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看过了万湖会议，实际上也就了解了总体战的本质是什么，而人民战争的理论实际上和总体战的组织方式是没什么区别的，只不过人民战争的理论要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意义，而总体战的目标是禁止普通人对于战争的联想，只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国家而已。

    人民战争的模式一旦开启，也就意味着经济建设被打断，整个社会都要为战争进行服务，这就是田均一等中央委员不愿一开始就使用这样战争模式的原因。虽然袁世凯的北洋团体在私下扩充了军队，但武汉劳工党并不感到畏惧。

    劳工党不感到畏惧的原因是，武汉六个师至少有三个完成了骡马化，机动能力和作战延续能力是北洋一个师的三倍，且武汉军事委员会对各师已经完成了无线电通信的技术布置，也就是武汉的军事委员会可以把指令直接以无线电的形式发给各师，而不必使用有线电报。

    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虽然在1905年就开始建立无线电训练班，但主要用于陆地和海上军舰的联系，因为北洋没有无线电技术储备，只能从外国引进，早期的无线电设备太过笨重只能装在军舰上。而武汉和西门子合作之后，在电讯事业上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了1912年已经开始试验野外移动的无线电通讯设备，1914年民用城市广播系统都已经商业化了。

    因此，北洋的军队一旦离开驻地，北京想要得到消息得等北洋军队停下来用有线电报通知自己，在军队移动的过程中，北京很难掌握住军队的动向，这也是北洋一师师长的地位要高于国防部官员的根本原因，因为师长对于部队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几乎没人能干涉他的指挥权。

    欧洲国家针对这种情况就是加强了直属军部的参谋军官的指挥权，从而保持了对于军队的控制力，而随着无线电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军部对于军队的控制力就进一步加强了。袁世凯在担任国务会议主席后就打算建立参谋体系，但是遭到了北洋各师将领的反对，至于无线电技术则又因为太贵难以普及，这就使得1914年的北洋团体和1907年的北洋团体几乎没啥变化，袁世凯和北洋各军头共治，而不是一个统一的集权系统。

    反观武汉这边，红军体系已经完全取代了前清的新军和革命军，劳工党、军事委员会、军政大学，将红军构建成了一支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人民武装，原先的军官阶层已经失去了干涉政治的能力。

    清末新军的政治化，实质上就是军官阶层的政治化，而这种政治化又来源于建军思想的混乱。当满清试图按照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常备军，然后又公然表示大清和中国势不两立后，新军反清也就是必然的趋势了。既然朝廷不能统一大清和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那么军队就自然会选择自己想要保卫的目标。

    而在武汉这边，劳工党已经很明确的指出，军队保卫的是工农联盟的利益，那么军官阶层也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影响力。红军实施的是义务兵役制，前清那种脱离社会的职业军队可以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但是对实施义务兵役制的红军来说，他们更容易接受保卫自身阶级利益的建军理念。

    因此现在的军事委员会是不大瞧得起北洋军的战斗力的，六七年前北洋军还能以训练和军备压武汉新军一头，但在组织上已经落后于武汉新军，那么现在的北洋军在训练和军备都不能让军事委员会瞧得上了，毕竟北洋军上层还在搞扩军战术和迷信先进武器，而军事委员会已经开始研究体系作战了。

    军事委员会最多也就是称赞一声北洋的兵员不错，但是在其他方面都只能摇头，他们看待北洋军就如同英国人看待大清的军队一样，一群能够使用先进武器的民兵，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作战能力，用来作为辅助兵种倒是够格的。

    军事委员会之所以会如此评价北洋军，是因为他们也已经达到了工业国军队组织的水准，工业国和农业国军队之间的巨大差距不在于武器，而在于组织和作战理念上。前清军队的作战理念是胜利后可以抢劫一把，北洋军稍稍进步一些，胜利后可以夺取一块地盘收税，所以这些旧式军队可以出一些悍匪，但是指望整支军队去完成作战规划，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支持他们作战的动力在于战后的及时回馈，没有这个回馈就不可能让他们继续下去。

    所以旧式军队在打顺风仗时能发挥八九成的战斗力，但是到了下风时就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状况。北洋军在对俄战争中的表现就是如此，和俄国人打仗几乎不可能获得什么胜利品，所以北洋军攻，攻不动，守，守不住。只有在武汉军队作为核心的战役中，北洋军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

    武汉军队之所以能够比北洋军更加顽强，一方面是建军思想的明确，另一方面就是劳工党对军队做出的完善保障，确保了士兵伤残或死亡都能得到妥善的后事安置。所以武汉军队在作战时也就目标明确了，完成作战目标取得胜利，然后回家过日子。

    双方军队的实力差距，在军事委员会看来是极为明显的，自然就不会害怕北洋搞什么扩军，就算是真的玩扩军，北洋也是不如武汉的，因为武汉是征兵制而北洋还是募兵制，武汉在各个国有工厂和乡村公社都有着人民武装部，这也是人民战争的动员基础，北洋和武汉比扩军，在军事委员会看来是比较可笑的。

    阻碍武汉扩军的不是组织问题、民众的意愿和物资上的不充分，而是劳工党的决心。就拿人口比例来说，劳工党控制下的人口实际上有2.5亿，北洋实际控制人口不过七八千万，全国总人口约五亿左右，劳工党实际掌握了中国一半人口，且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被纳入武汉经济体系中的。

    1913年中国的国民收入约340亿马克，国民收入这个经济核算理念是林信义和德国银行家们创造出来的，创造这一经济核算理念的目的是为了发行国债和建立信用货币体系、征税体系。

    1913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是84亿马克，占中国的近四分之一，而美国的国民收入是1400亿马克。中国财政收入约合13亿马克，不过武汉就占了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这还没有包括武汉国有企业和国有农场的上交利润，这部分利润达到了26亿马克，用来支付贷款利息和再投资生产。

    仅仅从财政上来比较，武汉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已经日本政府，只不过武汉在远东战争之后一直以基础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为中心，所以军事支出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而日本不仅在陆军规模上和中国陆军接近，比武汉军队的规模大了2倍以上，还维持着一支庞大的海军，所以看起来武汉的军事实力似乎在战后并没有什么提高。

    不过在工业规模上，武汉的钢铁产量已经突破了年150万吨，武汉之外的其他地区加起来也就十五六万吨，其中现代钢铁厂几乎都在外资手中，剩下的都是土法制钢铁的小作坊。武汉治下的煤矿开采数量为1600万吨，其他地区为1200余万吨，虽然大多在北洋的地盘上，但现代化煤矿产量的一半是外资的。至于石油提炼工厂则只有武汉有，北洋压根没有这个产业。

    只要看一看武汉治下的工业发展速度，就知道英国人和日本陆军为什么要支持北洋开战了，再不开战，过几年北洋就更加没有勇气挑战武汉了。

    让军事委员会诧异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北洋怎么敢主动挑起战争？毕竟就北洋的工业水平，一旦外购的军火用完了，也就只能束手投降了，而北洋军就想靠着莽一波打下武汉，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全国唯一一个重炮师就在武汉。日本海军、克虏伯公司和军事委员会合作，完成了钨钢火炮的设计，武汉已经有能力自行生产150-200毫米口径的加农炮。

    按照德国人的要求，该新型火炮不得向其他国家出口，包括日本陆军在内，德国人掌握配方，中国人生产钨钢，日本海军则保证德国资本在战时的安全。按照林信义的看法，除非把海军战列舰开进长江，用战列舰的300毫米主炮压制，否则当前陆军的主流重炮都难以压制这种合金加农炮，这是战略炮兵而非战术炮兵。

    当然，军事委员会并不打算把这种新型大炮暴露出来，毕竟这将会极大的削弱德国的战争优势，从而引发欧洲战争的变局。而红军也不可能容忍北洋军逼近武汉，毕竟河南现在已经成为了武汉工农业经济体系的核心区域，不仅是粮食产地，也是煤铁原料的主要供应地。

    于是，林信义的全面动员提议获得了军事委员会的全力支持，此外林信义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是，主张让年轻党员在战争中经受锻炼，不能仅仅把这场战争当成是军事任务来处理，这同时也是一场解放战争，必须要让年轻党员承担起解放民众的宣传任务，让民众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所在。

    这一建议获得了田均一的认同，党的组织规模虽然不断在扩大，但过于平静的建设时期，正使得党失去革命性和先锋队属性，许多年轻人加入党组织并不是认同了党的理念，而是把入党当成了提干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理论正变成新的四书五经，有的人可以背出共产、党宣言，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觉得自己是党的干部，而不是人民的代表。

    田均一也认为，党内这种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现象，正在制造一批党内的士大夫，他们在文字上遥遥领先于普通群众，但是却拒绝实践党的理念，听党的话可以，听群众的意见，不行。所以田均一认为林信义说的对，应当让这些年轻党员去经历一下解放战争的硝烟，对于那些不能和群众发生共鸣的年轻党员，就没法留在党内了。

    劳工党的中央会议得出解放战争时机出现时，9月17日龙济光的济军终于无视了广东新军的警告，越过了广东新军的防线向广州进军了。广东新军虽然倾向于共和，但就战力来说确实不如老兵居多的广西济军，战争开始后就出现了节节败退的现象，孙文领导的广东省政府不得不向北京提出控诉和向武汉求援，认为广西军队挑起了内战。

    本章完

    第790章

    俄罗斯人对于引发中国内战的积极性还要高于英国和日本，虽然俄国在远东的力量因为远东战争而几乎荡然无存，但俄罗斯的外交官试图通过列强一致的原则在给北洋贷款的同时，收回俄国在远东失去的利益。

    俄罗斯驻华外交官虽然承认，北洋和劳工党合作建立的新国家正在让中国恢复大国地位，但是中国的财政制度是混乱的，北洋向各国银行团借款6000万英镑，无疑说明了北洋实际上并无能力单独统治这个国家。

    为了照顾中国人的感情，过去各国银行应当从统治中国的地位转为控制中国财政的工具，帮助北洋整顿财政制度，好使其击败武汉的劳工党，而北洋也该交出一部分权利给各国银行作为抵押，为了确保债权人的利益，各国政府应当在中国问题上保持一致原则。

    俄罗斯外交官试图通过英国和法国来完成自己在远东的外交布局，一如当年俄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满清身上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在俄罗斯驻华外交官的积极推动下，英日法三国对对华贷款一事进行的非常顺利。

    不过国会对这笔贷款提出了异议，国会议长秦力山和副议长王正廷于签字之前拜会了国务主席袁世凯，袁世凯却拒绝接见两人，表示国家正需要贷款不能拖延，而后两人又正告银行团，表示该借款违法，国会不会接受。

    在这个时候，又爆发了广东倒岑风潮，袁世凯于是下令任命张鸣岐接任广东省长，调孙文为西藏宣慰使，并任命李纯担任江苏督军。在广西广东两军爆发冲突后，袁世凯不仅不认同广西军挑起内战说法，还指责国会偏袒中华革命党，宣布解散国会重新大选。

    说是解散国会重新大选，实际上袁世凯是想要接着国会的空位期间实施独裁，他在解散国会后就下令调田均一前往北京担任国务会议副主席，并令北洋军做好了南下和进攻北满的准备。

    在英国海军的支持下，9月25日三营北军在上海登陆，并开始不断运输兵力至上海，显然北洋已经做好了全取江苏的准备工作。面对北洋蓄意挑起战争的势头，武汉方面一边下令秦力山等北方要员撤离北京，一方面开始在舆论上对北洋制造内战的事实进行了揭露。

    九月二十八日，面对广西济军已经攻下佛山的情况下，武汉方面终于下令驻湖南的红军第五师进入广东维持秩序，并要求济军停战，对其劫掠平民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龙济光立刻发电北京，要求袁主席阻止武汉的行动，否则他就不得不撤回广西。龙济光是识时务的，他打广东新军心理上没啥负担，因为他知道广东新军没啥作战经验，且军备人数都不如自己，在英法的支持下，他自然是不会担心自己打不过广东新军。

    但是他也知道济军和武汉红军之间的差距，湖北新军当年就是在广西镇压反清武装的主力，也就是因为忠诚于朝廷的湖北新军被调到了广西，所以后来湖北新军造反时朝廷在湖北才找不到镇压新军的武力，那些在广西的湖北新军除了一部分自行返回湖北外，还有一部分则留在了广西成为了济军的重要本钱。

    虽说这些留下的湖北新军并不认同劳工党，但是龙济光也知道他们不会愿意和湖北红军拼命的，一方面是大清已经完蛋了，这些湖北人在济军只是为了钱作战，所以不大可能和老乡拼命；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认为能拼的过红军，毕竟济军中抽鸦片的很多，可是红军却已经禁绝了鸦片，光是纪律上红军就比广西军队强了。

    而新军和旧军最大的区别，就是纪律问题，广东新军确实不如广西济军能打，但是广东新军失败后不会溃散，光是这一点就不是旧军能比的，旧军打败一场就跑光了，只能等主将重新招募编练军队。龙济光很清楚，自己的济军看起来能打，但只要失败一次，他就变成光杆司令了，不能指望那些败兵会败而不溃。

    袁世凯当然不能让龙济光退回广西，否则岂不是白白让武汉又多了一个省，英国人也不同意让武汉接管广东，那么对香港来说就危险了，毕竟中华革命党或之前的岑春煊，都只能仰赖英国人的支持才能维持广东的统治，他们想要威胁香港就是做梦了。但是武汉不同，武汉并不会受制于对外贸易，英国人封锁广东出海口，不会让武汉屈服，只能让英国商业彻底失去中国市场。

    因此袁世凯一边用电报命令湖南驻军严禁进入广东，一边任命了安徽、江西两地的督军。武汉管制下的地区不设督军，而是设立了省级军事委员。袁世凯任命北洋将领为两地督军，显然是一种宣战的行为。

    十月一日，袁世凯又宣布，王占元任东北督军，命令北满地区的军队服从政府命令。武汉当即通电全国，认为袁世凯擅自解散国会后所颁发的一系列人事任命都是违法的，要求改选国会和改选政府。

    十月三日，李纯部强行进军徐州，驻徐州的红军一团在击退李纯部进攻后选择主动撤出徐州，武汉再次发电督促北京停止军事行动，勿要挑起内战。

    十月五日，袁世凯以劳工党擅自进攻广东，不服从中央命令等事由，宣布劳工党为违法组织，禁止劳工党参与国会竞选，并宣布政府军将会进入武汉接手地方管理，南方军民勿要受劳工党欺骗反抗政府，内战于是爆发。

    袁世凯下决心发动内战后，就决心直捣黄龙，认为只要摧毁了武汉这个劳工党的统治核心，那么各地的劳工党就失去顽抗的意志了，因此他和段、冯制定了重南轻北的作战计划。

    北方以段祺瑞领导的北京地区兵力、张怀芝的察哈尔驻军牵制驻防山西、内外蒙古的红军第二师；关外以王占元的第二师和陈光远的热河巡防营进攻北满，并和日本陆军达成了秘密协议，请求日军从海参崴进攻哈尔滨，战后北洋将放弃滨海边疆区和对朝鲜北部自治区的支持。

    南方分为四路：靳云鹏第五师夺取山东；施从滨的第一混成旅从上海登陆后向南京进攻；段芝贵领导的第一军进攻安徽、江苏，然后顺江而上攻取九江、大冶等地；冯国璋领导的第二军进驻徐州，保护第一军后路，并相机支持山东、河南战场；曹锟领导第三军，从保定顺京汉路直扑武汉，为南进第一主力，集结了北洋第三、第四师两支老底子作为核心。

    第三军的总兵力接近10万，第二军、第一军加起来也有10万，因此北洋几乎拿出了全部的机动兵力，试图一次性解决掉武汉的劳工党。而此时武汉周边的兵力加起来还不到七万，还调动了一部分兵力南下广东去了，也就是说北洋军南下兵力达到了武汉防御兵力的三倍。

    不过，在情报的收集上武汉就比北洋强多了，当北洋团体制定了内战计划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武汉就已经完全清楚了北洋的作战计划。这些不同的渠道，有的来自北洋上层，有的来自北洋的中下层，有的则是根据北洋后勤的调动数据做出的统计结果。

    因此在十月之前，武汉劳工党军事委员会已经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并制定了应对计划，把所有的机动力量抽调出来，组建了第一、二、三、四方面军。按照蔡锷制定的作战规划，中原方面军应对北洋第三军，华东方面军应对北洋第一、二军，北方方面军维持山西、内外蒙古及北满的秩序，南方方面军解决两广问题。

    在经过了对俄作战的锻炼后，蔡锷对于大兵团作战指挥有了极大的进步，他在军事委员会上强调道：“北洋试图用第三军打开通往武汉的缺口，这实际上和前清时的作战思路没啥区别。当初清政府也试图用重兵消灭武汉的反抗力量，从而摧毁革命的火焰，但是它们失败了。

    今次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对清军的作战，摧毁北洋第三军南下的锋芒，那么北洋的南下作战计划就崩溃了，因为他们的南下作战就是围绕着第三军的进军来实施的，第三军一旦失败，北洋军就变成了无头苍蝇。

    如何挫败第三军？我看要一次性围歼北洋一个师，这是最快解决北洋第三军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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