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书记说得对！”军长陈浅伦重重一拍桌子，“对于张正万那几个人，必须立刻进行秘密审查！绝不能让这些投机分子在我们内部扎下根！”

    政委李艮也补充道：“对新入党的同志，政审要更加严格，思想教育要常抓不懈，要让他们明白，入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

    最终，会议决定，由孟芳洲和特委成员亲自负责，成立一个特别审查小组，以“帮助同志进步”的名义，对张正万等人进行隔离审查和甄别教育。结局是，在确凿的证据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张正万等人的投机嘴脸被彻底揭穿。

    考虑到其尚未造成实际叛变后果，且为了团结教育大多数，对他们进行了严肃处理，清除了出队伍，但保留了性命，交由地方监督劳动改造。这既清除了隐患，也给全军上了一堂生动的、关于“党的纯洁性”的政治课。

    而在解决了内部问题后，红二十九军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外部。根据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他们决定主动接触杨虎成和张汉卿的部队。

    西安，张公馆。

    张汉卿烦躁地在书房里来回踱步。桌上，放着一份来自南京的绝密电报。电报的署名，是他最熟悉不过的——好大哥蒋中正。

    这是常凯申的亲笔电。在天幕降临、特别是预告了“西安事变”之后，这是他第一次用如此亲切和私人的方式与他联络。

    电报的内容，让张汉卿百感交集，充分展现了常凯申那炉火纯青的权术手腕：

    “汉卿吾弟：

    近日安否？天幕妖言，愚兄视之，不过荒诞之流说，未尝一日介怀。吾弟乃党国柱石，手足之情，肝胆相照，愚兄信之不疑，岂为虚无缥缈之影画所动？近日所闻，皆宵小离间之计，弟切勿多虑，自乱阵脚。

    天幕妖言，惑乱天下，然为兄深知，汉卿吾弟乃忠义之人，胸怀家国，断不受此流言蜚语所动。你我兄弟之情，金兰之好，岂是区区光影所能离间？想当年中原大战，若非吾弟挥师入关，焉有今日国家之统一？此情此义，为兄片刻不敢忘怀。

    东北沦陷，家国之痛，亦愚兄彻夜难眠之恨！然倭寇之患，如疥癣之疾；赤匪之祸，乃心腹大患。此理，弟当明晰。现中央已定国策，对东北问题必将‘高度重视’，不日将有全盘计划，定不负三千万父老之望。

    为今之计，剿匪仍为第一要务。愚兄已决定，晋升吾弟为‘西北剿匪总司令’，节制西北各军。望弟以国事为重，念手足之情，统帅麾下数十万将士，将陕北赤匪一鼓荡平！如此，则内患既除，吾等兄弟方可携手并肩，收复东北，共雪国耻！此乃利国利民之千秋大业，亦是吾弟再建功勋之时！盼弟审时度势，勿负愚兄厚望。

    中正手谕”

    这封电报，写得情真意切，滴水不漏。先打感情牌，用“吾弟”、“手足之情”拉近关系，表示对天幕预言的“兵谏”毫不在意，以此展现自己的“大度”与“信任”，实则是一种高明的道德绑架。接着，对张汉卿最关心的东北问题，用“高度重视”、“全盘计划”等空话进行安抚，画了一个大饼。最后，图穷匕见，封官许愿，将“西北剿匪总司令”的桂冠戴在他头上，逼着他去和红军拼个你死我活。

    张汉卿确实被这番姿态打动了几分。他渴望信任，渴望收复东北，常凯申的这封电报，几乎精准地击中了他所有的软肋。他甚至产生了一丝幻想：或许，委员长真的变了？或许，只要剿平了共匪，他真的会带自己打回东北老家？

    “汉卿，你莫要被他这套江湖义气给骗了！”一旁的杨虎成，这位面容刚毅的西北军领袖，一针见血地戳破了张汉卿的幻想，“他要是真信你，就不会把中央军的主力开到咱们西北来！他要是真想抗日，就不会在长城抗战的时候，连子弹都不给足！”

    杨虎成指着电报，冷笑道：“‘剿匪总司令’？好大的官！说白了，就是让他拿我们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血，去填剿共的无底洞！等我们跟红军拼光了，他再来收拾残局，把咱们的地盘和军队一口吞下！这叫‘一石二鸟’！至于打回东北？哼，那不过是吊在你眼前的一根胡萝卜罢了！”

    杨虎成的话，如同一盆冷水，浇醒了张汉卿。他看着窗外，西安城古老的城墙在夕阳下显得格外苍凉。他的三十万东北军兄弟，还在关外翘首以盼，等着他这个少帅带他们回家。

    一边，是委员长的“兄弟情谊”和“剿总”大印；另一边，是红军主动伸出的、写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橄榄枝。

    张汉卿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动摇之中。他的选择，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命运，更关系到整个西北的局势，乃至未来中国的走向。

    南梁的红星，与西安的将星，隔着黄土高原遥遥相望。历史的十字路口，已悄然呈现在他们面前。

    

    第69章：川北的“雄主”与背叛的阴影？

    1933年，7月，川陕革命根据地，旺苍县，木门镇。

    夏日的阳光炙烤着川北大地的群山，但红四方面军的士气比这烈日还要高涨。

    刚刚结束的木门会议，为这支百战之师注入了新的血液。反“三路围攻”的赫赫战功，将田颂尧的六万川军打得丢盔弃甲，不仅巩固了全国第二大苏区，更让红四方面军扩编至四个军，总兵力突破八万。战士们的脸上洋溢着胜利者的自豪，嘹亮的军歌回荡在巴山蜀水之间。

    作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张国涛是这片红色疆域无可争议的最高领袖。他站在会议室的窗口，俯瞰着操场上整编后军容鼎盛的部队，心中涌起的却不是纯粹的喜悦，而是一种混杂着自负、骄傲、以及一丝深藏不露的、连他自己都不愿正视的寒意。

    这股寒意，源自那片已经沉寂了数月，却永远悬在他心头的——天幕。

    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整整一年之前。

    1932年6月，鄂豫皖，七里坪。

    彼时，蒋介石的三十万大军正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空气中满是硝烟和紧张的气息。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总指挥徐向前——那个沉稳得像山一样的军事干才——正极力主张部队休整，收紧阵地，诱敌深入。

    “主席，”徐向前说，“敌人兵力数倍于我，硬碰硬是鸡蛋碰石头，我们不能再主动出击了。”

    张国涛否决了这个提议。他刚从莫斯科回来不久，带着共产国际的权威和对城市中心论的信念，他不能容忍这种在他看来“保守”、“右倾”的策略。他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进攻来巩固自己的威望。

    就在他们争执不下的那个下午，天，黑了。

    不是乌云蔽日，而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绝对的、吞噬一切光线的漆黑，瞬间笼罩了整个世界。营地里一片哗然，惊恐的喊叫声此起彼伏。张国涛也惊骇地冲出指挥部，他一生见多识广，却从未见过如此天地异象。

    然后，光影在黑幕上流动，画面出现了。最初是未来战争的惊鸿一瞥，接着，一个名字和一张他熟悉的脸庞，占据了整个天幕——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天幕，正在以一种全知的视角，剖析着这个他既敬畏又熟悉的巨人。从神学院的叛逆者，到高加索的钢铁战士，再到列宁逝世后，用铁腕手段清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所有政治对手，最终成为苏维埃至高无上的领袖。

    看着斯大林为了巩固权力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和党内清洗，张国涛非但没有感到恐惧，反而有种隐秘的“共鸣”。他认为，革命的道路上，必然需要铁的纪律和铁的手段。这让他想到了自己在鄂豫皖苏区正在进行的“肃反”——在他看来，这正是学习斯大林同志，为了确保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所必须采取的“外科手术”。

    当看到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各国共产党代表的画面时，一种异样的优越感攫住了张国涛的心。

    他，张国涛，是全中国、乃至全亚洲少数亲眼见过斯大林本人，并与之交谈过的共产党领袖！

    他清晰地记得1928年在莫斯科，斯大林召见他与瞿秋白时的情景。斯大林那看似亲切实则锐利的眼神，他那带着格鲁吉亚口音的俄语，都成了张国涛在党内资历的独特印证。

    他利用这份“天启”，压下了徐向前的异议。他对着分局的同志们说：“同志们，天幕展现了斯大林同志领导苏联走向强大的历程，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积极进攻的路线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我们必须以进攻对进攻！”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主导的冒进计划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合围下撞得头破血流，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那一刻，他对天幕的敬畏中，第一次掺杂了困惑。

    1932年下半年，西撤途中。

    被迫放弃鄂豫皖，率领残部向西战略转移的道路是艰难的。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天幕又相继播放了希特勒和罗斯福和丘吉尔、戴高乐等人的篇章。

    对于希特勒，张国涛嗤之以鼻。他从这个奥地利下士的崛起中，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催生出的政治怪物，是垄断资本家推到前台的代理人，其最终覆灭是历史的必然。

    而罗斯福的新政，则让他陷入了更深的思考。他承认罗斯福是个了不起的对手，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暂时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崩溃。但这一切，在他看来，都只是在历史必然的轨道上垂死挣扎。天幕所揭示的一切，都印证着他所信奉的理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共产主义必将胜利。

    他，张国涛，正走在这条通往最终胜利的康庄大道上。鄂豫皖的暂时失利，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小小的曲折。

    1933年初，入川途中。

    真正的惊雷，是在他们刚刚进入川北时炸响的。

    天幕在播放完世界各主要阵营的群像后，开始以“浓墨重彩”的方式，单独讲述——中国篇。

    起初，张国涛和所有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一样，是振奋的。当看到华共创建、北伐风云、武装斗争的历程时，他们热血沸腾。

    但渐渐地，张国涛感觉不对劲了。

    天幕的叙事核心，越来越聚焦于中央苏区，聚焦于江西瑞金，聚焦于一个他既熟悉又鄙夷的名字——李德胜。

    他想起了1919年在北大初见李德胜时的情景。那个穿着土布长衫、满口湖南乡音的“乡下人”，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而他张国涛，是学生领袖，是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中共一大，他更是会议主席，而李德胜，只是个书记员。

    他从未正眼瞧过这个人。

    可现在，天幕却告诉他，正是这个“乡下人”，领导着中央红军粉碎了数次围剿；正是他的理论，被天幕誉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也正是他，最终将在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的成立！

    那一刻，当“人民万岁”的呼声通过天幕的元语言响彻云霄时，整个红四方面军的营地都沸腾了。陈昌昊、徐向乾、王树深……每个人都在欢呼，为这“天命所归”的未来而狂喜。

    只有张国涛，在狂喜的人群中，如坠冰窟。

    

    第70章：毒蛇噬心，烈日灼身

    他疯了似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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