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自欺欺人’！”
“革命的文学，即便粗糙，也带着血和火的温度，能给在黑暗中跋涉的人，带来一丝光和热。而那所谓的‘第三种’，看似不偏不倚，实则不过是依附于旧有秩序的、冰冷的、涂脂抹粉的骨殖罢了！”
鲁迅的这篇文章，如同投枪和匕首，直刺“第三种人”论调的要害，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坛，都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激烈的辩论。
对于天幕本身，鲁迅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充满怀疑主义和深刻洞察的看法。他不像那些狂热的革命者，将其视为“天命”或“神谕”；也不像那些天真的自由主义者，将其视为某种“理性的启示”或“进步的福音”。
在他看来，天幕，更像是在一间密不透风的、沉睡着无数人的“铁屋子”的屋顶，突然被强行打开的一扇“天窗”。
他提笔，开始构思一篇新的小说。主角，还是那个阿Q，命名为《阿Q新传》。
“……阿Q所在的未庄，天上突然多了个大亮片，日日夜夜地放着些希奇古怪的影戏。赵太爷说，这是‘天意’，预示着他家要出贵人。假洋鬼子则说，这是‘Science’，是‘Aether（以太、太空）’的某种光学现象。而阿Q，在听了几天戏文，特别是看到影戏里那些俄国穷棒子也能‘革命’成功之后，便也觉得自己精神为之一振，似乎也成了‘革命党’。他挺着胸膛，在未庄的土谷祠里，对着那几个比他还不如的闲人，大声宣布：‘天幕说了，将来是我们的世界！我也是……有天命的人！’然而，当赵太爷的团练进来抓人时，他那‘天命’，却丝毫也抵挡不住水火棍的痛打……”
他写不下去了，将笔重重地掷在桌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天窗开了，透进些光来，固然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它让屋子里那些沉睡的人，骚动起来，甚至开始思考，是否应该起来，把这铁屋子拆掉。这是天幕唯一的功德。”
“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无比冷峻，“如果看客们，只顾着抬头看那‘天窗’外的热闹，看那些未来的神仙打架，看那些‘预告’的荣华富贵或血海深仇，却忘了自己手脚上还戴着沉重的镣铐，忘了这铁屋子本身，才是我们苦难的根源，忘了去寻找那砸破墙壁的锤子……那么，这‘天窗’，即便开得再大，再亮，于我们这屋子里的人，又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呢？最终，不过是从一个黑暗的牢笼，换到了一个……看得见外面风景的牢笼罢了。”
1933年的上海，鲁迅，这位中国最伟大的精神“看门人”，在天幕降临所引发的全球性狂热与迷思之中，保持着他那特有的、也是最可贵的清醒与孤独。
他依然在用他那支如投枪、如匕首般的笔，不懈地战斗着。他战斗的对象，不仅仅是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礼教的遗毒，更是……天幕降临之后，在国人心中滋生出的种种新的迷信、盲从、狂热与惰性。
他知道，真正的希望，不在天上，而在地上。不在于天幕所展现的任何一种“现成的未来”，而在于中国人民自身的觉醒、抗争、以及……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最终发现。
天幕没有让他放下手中的笔，反而让他的笔锋更加锐利；天幕没有让他陷入迷茫，反而让他对中国的未来，有了更深沉、更清醒、也更坚定的思考。
他依然在战斗，用他的杂文，用他的行动，为这个沉睡的民族，注入着最宝贵的清醒剂。
这条路，无比艰难。但他愿意，为之呐喊，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第49章：囚室之辩——“校长”与“学生
1933年5月，南京，宪兵司令部的一间特别囚室。这里没有阴暗潮湿，没有锈迹斑斑的刑具。相反，房间里陈设整洁，甚至还有一张书桌和几本允许阅读的、经过审查的书籍。
陈庚，这位在两月前于上海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正靠在床头，平静地翻阅着一本《资治通鉴》。
他的腿伤尚未痊愈，行动仍有些不便，脸色也因长期的伤病和牢狱生活而略显苍白，但那双眼睛，却依旧明亮、机智，闪烁着洞察一切的光芒。
他知道，国民党方面对他这种“优待”，并非出于什么仁慈或对黄埔旧情的眷顾。根本原因，在于那块悬浮于全球上空的、神秘莫测的“天幕”。
天幕，这个“宇宙级的剧透者”，虽然没有为他陈庚个人制作“传记”，但它在播放关于中国未来的那些篇章中，已经清晰地“预告”了华国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以及他本人将作为“胜利者”一方，在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这种“天命所归”的暗示，让南京的统治者们，在如何处置他这个问题上，变得投鼠忌器，束手束脚。他们不敢对他用过分的重刑，以免在未来被“清算”；但他们也绝不甘心，就此放虎归山。
更有趣的是，常凯申下令，严格禁止他这样的“共党要犯”接触任何关于天幕的信息。然而，这道命令，在天幕那“神鬼莫测”的力量面前，却成了一纸空文。
他虽然身陷囹圄，却比外面那些看守他的特务们，更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走向。
“吱呀——”一声，沉重的牢门被打开。
一位身着笔挺军服、但神情却异常憔悴和阴郁的中年男子，在宪兵司令谷正伦等一众高官的簇拥下，缓缓走了进来。
来者，正是华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常凯申。
陈庚缓缓地放下手中的书，抬起头，平静地注视着这位他曾经的“校长”。
常凯申挥了挥手，示意谷正伦等人在门外等候。然后，他独自一人，拉过一张椅子，在陈庚的病床前坐下。
“陈庚，”他开口了，声音比往常要沙哑和疲惫许多，“你瘦了。”
陈庚的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夹杂着嘲讽的笑意：“校长你也瘦了。只不过，我的瘦，或许能换来筋骨的强健；而校长的瘦，似乎……却让这整个天下，都跟着一起瘦了下去。”
一句话，便让房间里的空气瞬间凝固。常凯申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他强压着怒火，沉默了片刻，才缓缓说道：“你年轻，不懂事，受了共匪的蒙蔽。”
“年轻吗？”陈庚笑了笑，“或许吧。但天幕，那个高悬在天上的‘神仙镜’，可不分什么年轻年老。它把未来的事，都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了全天下的人听。谁是谁非，谁忠谁奸，谁能让这天下‘盈’起来，谁又只会让这天下‘瘦’下去，我想，天下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
常凯申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天幕，又是天幕！这个词，像一根毒刺，狠狠地扎进了他内心最深的痛处。他站起身，开始在狭小的囚室里来回踱步，仿佛一头被困在笼中的猛兽。
突然，他停下脚步，转过身，目光复杂地看着陈庚，语气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悲愤、不甘与迷茫。他不再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委员长”，反而更像一个需要倾诉的、走投无路的普通人。
“陈赓，”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你……你还记得八年前吗？一九二五年，我们一起东征，讨伐陈炯明……我亲率数万黄埔健儿，从广州出发。本党本军所到之处，民众竭诚欢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到今天，还清清楚楚地在我眼前！”
他走到陈庚面前，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追忆：“我还记得，在华阳战役，我陷入重围，是你，背着我，冒着枪林弹雨，走了几十里山路，才突出重围，救了我一命！那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我们都相信，我们正在为总理的遗愿，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共同奋斗！”
“可是……可是为什么？”常凯申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指着那看不见的天花板，仿佛在质问那个沉默的天幕，“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天幕，那个该死的妖物，它要如此对待我？对待我们国民党？短短八年后，这里，这片由我们亲手光复的土地，竟至于一变而为我的‘葬身之地’了吗？！难道我这几年宵衣旰食，剿共安内，都是错的吗？！”
面对常凯申这番近乎“灵魂拷问”的独白，陈庚的脸上，没有丝毫的动容。他只是平静地注视着这位曾经的“校长”，一字一句地说道：
“校长，你没有错在东征，也没有错在北伐。你错在，北伐成功之后，你背叛了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背叛了当初的革命理想！”
“你错在，1927年的上海，你向曾经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天幕虽然没有细说，但那血淋淋的‘四一二’，我们这些亲历者，永世难忘！”
“你错在，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觊觎我华北之时，你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将数十万大军，都用在‘剿共’的内战之中，高喊着什么‘攘外必先安内’！”
“你更错在，天幕已经用未来的史实，揭露了你和你所代表的那个‘四大家族’的腐败无能，揭露了国统区的民不聊生，揭露了你未来将一步步丧失民心，最终败逃孤岛的命运之后，你非但不知反省，反而……还在暗中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肮脏的交易！”
陈庚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狠狠地扎进常凯申的心脏。他那套“天亡我，非战之罪”的自我辩解，在陈赓这番结合了“历史”与“天启”的无情驳斥面前，被击得粉碎。
常凯申的脸，由青转白，再由白转红。他指着陈庚，嘴唇哆嗦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终，他似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颓然坐下，发出了最后的、也是最无力的“招降”：“陈庚……只要你……只要你肯写一份声明，承认错误，与共产党划清界限，我可以既往不咎。党国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中将兵团司令，军政部次长……任何职位，你都可以挑！”
陈庚闻言，却放声大笑起来，笑声中充满了不屑和轻蔑。
“校长，这是我最后叫你一次校长，你到了今天，还是不懂。”他止住笑，眼神清澈而坚定，“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信仰，为的是解放全中国四万万劳苦大众，不是为了当官发财！天幕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的事业，是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是必定要成功的！你觉得，我会为了你这艘早已千疮百孔、注定要沉没的破船上的一张头等舱票，而放弃登上那艘将要驶向‘人民万岁’新世界的巨轮吗？”
“你……”常凯申被这番话彻底激怒，他猛地站起身，拂袖而去，只留下了一句色厉内荏的威胁，“你……你执迷不悟！冥顽不灵！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看着常凯申那失魂落魄、仓皇离去的背影，陈庚的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他知道，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其精神和信仰，已经被天幕彻底摧毁了。他们剩下的，只有对权力的贪恋和对“天命”的恐惧。
而陈庚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正在瑞金蓬勃发展的红色政权，则从天幕的“未来启示”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信心和历史自觉。他知道，眼前的牢狱之灾，不过是漫漫征途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未来的光明，正在等待着他和他的同志们，去亲手开创。
第50章：潜流涌动的“民国”与委员长
就在江西瑞金的红色根据地，在“红星一号”这个“超级外挂”的加持下，焕发出勃勃生机，并开始规划其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之际，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则如同即将沉没的巨轮，在天幕“未来审判”的惊涛骇浪和自身无法克服的重重危机之中，加速着其分崩离析的进程。
1933年5月，福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军营内，气氛异常凝重。军长蔡廷楷、总指挥蒋光鼎，以及陈铭书等国民党左派和第三党的核心人物，正在进行着一次决定未来命运的秘密会议。
“诸位，”陈铭书将一份从上海秘密传来的报纸，重重地拍在桌上，语气沉痛地说道，“共产党人，在瑞金，已经公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组国民政府、并实行土地改革的完整政纲了！天幕也预言了他们未来的胜利！而我们南京的委员长，在做什么？他还在做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春秋大梦，甚至……已经有风声传出，他正在和日本人进行秘密的接触，企图‘联日剿共’！”
蔡廷楷，这位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曾带领十九路军将士英勇抵抗日寇的爱国将领，此刻更是义愤填膺：“简直是奇耻大辱！我们十九路军的弟兄们，在上海流血牺牲，而他蒋中正，却在背后跟日本人眉来眼去！如今，更是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一心只想打内战，维护他个人的独裁统治！天幕已经把他的底裤都扒光了，他未来的腐败无能和最终败逃台湾的下场，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难道还要继续跟着这样一个‘注定失败’的领袖，一条道走到黑吗？”
李济升，这位被蒋介石排挤出权力中心的国民党元老，也缓缓开口：“诸公所言极是。天幕的出现，是‘天意’，也是‘民心’。它预示了中共的未来，但也并非说，我国民党就毫无机会。依我之见，天幕所批判的，是常凯申的国民党，而不是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只要我们能将蒋介石这个窃国大盗赶下台，由我们这些真正继承总理遗志的革命同志，来重组国民政府，拨乱反正，坚决抗日，推行真正的民生主义，未必不能与中共一争高下，为中国找到另一条出路！”
“没错！”蒋光鼎也表示赞同，“我们十九路军，兵强马壮，民心所向！现在，正是我们登高一呼，反蒋抗日的最佳时机！我们可以先联合福建的民军和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一个新的‘国民革命政府’，与南京的独裁政权分庭抗礼！然后，再派人与瑞金的华共进行联络，商讨共同抗日、共商国是的大计！”
就他们相信，只要把常凯申这个最大的障碍搬开，由他们这些真正有能力、有抗日决心的爱国者来领导国民政府，拨乱反正，积极抗日，联合各方力量，完全有可能改写未来，与共产党“再见分晓”，争一争谁才是真正适合中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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