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元首，请冷静，敌人正是希望看到我们自乱阵脚。”戈培尔用他那富有煽动性的嗓音劝慰道，“局势虽然胶着，但主动权仍在您手中。国防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我们可以拉拢像布隆贝格那样倾向我们的人，分化瓦解施莱歇尔的影响力。英法虽然狡猾，但他们内心深处最害怕的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蔓延。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利用？怎么利用？”希特勒烦躁地挥了挥手，“难道要我们现在就去向英法摇尾乞怜吗？还是指望国防军那帮老家伙真心合作？”
戈培尔继续劝慰道，“我的元首，我们可以通过秘密渠道，向伦敦和巴黎传递更明确的信息：我们是欧洲文明对抗东方野蛮的唯一屏障！只要他们停止暗中作梗，承认我们对德国的领导权，我们可以保证，在解决国内问题后，会将帝国的利剑指向莫斯科而不是西方！这难道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吗？”
这时，戈林上前一步，挺着胸脯，脸上洋溢着他标志性的、过度自信的笑容：“我的元首！戈培尔博士说得对，但他的方法还不够……嗯，不够‘艺术’！依我看，那些布尔什维克……现在还不能让他们彻底完蛋！”
“什么？！”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惊讶地看向戈林。
“我的元首，请听我说，”戈林压低了声音，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您想啊，我们纳粹党为什么能得到支持？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因为我们是反抗布尔什维克最坚决的力量吗？如果现在就把共产党彻底消灭了，我们存在的最大‘价值’，尤其是在那些害怕赤化的容克贵族、工业巨头甚至英法老爷们眼中的‘价值’，不就大大降低了吗？”
他得意地比划着：“国防军那帮老家伙为什么现在还敢跟我们讨价还价？不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还需要他们来‘剿匪’吗？英法为什么还在暗中搞小动作？不就是怕我们迅速统一德国后，枪口就对准他们吗？”
“所以，”戈林总结道，仿佛在阐述一个天才的战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一鼓作气彻底消灭共产党，而是要……‘养寇自重’！”
“把他们打残，打怕，压缩到几个无关紧要的角落里，让他们半死不活地存在着！就像……就像留着一群讨人厌的老鼠在粮仓附近，这样主人就不得不一直依赖我们这只‘强壮的猫’！”
“这样一来，”戈林越说越兴奋，“国防军就得继续依靠我们来‘维持秩序’；英法为了防止我们彻底倒向东方，也不敢逼我们太甚，甚至可能默许我们更大程度地扩充军备，特别是……”他骄傲地拍了拍胸脯，“我的空军！”
“只要给我足够的资源和时间，”戈林唾沫横飞地吹嘘起来，“我保证！我的德国空军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空中力量！没有任何敌人能够突破我们的防线！我可以向您保证，元首！只要我们稳住阵脚，积蓄力量，很快就能一举扫平国内的障碍！到那时，无论是国防军的将军，还是英法的政客，都将臣服在您的脚下！如果失败，我的名字就不叫戈林，你们可以叫我……叫我迈耶！”
希姆莱，这位沉默寡言但眼神阴鸷的党卫队头子，也低声说道：“我的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可以加强对共产党内部的渗透和监控，确保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任何不合作或试图反抗的苗头，都可以立即掐灭。”
希特勒的眼中重新燃起了病态的狂热。他决定采纳戈培尔的建议，玩一场更大的政治赌博。
他要用尽一切欺骗和暴力手段，先稳住外部，集中力量消灭内部最痛恨的敌人——共产党，然后再逐一解决其他对手。天幕预言的失败？那是懦夫的借口！他，阿道夫·希特勒，将用德意志的钢铁意志，改写命运！
在柏林日益缩小的红色区域里，战斗异常惨烈。简陋的街垒后，除了疲惫不堪的德国工人战士，还有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纵队”志愿者。他们的存在，是这场黑暗年代里一抹亮色，却也映衬着现实的残酷。
老兵汉斯·贝姆勒（德共党员，国际纵队成员，历史上被纳粹逮捕，越狱后加入国际纵队，牺牲于西班牙内战），正用他沙哑的嗓音指挥着战斗；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历史上曾参与西班牙内战，国际纵队成员，戴高乐时期担任文化部长，曾出使中国，受到过毛周等人接见）正穿梭于战壕间，记录着这一切；美国的码头工人和英国的失业青年，正笨拙地操作着缴获的机枪……
他们为理想而来，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被大国牺牲、被盟友抛弃的战争。苏联的援助微乎其微，西方的“支持”口惠而实不至。
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柏林的瓦砾，却难以阻挡纳粹和国防军，二者在“清剿布尔什维克”的共同目标下，时而达成默契的步步紧逼。
恩斯特·台尔曼，这位德共的象征性领袖，在地下室里，面对着不断恶化的战报和同志们绝望的眼神，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挣扎。
他知道，苏联指望不上了，国防军不可信，西方国家更是包藏祸心。坚持下去，似乎只有死路一条。但放弃抵抗，又意味着将德国彻底交给纳粹，让天幕预言的浩劫降临。
“同志们，”他的声音嘶哑而沉重，“我们或许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了。但我们的斗争，绝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德国工人阶级反抗法西斯的决心！我们要用我们的鲜血，警示后人！即使我们失败了，也要像一颗钉子一样，深深地扎在法西斯的肌体里，让他们付出代价，为未来的胜利创造条件！”
柏林的枪声仍在继续，但德共的失败似乎已不可避免。他们的抵抗，更像是一场悲壮的殉道。
而那些在幕后操纵棋局的“聪明人”，无论是柏林的将军，伦敦的首相，巴黎的总理，或者是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都还在为自己的“深谋远虑”和“高明策略”暗自得意。
他们似乎都忘记了天幕最根本的警示：玩火者，必自焚。人类在历史的轮回中，似乎总是在重复着相同的错误，走向相似的悲剧。这或许才是这场由天幕引发的全球风暴中，最令人深思的现实。
第44章：理想之光：柏林的国际纵队
在柏林日益缩小的红色区域里，战斗的惨烈程度有增无减。纳粹的攻势时而猛烈，意图制造恐慌和绝望；时而又诡异地放缓，甚至通过一些中间人传递出模糊的“和谈”信号，试图瓦解德共的抵抗意志。
国防军则在施莱歇尔等人的操控下，与纳粹若即若离，时而配合“清剿”，时而又按兵不动，冷眼旁观双方厮杀。整个柏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充满血腥和阴谋的迷宫。
然而，就在这片被绝望和背叛浸染的土地上，依然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在那些摇摇欲坠的街垒后面，在被炮火熏黑的废墟之中，除了疲憊不堪、眼神中交织着绝望与坚毅的德国工人战士，还活跃着一群特殊的身影——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肤色各异，操着口音浓重而不熟练的德语，甚至需要通过手势和零星的共同词汇来交流。
他们是这个被天幕扰动时空里的“国际纵队”，是理想主义火焰在这片冰冷土地上点燃的微弱却顽强的光芒。
与历史上主要涌向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不同，在这个时空，由于天幕对纳粹罪行的提前“曝光”，以及兴登堡遇刺引发的骤然内战，使得德国成为了吸引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目光的焦点。
尽管克里姆林宫最终否决了直接军事干预德国的方案，但这绝不意味着苏联完全放弃了对德国同志的支持。
恰恰相反，在斯大林“加大对华援助以弥补欧洲缺憾”的策略下，对德国的秘密援助，也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精巧”的方式，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最大限度”。
苏联深知，直接派遣红军进入德国是引火烧身，但他们可以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以及新成立的、专门负责“特殊行动”的机构，向德国输送经过严格挑选和伪装的“志愿者”。
这份“志愿者”名单，如果被西方情报机构截获，足以引发一场外交地震：
帕维尔·巴季茨基： 这位未来的苏联元帅、国土防空军总司令，此刻还是一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学院优秀毕业生。
他以“军事工程顾问”的身份，带着几名精通城市巷战和爆破技术的教官，秘密潜入柏林，帮助德共构筑更坚固的防御工事，并训练工人武装如何有效地对抗坦克和飞机。
在一次纳粹的突袭中，他指挥部队依托下水道系统顽强抵抗，击毁了数辆冲锋队的装甲车，但他的左臂也因此负伤。
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 这位未来的苏联国防部长，在一战时曾在法国作为俄国远征军的一员作战，精通多国语言。
他以“共产国际联络员”的身份，负责协调国际纵队内部复杂的国籍和派系关系，并试图与国防军内部的某些反纳淬势力建立秘密联系。他冷静沉着，在一次指挥部遭遇炮击时，临危不乱，成功组织人员安全转移。
伊万·科涅夫：这位未来的苏联元帅，以其坚韧和果断著称。他化名“彼得罗夫”，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负责提升国际纵队的士气，进行政治宣传，揭露纳粹的谎言和英法的虚伪。
他在战壕里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用他那富有感染力的演说鼓舞着来自不同国家、背景各异的志愿者。
还有更多不知名的红军指挥员、政工干部、技术专家、医生护士…… 他们脱下红军制服，换上平民服装，隐瞒真实身份，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重重封锁，来到柏林。
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有限的武器弹药（通过波兰、捷克等国的秘密通道零星运入）、宝贵的军事经验和技术指导，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来自“苏唯埃”的象征性支持，维系着德共和国际纵队那摇摇欲坠的信心。
苏联的这种做法，既规避了直接军事干预的巨大风险，又在最大程度上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同时还能收集第一手的关于德国内战和纳粹实力的情报。这是一种典型的斯大林式的、充满矛盾却又高度务实的策略。
除了苏联派遣的“特殊志愿者”，更多的国际纵队成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普通人。天幕的出现，特别是其对纳粹暴行和未来战争的揭示，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反法西斯浪潮。
许多原本对政治不甚关心的人们，被天幕所展现的未来惊醒，出于良知、理想或对自身命运的担忧，毅然选择投身到这场看似遥远、实则息息相关的斗争中来。
汉斯·贝姆勒，这位历史上本应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的德共老兵，在这个时空，成为了柏林街垒战中最顽强的指挥官之一。
他亲历了纳粹的残酷镇压，目睹了同志们的牺牲，对苏联的“有限援助”虽有失望，但更多的是理解。他用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和丰富的战斗经验，带领着手下那支由德国工人、失业青年和各国志愿者组成的混编部队，一次次打退纳粹的进攻。
安德烈·马尔罗，这位充满冒险精神的法国作家和飞行员，也来到了柏林。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更是拿起武器，与战士们并肩作战。
他利用自己的国际声望，不断向外界传递柏林抵抗者的声音，揭露纳粹的罪行，呼吁国际社会的援助。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法西斯的一种文化反击。
美国的码头工人乔·史密斯： 在经济大萧条中失去工作，又从天幕中看到了法西斯对工人运动的残酷镇压和未来战争的威胁，他变卖了家当，偷偷登上一艘前往欧洲的货轮，辗转来到柏林。他不懂德语，连枪都握不稳，但他坚信，在这里战斗，就是保卫自己远在美国的家人和全世界的工人兄弟。
英国的贵族青年克里斯托弗·卡德威尔（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左翼作家，国际纵队成员，牺牲于西班牙内战）： 这位出身优渥、才华横溢的剑桥毕业生，抛弃了舒适的生活，来到柏林肮脏的战壕里。他用诗歌和文章鼓舞着同志，也用手中的步枪射击敌人。他坚信，只有彻底消灭法西斯，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还有来自意大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志愿者者和反法西斯战士……他们汇聚在柏林，组成了一支成分复杂、装备简陋但信念坚定的“世界军”。
他们的存在，让柏林的抵抗增添了浓厚的国际主义色彩。但也正是这种“国际化”，成为了纳粹和西方国家攻击德共“接受外国干涉”、“充当苏联傀儡”的口实。
除此之外，在巴伐利亚靠近瑞士边境的一个小镇上，住着一个名叫乔治·埃尔塞的普通木匠。
天幕的降临，彻底改变了这个普通木匠的人生轨迹。
他看到了未来德国在纳粹统治下，工人权利被剥夺，自由思想被禁锢，整个国家被拖入疯狂的战争，最终化为一片废墟。他看到了集中营的恐怖，看到了普通人在战争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些影像，如同重锤般敲击着他的良心。
“如果……如果我能早一点行动……”这个念头开始在他心中疯狂滋长。
1933年的埃尔塞，还没有未来那长达一年的周密准备时间，更没有机会潜入慕尼黑啤酒馆安装炸弹（希特勒的行程因内战而变得不再固定）。刺杀希特勒这条路，似乎已经走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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