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室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年轻、更“可靠”的新面孔。

    但他不像那些老布尔什维克或知识分子那样，对“大清洗”充满了道义上的愤慨和理论上的质疑。作为一个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讲求实际的年轻干部，他更多地是将此视为一种……残酷但却高效的“新陈代谢”和“权力洗牌”。

    而在遥远的列宁格勒，基洛夫纺织学院的学生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则以另一种方式，感受着这个时代的酷烈与机遇。

    他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一门心思都扑在了学习和工作上。他痴迷于如何改进纺织机器的效率，如何优化生产流程，如何用最少的资源，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布匹。

    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需要通过“表演忠诚”来求得生存；也不像勃列日涅夫那样，善于在政治风浪中投机钻营。他只知道，这个国家，需要有人来生产布匹，需要有人来管理工厂。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吧，米沙。”柯西金对那位车间主任说道，语气平静但却异常坚定，“天幕上，那些未来的T-34坦克，固然厉害。但前线的战士们，也需要穿上暖和的军装。我们，就做好我们的螺丝钉。只要我们能生产出最好的布匹，只要我们能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党和斯大林同志，就需要我们。一个能干活的工程师，总比一个只会喊口号的清谈家，要有用得多。”

    他的这番话，恰好契合了斯大林“大清洗”后期政策的某种“微调”。

    天幕对未来卫国战争初期，苏军因指挥人才断档而遭受重创的“预警”，让斯大林在清洗掉那些他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老家伙”的同时，也意识到必须保留和提拔一批“政治上可靠”且“懂技术、会管理”的专家型人才，来支撑他那庞大的工业化和军事化机器。

    于是，像柯西金这样埋头苦干、不问政治、但业务能力极其出色的技术官僚，反而在这场血腥的风暴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生存空间”和“晋升机会”。

    他们如同在被森林大火烧过的土地上，顽强生长出来的新一代耐火植物，虽然缺乏老一辈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光辉，但却更具韧性和实用性。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一个普通的集体农庄。

    1933年，对于这里的农民而言，日子依然艰难。农业集体化的阵痛和之前大饥荒的余波，尚未完全消散。在一间简陋的、用泥土和木头搭建的屋舍里，一个年轻的农妇，正抱着她那尚在襁褓中的、只有一岁多的儿子，轻轻地哼唱着摇篮曲。

    孩子的父亲，一个憨厚的集体农庄庄员，刚刚从田里劳作归来，他疲惫地坐下，从怀里掏出一小块黑面包，小心翼翼地掰下一块，递给妻子。

    “玛利亚，”他看着妻子怀中那个正在熟睡的、额头上有一块明显胎记的婴儿，眼神中充满了慈爱和……一丝对未来的期盼，“天幕上说，斯大林同志正在带领我们，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的米沙，将来，一定能吃饱饭，能上大学，不用再过我们这样的苦日子了。”

    玛利亚点了点头，亲了亲儿子的额头：“是的，安德烈。我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他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对普通的苏联夫妇，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怀中这个因为营养不良而略显瘦弱的婴儿，在遥远的未来，将会成为天幕之前在斯大林传记“片尾彩蛋”中，惊鸿一瞥的那个“重要人物”之一。更想不到，他将以一种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式，亲手终结那个他们此刻正为之奋斗和牺牲的“红色帝国”。

    1933年的苏联，在“大清洗”的血色阴影之下，几位未来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在恐惧中表演着“绝对忠诚”的赫鲁晓夫，在机遇中展现着“务实野心”的勃列日涅夫，以及在沉默中依靠“专业技能”脱颖而出的柯西金，——正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开始着他们政治生涯的关键性起步。

    天幕，以其独特的方式，既“预告”了他们未来的命运，也深刻地改变了他们当下的处境和抉择。他们每个人，都在为能够活到天幕所展现的那个“未来”，并最终登上权力的顶峰，而进行着自己的“幸存者游戏”。

    

    第56章：法兰西的处刑和英吉利的毒舌

    1933年夏，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梧桐树，在盛夏的阳光下，投下斑驳的树影。露天咖啡馆里，衣着时髦的巴黎市民，正懒洋洋地品着咖啡，但他们谈论的话题，却远没有这午后的阳光那般惬意。

    几乎每一张桌子上，都摊开着当天的报纸，而头版头条，无一例外，都与那块高悬于天空、此刻正处于沉寂状态的巨大天幕有关。

    “天呐，你看到今天《泰晤士报》的漫画了吗？简直是奇耻大辱！”一位戴着礼帽、蓄着小胡子的绅士，将一份从伦敦传来的报纸，重重地拍在桌上，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邻桌的人们，纷纷凑了过来。只见那幅漫画上，画着一个身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军制服、身材矮小、神情惊恐的“高卢雄鸡”，他正躲在一道看起来像奶酪一样松软的、标着“马奇诺防线”的墙后，瑟瑟发抖。

    而在墙的另一边，一个巨大的、由纳粹万字旗构成的黑色阴影，正轻而易举地绕过这堵墙，向他逼近。漫画的标题，用粗大的黑体字写着——“准备好了吗？为了1940！”

    “这帮该死的英国佬！”一位在一战中服过役的法国老兵，气得脸色涨红，猛地一拍桌子，“他们在索姆河被德国人打得屁滚尿流的时候，是我们法兰西的勇士，用血肉之躯，在凡尔登顶住了德国人的进攻！现在，他们竟然敢如此嘲笑我们！他们忘了是谁在保护他们那座该死的小岛吗？！”

    自从天幕在之前的“希特勒传记”和“二战混剪”中，详细地、毫不留情地“预告”了法国将在未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一种近乎耻辱的方式，在短短六周之内，便向纳粹德国投降之后，整个法兰西的民族自尊心，便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他们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在天幕这个“宇宙级直播间”里，被反复“公开处刑”。

    如果说，天幕的“未来预告”是第一重打击，而他们的“百年好邻居”、“盎撒表亲”——英国人，则在这场全球性的“乳法”狂欢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落井下石”的角色。

    伦敦的各种小报、杂志、甚至是一些严肃的政论刊物，都充斥着对法国未来“拉胯表现”的辛辣讽刺和“善意”提醒。

    他们翻出了历史上各种嘲笑法国人的老梗，并赋予了新的“天幕内涵”：

    “为什么法国的林荫大道两旁都种满了树？因为德国人喜欢在阴凉处行军！”

    “法国最新的国防计划是什么？在国境线上插满白旗！”

    甚至，连拿破仑的“矮子梗”和圣女贞德的“女人梗”，都被重新包装，用来暗示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萎缩”和“阴柔化”。

    英法之间那长达数百年的、既是盟友又是对手的复杂“友谊”，本就充满了各种历史恩怨和民间调侃。

    而在天幕的“未来铁证”面前，英国人那与生俱来的“不做人”的幽默感和对法国人的传统偏见，更是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宣泄口。

    伦敦的《泰晤士报》等主流报纸，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克制，只是在社论中，以一种“痛心疾首”的口吻，对“我们勇敢的盟友法国未来可能面临的严峻国防挑战”表示“深切的忧虑”。

    但那些以讽刺和挖苦见长的大众报刊和杂志（如著名的《笨拙》Punch杂志），则早已开启了“群嘲”模式。一时间，各种各样基于天幕“预言”的“乳法梗”，在伦敦的酒吧、俱乐部、乃至议会的走廊里，悄然流传：

    一幅流传甚广的漫画上，画着一条长长的、宏伟的马其诺防线，但防线的尽头，却挂着一个巨大的、指向巴黎的箭头，上面用法德两种语言写着：“欢迎光临！德意志国防军巴黎七日游直通车！”

    “听说了吗？法国人最新设计的坦克，只有一个档位——倒档！”

    “如何形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国旗？——就是一块白布，只不过两边被染上了蓝色和红色而已。”

    这些刻薄而辛辣的“乳法梗”，因为有天幕“未来史实”的“背书”，而显得格外具有杀伤力。它们通过报纸、广播、以及各种民间渠道，迅速传遍了整个欧洲，甚至传到了美国和世界其他角落，让本已因“未来预告”而备受屈辱的法国人，更是颜面尽失，怒火中烧。

    这种来自“盟友”的、刻薄入骨的嘲弄，比来自“未来敌人”的威胁，更让骄傲的法国人感到愤怒和屈辱。

    “六个星期！我的上帝！我们伟大的法兰西，拥有‘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兰西，竟然……只撑了六个星期？”在巴黎的一家小酒馆里，一位戴着勋章、在一战中幸存下来的独臂老兵，将手中的酒杯重重地砸在桌上，浑浊的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泪水，“这……这是对我们所有为法西斯……为法兰西流过血的人，最大的侮辱！”

    “这些该死的英国佬！一群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的岛国商人！”巴黎的报纸，也开始以同样刻薄的语言，进行反击。一场围绕“未来”和“国耻”的英法“骂战”，隔着一条窄窄的海峡，愈演愈烈。

    这种源自天幕“未来预言”的“民族耻辱感”，也迅速地转化为了现实的政治风暴，猛烈地冲击着本已摇摇欲坠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在国民议会的议事大厅里，一场针对现任内阁的质询，正在激烈地进行。

    “总理先生！”一位右翼反对党的议员，挥舞着手中的报纸，对着内阁席位咆哮道，“天幕，已经为我们法兰西的未来，敲响了最沉重的警钟！它预言了我们将在未来的战争中，遭受可耻的失败！而你们，你们的政府，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除了无休止的党派争吵和丑闻之外，又为应对这场‘未来的国难’，做了些什么？！”

    整个议事大厅，乱成一锅粥。执政的中间派内阁，在左右两翼的猛烈攻击和天幕“未来审判”的巨大压力下，显得束手无策，摇摇欲坠。天幕，这个“超级反对党”，正在以其独特的方式，急剧地缩短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本就短暂的内阁寿命。

    而这场政治风暴的中心，最终聚焦到了一个人的身上——菲利普·贝当元帅。

    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凡尔登的拯救者”而享有崇高声望的民族英雄，此刻正作为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坐在议会的旁听席上，脸色铁青。

    天幕，在之前播放“二战混剪”和希特勒传记时，已经清晰地“预告”了，在1940年法国战败后，将由他，菲利普·贝当，出面与德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领导那个与纳粹合作的、耻辱的“维希政府”。

    “我们无法接受！”一位在一战中失去儿子的议员，站起身，用颤抖的手指，指向贝当元帅，“我们无法接受，一位曾经拯救了法兰西的民族英雄，在未来，竟然会成为向敌人屈膝投降的‘首席签字官’！我们更无法接受，这样一位被天幕‘预告’了其‘晚节不保’的将军，在今天，依然在领导和指挥着我们法兰西的军队！”

    “这是对所有为国捐躯的烈士的侮辱！也是对法兰西未来命运的巨大威胁！”

    “他必须辞职！他必须为‘未来的法兰西’，承担起他‘现在的责任’！”

    要求贝当元帅下台的呼声，如同海啸般，席卷了整个国民议会。

    当然，也有一些右翼和保守派的议员，为贝当进行辩护：“这简直是疯了！你们要以一件尚未发生、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未来之事’，来审判一位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吗？这难道不是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吗？！天幕之言，真假难辨，岂能作为我们现实政治的依据？！”

    然而，在天幕那一次次被“验证”的“预言”能力的巨大威慑力，以及法国民众对未来“可耻失败”的深切恐惧面前，任何为贝当的辩护，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最终，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浪潮之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总统和总理，经过艰难的权衡，不得不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建议”菲利普·贝当元帅，以“年事已高，身体欠安”为由，辞去其在最高军事委员会及军队中的一切职务，荣归故里，“安享晚年”。

    他没有被审判，也没有被逮捕。因为，正如许多法学家所争论的那样，天幕所预言的“罪行”，毕竟尚未发生，以“未来之事”定“现在之人”的罪，于法理不合。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位曾经的民族英雄，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因为天幕的“未来审判”，而提前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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