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后来见得多了，母后在御书房理事时，指尖划过江南水灾的奏折，一夜未眠就在舆图上圈出十二处泄洪点。

    朱笔小字写得利落，连户部老尚书都捧着奏折叹“娘娘心思，比臣缜密十倍”，那年水灾，因她的策，流民少了三成。

    昭王坐大理寺公堂，审盐商贪腐案时，哪怕被告是皇祖母的外甥，也能循着账本上的墨痕揪出幕后黑手。

    惊堂木一落，判词字字铿锵砸在地上：“贪赃枉法，不分亲疏”，最终那外甥被判流放，百姓沿街拍手。

    更别说军营里的女将士——去年秋猎，神策营的校尉一身银甲，马背上挽弓一箭射穿双鹿，箭羽带着风响。

    她扬鞭大笑时，鬓边红缨晃得比男儿更烈，连父皇都赞“这丫头，比皇子们还有血性”。

    那些从守拙那里听来的陈旧偏见，早像王府院角那堵经年未修的土坯墙。

    在日复一日的撼动里爬满裂痕，风一吹，就晃得要塌。

    直到那日整理摄政王遗物，在樟木箱底的旧棉絮里，那棉絮是她当年在边关冻病时，百姓送的老棉絮，她一直舍不得扔。

    翻出她压在《武皇实录》下的手札。

    宣纸是她惯用的宣城蝉翼宣，薄得透光却韧，墨痕却淡了些。

    想来是写下时已染了咳疾，腕力不济，笔画都有些抖，却仍不肯潦草。

    指尖拂过页边她亲笔批注的小字，笔锋仍带着往日的锐，却比寻常多了几分沉郁。

    “史笔偏锋，总爱将‘女子’二字钉在帝号前，仿佛性别是天生的瑕疵，是功业上洗不掉的墨渍。

    武皇拓土三千里，定四海，息战乱，到头来仍被称作‘女帝’。

    若换作男子，便是‘英主’‘圣君’，何来这多余的注脚？

    男子称帝是‘天命’，女子称帝是‘特例’，这史笔，偏得可笑。”

    那一刻，心头像被什么软东西轻轻撞了一下，闷得发疼，眼眶忽然就热了。

    才忽然咂摸出味来，原来摄政王当初所在的后世那些盖着“正史”印鉴的书里，竟藏着这么多无形的枷锁。

    把女子的人生框得死死的。

    女子做针线、相夫教子，是“本分”，是“贤淑”，若拿起书卷读书识字，是“出格”，是“不守妇道”。

    若敢握剑习武，是“野丫头”，是“没人要”，若真的登了朝堂、掌了兵权。

    便要先被贴上“女子”的标签，再被世人用放大镜反复打量。

    做得好，是“难得女子中有此才”，仿佛女子有才是意外。

    做得差，便是“果然女子不堪大用”，仿佛女子无能是必然。

    仿佛她们的功业从一开始就矮了男子半截，仿佛她们拼尽全力站上的高度，不过是男子随手就能够到的起点。

    仿佛她们的一生，都要被“女子”二字定义，逃不开，挣不脱。

    我愈发庆幸生在昭宁，庆幸当年“守拙”没能掀翻这紫宸殿的瓦，他说“女子掌权，国之将亡”。

    说摄政王是“祸国妖姬”，却忘了是谁领着承霄的军队打退了蛮族，是谁让百姓有了饭吃。

    庆幸宁朝从始至终都没有这些言论，庆幸皇祖父和父皇与那些书里所描写的人是不同的想法。

    若非如此，那些书里写满的“女子不得干政”“后宫不得干政”的铁律。

    那些因性别被抹杀的智慧、因礼教被锁死的才略，怕是迟早要在昭宁重演。

    就像原轩辕国那些锁在深宅里的贵女，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只能对着镜中花、水中月。

    捻着绣花针叹一声“生为女子，奈何奈何”，把一生耗在深宅大院里，最后连名字都没人记得。

    摄政王曾在一个雪夜与我对坐，铜炉里温着的梅子酒冒着凉气，酒气混着雪香飘得满室都是。

    她语气笃定：“太女，女子与男子本该相辅相成，如鸟之双翼，缺一则难飞，如车之两轮，少一则难行。

    少了女子的智慧，朝堂就像少了一条腿，走不稳。”

    彼时我才刚刚成为太女，攥着她给的蜜饯，嘴里甜得发腻，只当是寻常安慰，不懂她话里的重量。

    此刻再细品这话，只觉字字千钧，砸在心头沉甸甸的，就像田垄需日月同辉才得丰稔。

    若只有日无月，禾苗会被晒得卷了叶，蔫头耷脑。

    若只有月无日，禾苗又难抽穗灌浆，结不出颗粒。

    江河需溪涧汇入才得奔腾。

    若只靠主流奔涌，没有支流滋养，迟早要干涸见底，成了死河。

    这朝堂又怎能少了女子的智慧，只凭男子独撑一片天？

    男子有男子的刚，女子有女子的柔，刚柔并济，才是江山稳固的道理。

    这般想来，对原轩辕国那些归降后仍冥顽不化的旧臣后代，便愈发添了几分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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