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为什么要职业化？职业化会给海军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职业化对于个人来说又有那些利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了，也就知道是否需要职业化的海军了…”
说完后，林信义便拿起了放在桌上的公文包离开了会议室。顺着有些阴暗的走廊走到二楼东面的尽头就是次长办公室，次长办公室比楼上的总长办公室要小一半以上，不过站在窗口看到的风景其实都差不多，也就是角度低了些。
看到林信义关上了房门，东乡正路就迫不及待的询问道：“海军职业化这个问题，是不是你想出来的？”
林信义站在办公桌前放下了手上的公文包后，方才回道：“我只是提了提方向，主要内容还是有马、佐藤两位部长和秋山课长规划的。”
东乡正路听了顿时有些不悦的说道：“这种事情你怎么不先向我汇报，海军职业化这么宏大的议题，让有马、佐藤他们插上一脚做什么，他们又不是我们的人，这岂不是白白给他们占了便宜去？”
林信义微笑着回道：“海军职业化的讨论就是过于宏大了，所以先提出来的人也就得个名气，其实得不到多少好处，但是那些因为推动海军职业化受损的军官们，今后却会把怨气集中在提出者身上，所以我才没有先向次长您汇报，免得您左右为难。”
东乡正路却不这么看，他摇着头说道：“虽然会被人怨恨，但是想要做事岂能不被人怨恨。不被人怨恨的好好先生，在海军中是混不下去的。我和河原只差了一岁，但是这一年的差距，现在是怎么赶都赶不上了啊。”
面对东乡次长的有感而发，林信义倒是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心情，在海兵学校时，东乡和河原的差距并不大，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教头，双方也就差了半阶而已。但是现在，河原要一距离海军大臣的宝座只有半步之遥，可是东乡正路距离军令部总长的位置至少差了三四步。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就是因为河原和山本权兵卫之间是海军发展路线之争，赢得了路线之争的河原要一接任海军大臣没有任何阻碍，但是东乡正路想要窥视军令部总长的位置就需要资历和功绩了，因为他不能把军令部提出的新路线当成个人的功劳。
而刚刚爆发的战争，有着太多人凭借着战功挡在了东乡正路之前，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现在还没地方去呢，和东乡正路同期的上村彦之丞虽然在战争初期被俄海参崴分舰队搞了个灰头土脸，但是后期总算是解决掉了海参崴分舰队，从而也具备了竞争总长的资格。
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山本权兵卫交出海军大臣的位置去担任首相，对于海军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至少可以给人腾挪出一个位置来。山本权兵卫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不得不接受了林信义代表的河原一系的建议，将海军大臣之位让给河原，从而换得河原一系对其组阁的支持。
河原担任海军大臣，那么总长最可能的人选就是斋藤实和东乡平八郎，然后才是其他人，不管是东乡平八郎直接担任总长，或者斋藤实调任总长，东乡平八郎接任海军省次长，东乡正路都被两人堵住了上升通道，只要这两人还有接任海军大臣的机会，那么他就难以在河原之后接任海军大臣，考虑到他的年纪，有可能就止步于当前的职位了。
如果没有河原的成功，东乡正路其实对于现状也是满意的，毕竟他又不是萨摩出身，过去就没敢奢望海军大臣一职会和自己发生什么关系。但是既然河原都能登顶海军大臣，凭什么他不行？毕竟萨摩阀垄断海军人事权力的格局已经被打开了，海军大臣的位置理论上变成了最有能力者担任的职位，而非萨摩人的专属职位。
能够让他距离海军大臣的位置更近一些，东乡正路自然是愿意冒一些风险的。推动海军职业化或者会遭人恨，但只要能够提升他在海军中的声望，那么东乡正路倒是真想试一试。
林信义心中转过了这些念头，口头上却没有迟疑的说道：“其实，今天在会上提出海军职业化这个议题，不过是投石问路，真正要紧的是如何推动海军职业化，这正是我想向您汇报的工作。”
东乡正路顿时被林信义的话语给吸引住了，他注视着林信义，双手按着办公桌问道：“如何推动海军的职业化？你仔细说。”
林信义低头打开了公文包，口中则没有停顿的说道：“其实海军发展到今天，部门种类已经相当复杂化了，许多部门之间的工作甚至都不会发生直接的联系，就算是海军省和军令部这样的中央机关，对于一些部门也只是单纯的发出指令，而并无实质上的工作交流，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正是海军不够职业化的体现，所以海军各部门才不能形成有机整体的紧密联系。
海军职业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海军内部更加紧密的联系，并使中央各机关进一步加强对于镇守府、舰队的指导权力，从而确保海军有一颗真正的大脑。
根据我的观察，海军内部只有一个部门和其他各部门真正具备了工作上的关联关系。所以，海军职业化从该部门进行推动的话，将会迅速的建立起职业海军的核心部门，并消除其他各部门的独立性。这个部门就是海军省的经理部，我所主张的海军职业化之路，就是把经理部从海军省独立出来，建立单独的经理本部，并使之成为海军的核心，我称之为-后勤中心主义。”
林信义把一份报告放在了东乡正路的面前，接着又后退了一步，等待着东乡正路翻阅自己的报告。东乡正路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了林信义的报告书先翻看了起来，说是报告书其实也就七八页而已，林信义在报告书中主要论证了后勤中心主义对海军未来格局造成的影响力，对于具体的操作部分只是一笔带过，但对于东乡正路来说，这份报告书的内容却和自己的处境极为相衬。
他按捺住再次翻阅的欲望，里面有许多东西他还没有想明白，冷静的把报告放在桌上，看着林信义询问道：“后勤中心主义，这不是把那些实战派军官给排除在了权力核心之外？这样的提议，恐怕会导致舰队方面的不满吧？”
林信义和东乡正路的目光对视着，坦然自若的说道：“所以需要先让海军职业化形成主流观点，然后再抬高经理部的地位，最终建立起以后勤为中心的新格局，如此那些不满的声音也就只能发发牢骚，而无力对抗已经成型的体制了。
这原本就不是现在该提出的理论，而是应当在河原总长接任了海军大臣一职后，完成了海军的人事革新，趁着海军内部为人事革新而震慑之际，您再推出此观点，方能把海军内部的反对声音消除到最低。而您对于海军权力格局的改变，自然也就将海军的资源集中到了身上，那么因此干上一任大臣总是没有问题的。
再说了，除非教头您不打算争一争大臣的位置，那么得罪人就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您能选择的不过是，该如何让那些你要得罪的人站在海军未来的对立面，而不是您的对立面。”
东乡正路顿时陷入了沉默，其实在心里想一想，他也觉得林信义这话是对的，想要当海军大臣就必然要和其他人争，如何让海军中的中立人士站在自己这边，决定了他是否能当上海军大臣，毕竟仅仅依靠自身的实力，他压根没法和斋藤实、东乡平八郎争，只有通过路线把一部分人拉到自己身边来，他才有机会去争大臣的位置。
河原要一的成功，已经给他示范了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果实是多么的甜美。后勤中心主义，看起来就是新路线下的阶段目标，如果他真的能够推动完成后勤中心对海军各部分的控制，那么斋藤的人脉，东乡平八郎的功绩，都将难以和掌握了后勤中心的权力相比。
再一次注视着林信义，东乡正路心中莫名的生起了一种不踏实的心理，他忍不住开口问道：“信义你考虑了这么多问题。今后，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林信义有些愕然的看着东乡次长，他设想了很多问题，可还真没想到对方会问出这个问题，他一时都不知自己该说什么了，过了好一会他才反应过来说道：“西乡侯当初招揽我进海军时，曾经向我说过，他希望我能让海军变得有前途起来。
我现在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努力完成和西乡侯的约定。为海军的前途而奋斗，这就是我的志向。有前途的日本海军，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完成和西乡侯的约定，这个理由确实强大，东乡正路都不好对这个问题继续下去了，再问下去就是得罪人了。东乡正路只能点头称赞了几句，不过他很快又开口说道：“要是刚刚我没把你叫过来，你打算什么时候才递交这份报告？”
林信义眨了下眼睛后说道：“如果次长您不表现出对于海军未来的焦虑，那么我怎么敢贸然提交这份报告？您也知道的，这份报告一旦被公布出去，必然会引发海军内部的震荡，这可不是我想看到的场景。”
东乡正路楞了片刻，只能笑骂了一声让林信义出去，终结了这场谈话。不提陆海军都在努力的思考战后的发展问题，这边民间对于西园寺内阁的耐心终于快到尽头了。
西园寺内阁之所以能够上台，一方面是陆海军的内斗，另一方面则是民众对战争未能给日本带来预期的回报，所以民众才会希望一个不是军人的首相组阁。民众对于这个内阁普遍有两个愿望，一个是结束战争，另一个是减免税赋。
战争期间，日本征收的临时税使得日本人的人均纳税额比平时高了三倍，虽然其中有一小部分是战时景气带来的税收增加，但大部分税收都来自于临时开征的税种。既然军人不能完成战前的承诺，从战败国身上获得高额的赔款以补偿战争支出，那么民众就想着把战争期间增加的临时税种去掉，好歹也能让自己吃上几顿饱饭。
只是西园寺内阁这个所谓民众代表组成的政党组建的政府，不仅没有响应民众的呼声减免税收，还有把战争期间的临时税转为长期税的意思。民众虽然不知道，政友会是为了推动民铁国有化方案，才主张把临时税变为长期税的，但是陆军要求保留战争期间增加的师团编制，这个消息早就从料亭向民间传扬开了。
因此，舆论对政府开始施压，一是要求缩减军备，二是要求减税。在这种争吵声中，农本主义者的声音渐渐成为了主流，毕竟日本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税收的大头还是压在了农民身上，保护粮食价格，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了农本主义者对西园寺内阁最强烈的要求。
第600章
日本第一次承认私人土地所有权是在1871年12月太政官宣布废除东京的武家土地和町地，这是在法律上正式承认了私人拥有土地，而不是只有土地的使用权。
为了推动地税改革，也就是从旧幕府时代的实物地租转为货币地租，维新政府迫切的需要确定土地的所有人才好进行征税，这就是1872年维新政府通过三次发放地券，确定了全国土地所有权归属的最大推动力。
但是这种土地确权的过程中，政府剥夺了农民在旧时代上缴贡税后可以使用的公地，这些公地是农民放牧和获取燃料的来源。其次就是过于偏袒过去的二地主和商人，按照传统习惯，许多人都声称自己拥有土地，证据由村长保管，但村长一般都会倾向于高利贷者和二地主，从而将土地所有权的证明发放给了他们。
对于那些农民来说，世代耕种的土地突然变成了别人家的东西，自己反而变成了佃户，这自然是难以忍受的，因此各地都爆发了农民骚乱事件，最终被对维新政府不满的旧武士们所利用，酿成了1877年的西南叛乱事件。
在维新政府的强力镇压下，试图恢复旧时代的武士-农民叛乱被镇压了下去，但是农村的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旧幕府时代，地税是五公五民，维新政府制定的地税为地价的3%，按照收获量计算约占24.5%，比幕府时代减少了4.5%，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算法。
把1%的地方税加到地税上后，明治时代的土地税和幕府时代的封建税赋就相差不大了，但是幕府时代收取的是实物税，也就是说交给幕府的税赋是固定的分成，好的年份固然要多交，差的年份却也可以获得减免，而明治时代则是不管年景如何都收固定的货币税，且只收货币。
这种税收方式对于佃户和地主的影响倒是不大，前者向地主缴纳实物，而地主可以储备粮食待到高价时卖出。但是对于自耕农来说，新的税收方式就相当的苛刻了，秋收时节是粮食价格最低的时候，但是为了缴纳地税自耕农就不得不出售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收成，在这个过程中被商人盘剥是不可避免的，要是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景，自耕农就只能去借高利贷，甚至要出卖女儿以缴纳地税。
于是从1883年到1890年，因为拖欠地税而被没收土地并拍卖的农民达到了367744人，土地拍卖的面积达到了47281町步。这些被拍卖土地的价值总额大约是拖欠地税金额的27倍，推行地税改革条例十年之后，佃耕土地面积从耕地面积的31%上升到了40%，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成为了佃农。
一位外国人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是这样描述的，“在1884年，日本本土（包括城市在内）的土地买卖价格总额已经高出地价总额的4.8%，而1886年这一比率甚至高达5.1%……在20年内，在旧日土地所有人的土地被剥夺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土地所有人的转变；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说，日本所经历的困难甚至超出大革命时期的法国。”
而乡村贫苦农民组织的借金党，一个为反对大规模没收土地而成立的组织，他们在伊豆散发的告示和传单中这样说道：“现在的乡村，13%的利率已经被认为是非常厚道的利率水平，将本息偿还期限从三年延长到五年也是仁厚的做法。”
农民的生活是如此的困苦不堪，以至于农民暴动事件贯穿了整个明治时代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西南战争之后，试图打倒维新政府的农民起义是消失了，但是反抗政府的农民运动却始终没有停歇。不过随着地主阶级对农民运动加以干涉引导，减租减息和反对高利贷的底层农民运动被压制了，土地所有人对政府的反抗，也就是所谓的农本主义成为了农民运动的主流。
农本主义的核心诉求是，要求给与地主阶级以政治权利，反对政府对工商业的扶植政策，保证大米的价格，至于减租减息的问题则被稍稍提及，但并不要求具体的政策，也就是只有一个口号，而无实质性的内容。
而农本主义者除了地主阶层这个支持者外，还有另一个庞大的群体-小商业资本家，他们都和大米的交易、高利贷和地方小额投资相关，农村的凋敝首先就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意，米价的波动也危害了他们的商业利益，所以他们是比地主阶层更加激进的反财阀和反藩阀政治的力量。
相比之下，靠着地租过日子的地主阶级，其实并不是想要和藩阀、财阀进行斗争，而是想要把农民的不满从自己身上转移开，毕竟他们才是和农民最为接近的社会阶层。农民的怒火很容易就会烧到他们身上，如果没有其他目标吸引农民的仇恨的话。
这一次农本主义者对西园寺内阁发起攻击，也确实是农民的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再不缩减国家开支，让农民喘口气，搞不好农村就会再一次爆发暴动事件了。所以在看到获得战争赔款无望的情况下，缩减军备，整理国家开支，对农村经济进行扶植，自然就是农本主义者的第一想法。
只是这一次农本主义者对政府的批评，显然被有意的放大了，不少报纸突然翻找出了一些陈年旧事，表示当初确认土地私有权时出现了很多问题，不少地主实际上是冒领其他人的土地，从而积累了自家的财富。
此外东洋经济新闻报声称：地主除了缴纳地税之外并不承担任何土地耕作成本，但是从土地收益中获得的份额却超过了农民的所得，这同样也是不合理的情况。
该报还罗列了一系列的数据，幕府时代国家拿走土地收获的5成，管理农民的村长获得18%，农民保留收获的32%。但是到了今天，农民保留的收获依旧在32%，国家收取的不到12%，但是地主拿到的土地收获却上升到了56%，这样的分配方式显然是不合理的，但不是国家拿走的太多，而是地主拿的太多了。
在东洋经济新闻报刊登出这一系列土地调查收入的文章之前，大家普遍都没意识到地主在土地收益中占据了这么高的比例，大家都习惯于用当年的分配比例来主张地税过高，并把农民困苦的生活归咎于地税过高。
但是二三十年过去后，固定的地税对于不断高涨的米价来说其实是相对贬值了，原本主张每六年更新地价从而调整地税金额，但一直没有更新过，而地主通过分成地租和囤积居奇的手段，极大的侵占了农民所得，只不过在货币地税和实物分成地租及高利贷的掩盖下，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东洋经济新闻报由此提出了两项建议：要么纠正当初确认土地私权中的错误，把所有土地重新收归国有，然后再公平的分配给所有国民；要么对全国土地重新登记，对于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地主征收其土地，然后分配给无地农民进行生产，对于在乡地主则设定限额，对超出限额部分进行征收。
东洋经济新闻报对农村制度的系列报道和提出的建议，迅速的把舆论的焦点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地主阶级对于东洋经济新闻报简直是深恶痛绝，一度要求政府查封这等煽动暴行的不良报刊，不过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农民组合、工人阶级对东洋经济新闻报表示了支持，认为该报代表了日本知识界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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