贯支持了田村，认为天皇诏书既然已经下达，那么军人就该无条件去服从。

    寺内正毅转过头来突然发现，他对田村的指责不仅没能让田村变成陆军的叛徒，反倒是把他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些被长州派压制的老人打着天皇诏书应当无条件服从的旗帜，对他进行大肆批评，认为他已经不适合担任陆军大臣了，因为他对天皇失去了恭敬之心。

    而下面的年青将校也对他对田村的指责不以为然，认为他作为陆军大臣不想着去考虑抵制政府裁军的政令，反而整天在搞派系斗争，似乎把田村从总长的位置上拉下来，陆军就不用裁军了一样，这是无能者为自己寻找借口。

    寺内正毅这才回味了过来，田村对于海军的让步虽然让陆军的颜面有些受损，但是和海军的合作却能够解决一部分军官的安置问题，不管是去海军，还是组建大陆内河舰队，对于面临被裁撤的军官们来说至少是条出路。虽然军中上下都反对裁军，但是能够有力量表示反对的，其实只有军官而已，士兵们再怎么不满，也很难串联起来，了不起能煽动一个大队闹事就不错了，但是军官们要是串联起来，就是以联队、师团为单位的。

    田村对海军的让步虽然丢了陆军的脸，可是却保住了一部分军官的位置，这些军官当然要站在田村这边反对他了，反正东条英教的下场已经表明了，只要不是长州人，能力再好也别指望在陆军中出头，那么大家对于长州派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期待了。

    第627章

    寺内正毅原本想要借此机会把田村拉下马，但是他突然发觉这把火不仅没有烧着田村，反而回头把自己给烧了。面对陆军上下的一致指责，就连桂太郎也劝他不如先退一步，把大臣的位置交出去，免得引发陆军更大的风潮。

    寺内正毅虽然知道桂太郎是为自己着想，毕竟面对政府的裁军政令他确实拿不出什么办法，而山县只会让他耐心等待，等和海军协商出国防方针，然后以天皇的名义要求政府做出让步。

    老实说这个办法还真不是山县想出来的，第二次伊藤内阁，陆海军想要发动对华战争，但是预算始终通不过，于是伊藤博文直接向天皇请示，让天皇下诏命令众议院通过预算案。

    有这样成功的范例在先，山县当然想要照猫画虎，只要和海军达成国防方针的协商，接下来就可以请求天皇下诏通过军事预算，从而避免裁军的问题了。

    但是现在寺内因为先出手攻击了田村，挑明了陆军的内部矛盾，从而把军中对裁军问题的怨气吸引到了自己身上，这下子他是不可能等到帝国国防方针案的出台了，因为陆军上下正把怨气集中到他身上，除了裁军问题，还有对长州派揽权的不满，这就意味着他在待在大臣的位置上，恐怕就要名誉尽毁了。

    问题在于寺内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这明明是田村出卖了陆军引发的问题，怎么最后板子都打在了自己身上？他也是充满怒气的对着桂太郎回道：“大臣的位置我可以让出来，但是谁来担任大臣呢？难道说有人当了大臣就能解决裁军问题？不还是要指望陛下下诏吗？

    明明是大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却把责任都归于我头上，我实在是难以服气。我也不愿意就这么不名誉的下台，否则今后大家一提起我，就会想到无能二字。”

    桂太郎也不愿意寺内正毅就这么被赶下台，寺内是陆军中最支持自己的同辈人物，一旦他就这么坐视寺内被赶下台，那么今后还有谁会再支持他？更何况这件事他也是有责任的，要不是他建议寺内公开问责田村的行为，也不至于引发军中的舆论。

    如果只是私下问责，那么大家或者都不会关心这件事，毕竟这可以看成是长州嫡系和旁系之间的内斗，但是海军大臣对参谋总长进行公开批评，这就把问题扩大化了，海军省和参谋本部之间的权力之争，直接引发了军中各派系的下场。

    显然，试图站在陆军立场上指责田村的寺内并没有获得大家的认同，反而让大家把田村当成了反对长州派的旗帜。于是寺内才会遭到外系人马的一致批评。

    若是桂太郎就这么看着寺内倒台，事后冷静下来的寺内未必不会对他产生怨气，本就因为陆军内阁垮台而声望大跌的桂太郎，自然不愿意连军中的支持者也远离自己。

    桂太郎思考再三后，给寺内出了一个损人不利己的建议，“事到如今，恐怕只能兵行险招了。你以陆军大臣的名义向内阁上书，反对裁军并保留战时的临时师团编制，若是西园寺首相不接受，你就宣布辞职，这样一来陆军内部的分歧就可以被掩盖了。”

    寺内正毅听了这个建议也是楞了好一会，这确实是最有利于他的辞职方案，但是对于陆军和政府来说，却是最不利的方案，因为政府无法再找到一位愿意接受裁军的将领担任陆军大臣，除非政府放弃裁军案，但这可能做到吗？

    他有些担忧的向桂太郎说道：“这样做，会不会让民众认为军人过于跋扈了？”

    桂太郎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有些蛮横了，他毫无顾忌的说道：“这至少比等待天皇下诏要主动些，难道逼迫天皇支持陆军就不算跋扈了吗？元老们可以逼迫宫中，我们为什么不能逼迫政府？再说了，这件事也是政府先搞出来的。要是他们不搞什么裁军案，我们至于要这么撕破脸吗？国家又不是政府的私有物…”

    寺内正毅思考再三，发觉自己要是拼一下，搞不好政府还有让步的可能，不拼的话军中今后也没什么然愿意再听从自己的命令了。他终究还是接受了桂太郎的建议，为了避免山县反对，两人决定这件事不向山县提前通报，而是在递交报告之前派人去通知山县和大山。

    在接到寺内正毅递交的关于战时师团转为常设师团案之前，内阁总理西园寺公望正感觉政府的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让伊东、桂两任内阁头疼并因此倒台的和平问题，在他手上终于画上了句号。民众的怨气随着两届内阁的连续倒台，也算是发泄的差不多了，现在大家都开始关注于国内经济问题了，关于战争赔款的问题，终于没有多少人记挂了。

    而在国内经济的问题上，对于乡村的救助和改革的讨论，虽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却也帮助政府吸引了不少民众的视线，乡村派和工商派的互相对立，使得他们无暇再关注政府在对外事务上犯的那些错误和遭到的损失。

    这给了西园寺内阁以修复日中、日俄关系的机会。若是时刻在民众的注视下，这种外交关系的修复举动，显然是不能得到充满了失落感的民众的理解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的用人和人的关系去做对比，因为国家不可能动不动就做180度的转向。

    人和人之间可以在三分钟中变成知己，也可能在三天后变成仇敌，这是因为人只有一个思想，不会有两个以上的思想进行争论。但是国家是不可能如此反复无常的，因为国家很难建立起举国一致的共识，不断的在外交关系上进行转向，首先就会让国内民众分裂。

    日中、日俄关系是建立在日本不能消灭这两个国家的基础上的，只要日本不能消灭中国和俄国，那么日本就必须要和这两个邻居打交道，那么日中、日俄关系就必须要维持，否则就会出现俄国和中国联合对付日本的局面。

    此次战争中俄国被日本和中国、英国敌对，甚至美法德也没有站在俄国的立场上，就是因为俄国过去在国际关系中反复横跳，使得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需要被教育。日本自然不能踩进俄国人掉过的坑过，因为不能从中俄身上获得更多的利益，就要把这两个国家当成仇敌看待。

    但是被煽动起对外征服热情的民众是无法接受这种理智的判断的，他们的脑子里只有继续加强武力，直到中俄向日本低头交出利益这样一个想法。这种不切实际的国家主义，对于外交的干扰是极大的，因为民众的情绪将会使得各国政府难以理解日本的真实内心。

    日比谷烧打事件之后，英国人对于日本的评价就低了许多，把日本当成在远东的压舱石的英国人，也突然觉得这个东方的小兄弟似乎距离文明国家还很远，至少日本人还不能理性的去判断国际关系。因此英国的新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公开的批评过日本，认为日本打着日英同盟的旗帜试图占据满洲，是一种得陇望蜀的行为。

    朱尔典是一位长期在东方生活的英国外交官，他不仅在中国各地担任过领事，还在战前出任了驻朝鲜半岛的公使。在这场战争开启之前，朱尔典和莫理循都是日英同盟的支持者，认为这一同盟可以阻止俄国入侵朝鲜半岛和满洲，从而维持住东亚的国际秩序。

    但是战争爆发之后，两人对于日本的看法都有所改变。一方面是日军在战场的勇敢和对平民的野蛮，完全看不出日本作为东方民族的温顺，英国需要的是一只看守东亚秩序的牧羊犬，而不是一头饥肠辘辘的饿狼。

    虽然英国已经默认了朝鲜半岛将会成为日本的奖励品，但是英国把朝鲜半岛给与日本，是希望日本在获得一个和大陆的缓冲区后，就不再谋求大陆上的其他土地了。但是很显然，日本并没有把朝鲜半岛当成缓冲区，而是积极的把势力伸入了朝鲜半岛，将朝鲜半岛变成日本向大陆扩张的桥头堡。

    作为殖民体系的大成者，英国人对于日本人的大陆政策，估计要比日本人自己更加的清楚，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地缘政治的改变。而日军试图占据南满不肯离开的行动，更是进一步证实了英国人的猜测。这也就激起了作为大英帝国秩序维护者的莫理循和朱尔典的不满。

    日本人其实在朱尔典接任驻华公使一职前已经感受到了英国外交官对日本的态度改变，一向对日本抱有好感的萨道义，在卸去驻华公使一职前就对日本驻华外交官对满洲的言论表达了不满。

    萨道义是日英关系的奠基人，也是维新时代的见证者，他不仅有着许多日本好友，甚至还娶了日本妻子。这样一个对日友好人士在外交场合上对日本外交展开批评，确实让不少日本人感觉到日本和英国之间的融洽关系似乎反而不及日英同盟签订之前了。

    西园寺公望要求外务省修复对俄、对中关系，本质上就是为了和英国保持外交一致。当前英国的对俄外交是拉拢和帮助恢复其国力，对华外交则是竭力平息其国内争端，让中国内部的各方势力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协商共和，而不是诉于武力统一。

    武汉政权的崛起，本质上就是武汉劳工党利用了国人的对外仇恨情绪，从而统一了国人的独立自主思想，对国内的地主阶级进行了强力的打压。劳工党的政权虽然号召要把列强的军队从中国领土上赶出去，但在实践操作上，这一政权其实非常的谨慎，哪怕德国人还占据着胶澳地区，但是武汉也一样和德国人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只有在对待地主阶级的土地改革问题上，这一政权是冷酷而无情的。

    所以英国人很快就发现，过去他们在殖民地能够用得上的外交策略，在面对武汉政权时都变得毫无作用了。因为武汉政权对于内部的控制，远不是其他殖民地可以相比的，严格来说，武汉治下的地区和欧洲国家没啥区别，政府和党的力量压制了一切，试图在内部挑起反对派，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国人虽然也使用过联合各国力量，扶植满清朝廷，但是前者被各国自己的内斗给摧毁了，后者只是进一步给了武汉政权以崇高声望，把武汉政权塑造成了反满政权。

    英国人的对华外交方针不得不采取极大的改变，莫理循和朱尔典等中国专家认为，阻止中国爆发一场武力统一战争是维持英国在华利益最好的办法，因为中国国内还没有一个势力能够和得到了德国工业支持的武汉政权对抗的，哪怕拥有北洋常备军的袁世凯也一样，因为北洋没有一个能够维持军队不断战斗下去的工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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