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你明说了吧——“太尉恕罪，若太尉果能沟通西域，重启丝路，凉州市集，利润无可计算。然若不能成功……不能于五年内成功，仅今日之姑臧城，怕是十万亦不足啊。”

    李汲正色道：“做生意哪有不冒风险的？要在郁君是否信得过李某。”随即把头一昂：“昔日李某执节而向河北，圣人嘱以五岁练成精兵五万，威压诸藩，而我不过三岁，便定冀州而并武顺，使朝廷再无东顾之忧！

    “复来朔方，圣人又云比及五岁，足食足兵，可以谋复陇右、河西矣，而我不过两岁余，便逐蕃寇而得凉州，则于尽收河西不远矣！重启丝路，又何须五年？！”

    说得激动了，不由得站起身来，伸手比划：“今蕃贼遁往焉支山西，已成惊弓之鸟，我若得三百万缗，足食整兵，甘州唾手可得。得甘州则断河西通途，蕃贼逾山而来，道险且长，比我艰难百倍，自不敢再图争锋；则我直道而西，出玉门、阳关，乃可接应安西、北庭两镇。有两镇相助，西域半定，丝路可通。

    “今黑衣大食已尽得河中、波斯，其境及于西海，国力甚强，之所以仍遣使来长安贡谒者，亦贪丝路之利也。我乃可西连大食，以制吐蕃，行见万里之内，驼马成行，摩肩接踵，来向中原。而西贾欲往两京，必由凉州，由此……”

    抬脚在地上重重一顿——“……由此姑臧城。则将中原丝、瓷贩至姑臧，交易殊方异物，最为便宜。到时候正如郁君所说，凉州市集，利润无可计算！”

    垂下头来，注目郁泠：“要在郁君是否信我。昔吕不韦倾尽家财，以助秦之质子，曩时质子何所有啊？唯不韦能够洞彻商机，不惮风险，始能拥立人君而身为宰执，名噪天下，富可敌国——要在郁君是否信我。”

    郁泠急忙叉手道：“老朽岂敢不信太尉……”

    李汲屈膝在他案前坐下，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意，郁君稍后遍行城中，勘察坊市，以丝路通畅之所值，与今日之值，取中，逐一开列，我命人制成地契，以易粮绢。”

    “则太尉这是卖地，不是商借……”

    李汲摇头笑笑：“若卖地，即时可用，商借则非然啊。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契，此契五年后自当归于本镇，以交易时两倍之价收回；若不肯归，则须更付一倍之价，始可有之。如此，我不付每岁之息，等于以凉州集市为质，郁君以为如何？”

    郁泠暗中计算了老半天，方才苦笑道：“则若五年之后，凉州不肯收回契券，又如何？”

    李汲沉声道：“是以某才反复询问，郁君是否信我？”这个“信”，不仅仅指我的还贷实力，也包括我的守信程度啊。

    郁泠还在犹豫，李汲又建议道：“或许计点下来，凉州集市不足三百万，也未可知。或许郁君短时间难以筹措偌大数量，亦可相助游说，转贷于他人——郁君固然从未走过西路，相信两京之内，冀望于丝路利润之贾，不在少数，正可分担风险。或者郁君还有所踯躅，不甚信我，也可以助军为名，我荐君子弟于朝廷，使得寄禄，如何？”

    最后那句话才说出口，郁泠的双眼猛然间一亮。

    

    第三十章、孰贵孰贱

    在唐朝，商贾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被目为“贱类”、“杂类”，即便腰缠万贯，在政治上也普遍遭受歧视，比方说商人不得身穿绫罗，不得居广厦，甚至于不得骑马……商贾子弟，更加不准出仕。

    虽说安史之乱以后，情况略微有所好转——一则地方政府财政窘迫，被迫要向商人告贷，对豪商的态度不免稍稍客气一些；二则大乱之后户籍混乱，也使得很多商贾子弟买通小吏，在档案中变更出身，从而得到科举考试的资格。但后一种情况虽已发生，终属凤毛麟角，而且商贾世家既然遭受士人歧视，也很难得到优良师资，使得考取的希望极其渺茫。

    李汲如今说了，我可以表荐你郁家子弟，杂在军功里报上去，实授虽难，得几个中低品寄禄官应该是有希望的——你要不要？

    郁泠听了，不禁心动。于是前前后后，仔细斟酌李汲的话语，权衡李汲的建议，最终一叉手：“太尉所言，大开老朽茅塞，然还是等老朽先衡量了姑臧城内的集市，价值几许，再做定论吧……”

    李汲大喜，便派刘极和洛一平陪伴郁泠，一起去城内四处勘察——总不能老家伙你说这块地价值多少就是多少，随便你定吧。散宴之后，他欲归内宅，高郢却从后面追了上来，叉手说道：

    “适才宴席之间，又当着郁某，我不便多言，然心中有几句话，不吐不快，还望太尉垂听。”

    李汲笑笑：“公楚是我股肱，有话直说便是，不必有何忌讳。”

    高郢问道：“我也知近年来国家财计窘困，地方守臣往往有向商贾告贷者，然多不过二三十万，初以为太尉也要向郁泠商借此数，却不料竟口出三百万之言……官而借之于百姓，本无先例，便无奈而为此事，似乎也不宜如此大张旗鼓啊，以免有害太尉声名。”

    李汲笑答：“公楚熟读诗书，自然知道何谓‘债台高筑’了。”

    东周末代天子周赧王，因为诸侯侵逼，财力窘迫，被迫向老百姓借贷，结果到期还不上，只得逃上高台，关门躲避——那座高台，就是洛阳南宫簃台，周人称之为“逃债台”。

    “债台高筑”这一成语，便是由此而得来的。

    因此李汲笑对高郢，说前朝天子都曾经向百姓借贷啊，则我等地方官向贾人商借，合乎古事，不算开什么先例，无须太多顾忌。

    高郢皱眉问道：“太尉不比前代良臣名将，如何去比一亡国之君？”

    李汲正色道：“不过为言本有先例罢了。设使周赧王善殖其所贷，则不必逃上簃台，无损其令名；且若能以所贷抚育百姓，扩大生产，积粮养兵，折冲诸侯，周未必遽亡，是赧王借债之事，反倒会变成一段佳话呢。则公楚以为，我今借贷于商贾，是将来必可还啊，还是也要被逼逃债啊？”

    高郢没被李汲说服，但本来他追上李汲，开口劝谏，主要目的便不在此——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咱们实在没钱，而朝廷又不可能足额划拨，那向商贾借贷，总比刻剥小民百姓要强吧——于是话锋一转：“太尉既已谋定，还则罢了，然卖官鬻爵之事，大有害于国家，切切不可为啊！曩昔后汉桓灵时……”

    李汲打断他的话：“桓灵卖官，我知道的，公楚无须多言。然因商贾奉献钱粮，有功于国，而给其官禄，本朝也有先例——长安胡商康谦，贡钱修道路驿所，肃宗皇帝授其试鸿胪卿……”

    高郢心说我就知道你会提康谦，这如今在长安进奏院里还圈着一个康廉呢，被迫长年苦读，都已经连续考了三回科举了，始终不中，我在你幕下多年，对于此事能不清楚吗？既然李汲此前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头，他是个有脾气的，也便针锋相对——

    “肃宗皇帝此举虽属无奈，当日朝中也多有烦言，实不足为臣下之法。且最终康某也因交结乱匪而下狱论罪，可见……”

    李汲面孔一板：“公楚，康谦下狱，实有内情……君可去问严庄，此事暂且不论。在某以为，鬻爵可也，卖官不可行，此两者间自然有所分际。”

    高郢闻言一愣，就问：“卖官和鬻爵，有何分别？”

    “卖官是实有所授，不审其人德性，不较其人才学，但输财货，便使牧人，则德不配而才不具，必然侵剥百姓而害国事，由此不可为；至于鬻爵，不过假名位以尊之罢了，无实职之授，亦不使理人，则于国家之害也轻。其实卖官之事，前汉即有，然所授不过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等，乃不为大害；至于后汉桓灵时，便三公亦明码标价，给钱便售，国家因此败坏——不可一概而论。”

    高郢先是点头，复又摇头：“两汉虽然卖官鬻爵，所授也都是士大夫，而商为贱业，贾为杂类，岂可假之以名位，使跨骏马，拥大牙，翩然行于都邑街头？此于尘间秩序，代道人心，为害甚大啊——还望太尉详审之。”

    李汲皱皱眉头，问他：“为何商为贱业，贾为杂类，绝不能出仕做官哪？我知道时论如此，但问公楚真实想法，以为合乎天理人情否？为何会如此？”

    “因唯耕织才是国家之本，商贾其末矣，本不固则国恒亡……”

    “未闻一木只有本而无末，枝叶不繁，而能得活者。”

    “是以国家并未严禁商贾，只是分别本末之异罢了。”

    “则既唯耕织是本，当重本轻末，上耕织而下商贾，则士人又在何处？缘何士人独可以跨骏马，拥大牙，翩然行于都邑街头？为何不将锦绣丝绸、豪屋广厦，乃至名位，全都授于农人呢？”

    高郢自份善辩，但听了李汲这句话，也不由得先愣一下神儿，方才回复道：“士人本自农人而出，唯有耕读之家，始可读书进学……”

    “公楚扪心自问，是唯耕读才可出官宦，商贾则天分太浅，由是无缘国家名器呢，还是因为朝廷的禁令，不准商人子弟出仕之故？且商贾得利后，如郁泠等，往往广置田产，则他算农人，还是商贾？难道必须其子弟数代躬耕，始可有望得授官职？便公楚出仕前，难道亲自下地务过农么？”

    “我渤海高氏，也是耕读之家，我虽未曾亲近农事，科举得中，旋为太尉招揽于幕下，乃是十年寒窗，穷经劳形，奋斗的结果；而商贾子弟，因进奉钱财便平白得官……哪怕仅仅是得名爵，得寄禄，岂非不公？”

    李汲笑了——“公楚祖宗数代积累，始能容君不必亲近农事，可以安心读书；为何商贾数代积累，不能容其子弟一朝因进奉而得官哪？若云十年寒窗之苦，然比之农夫日日‘汗滴禾下土’，却犹不能免于冻馁，又如何？为何士大夫虽言以农为重，却往往不肯怜悯耕者，尚自诩胸怀锦绣，与小人不同，合该锦衣玉食，捧笏而踞于上位哪？”

    “士大夫之中，自然也有败类……”

    “则商贾之中，未必无遗贤！”

    “若荐遗贤，我无二言；今止稍稍供输些财货，便可得寄禄……”

    李汲轻轻叹了口气，一脸“你怎么还不明白呢”的表情——“则王孙公子，官宦蒙荫，其中也无多少贤达在啊，且往往未经十年寒窗，便可有寄禄，甚或得实授。实话说，彼等先人于国家的功劳，未必比得过世……数代商贾，年年缴纳商税所积。”

    高郢有点蒙圈儿。他自诩口舌锋利，若在春秋战国时，可折冲于诸侯之间，甚至于仿效苏秦、张仪，以言辞得列卿相；谁成想自从跟随了李汲，却发现这位节帅平常话不多，可一旦认真起来，舌灿莲花，往往会驳得自己找不着北。

    其实过后仔细想想，自己未必无理，当然李汲也不是无理搅三分，纯属对方论辩如用兵，惯出奇谋，从自己从前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的方向骤然杀出，几句话就被他彻底打乱了思路。好比今日，商贾为贱类，卖官是恶政，本乃自古相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这是他高公楚进言的基础；谁成想李汲一锏就捅在这基础上，瞪俩大眼问他：为何如此？

    李汲承认这是时论，甚至于是古来常理，但公楚啊，你不是一个人云亦云没自己想法的庸人吧，则你有仔细思考过其中的道理吗？

    基础既遭重创，栋梁自然难撑，偏偏对于这基础么，高郢此前确乎没有仔细研究过，则哪怕李汲纯是歪理，也肯定会把自己杀得溃不成军。高郢跟李汲辩论非止一次，他也学乖了，当下不再纠缠，只是叉着手一躬身：“其中缘故，恳请太尉垂教。”

    李汲微微一笑，伸过手来，一揽高郢的肩膀，凑近了问道：“昔萧子良对范缜说因果，范缜云：‘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则人之贵贱，本非天定，而是偶然托生于不同人家所致——公楚以为然否？”

    高郢低垂着头，却不回答。其实儒家敬天法祖，但对于命运是否天定，始终模棱两可，并无确言，只不过近年来释道大行，即便高郢并不信佛，也难免会受其影响。因而李汲问他“然否”，他心里话说范缜所言有其道理啊，但是否真理，我说不大准……干脆就不回答了。

    李汲见状，也不再掰开揉碎了解释，只是顺着话头继续说下去：“因此生于官宦之家，有望蒙荫；生于士人之家，可以科举；生于耕作之家，不免亲执耒耜；生于商贾之家，哪怕天赋异禀，志向宏远，也终身与禄位无缘——君言不公，这才是天下最大的不公哪！

    “自然，天下不公之事正多，律法如此，时论如此，也不必捶胸顿足，怨天尤人。但才杰之士不能只凭出身来待人，于高官子弟，敬而揖之，于商贾之家，鄙而欺之，谄上而傲下，此岂君子所为哉？”

    这几句话高郢倒是认同的，当即颔首：“太尉所言甚是。然而不幸托生于商家，时乖命舛，我固不傲之、欺之，甚或还怜悯之，终不宜不论德性、才能，便授以名位啊。”

    李汲笑道：“人之德性，不处囊中，其颖无由得见，至于才能——商家子弟，未必无才。如今国用匮乏，非但中朝，便我幕下亦缺财计之士——杨公南又志不在此，行将辞我而去矣——商贾之子，受其家学，或者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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