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的梦想就是，这个法属印度支那地区将会成为法兰西在东方的扩张基地和财富来源，等同于印度大陆对于大英帝国的作用。1899年中法签订的广州湾租界条约，正是东方法兰西梦最为绚烂的时刻。

    不过在把软弱的中国官员赶走之后，法国人发觉自己对付不了那些乡下捍卫自己土地的中国农民，法国人试图复制自己在越南侵占土地的殖民政策，在广州湾压根行不通，不得已下法国人只能和当地农民妥协，承认他们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没法从广州湾获得免费的土地，法国人就不得不花费真金白银来建设广州湾，以谋求以商业的力量来掠夺当地乡村的财富，不过法国人在这里又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控制香港岛的英国人早就占据了地利，并且利用珠江水系建立了通往内地的商业网络，本土工业不够发达的法国人，面对依赖印度廉价原料的英国工业很自然的就处在了下风。

    法国人试图统合柬埔寨、老挝、越南、广东、广西、云南为一体的经济贸易政策，从一开始就失败了，而法国的军事力量，在法德矛盾上升，远东战争爆发后，也在东方陷入了不利。

    1907年法国从暹罗手中获得了湄公河东岸领土后，暹罗倒向了英国，法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不得不终止。此后法国开始专心经营越南，试图把柬埔寨、老挝、广西和云南作为和周边势力的缓冲区。

    而亚洲联盟成立之后，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很自然就成为了联盟试图解放的第一目标。德国人自然是乐意看到日中南下肢解法属印度支那的。这就促成了亚洲联盟对于法属印度支那民族独立势力支持的起因。

    早在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建立的时候，越南的民族独立分子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中国兴起的革命力量。而当时也是越南旧勤王党失败，越南民族独立运动陷入低潮的时期，因此一些越南民族独立分子就前来武汉学习过。

    这些越南知识分子在武汉的学习经历，极大的促进了越南民族独立运动向资本主义民主运动的转变。在武汉和日本东京留学过的潘佩珠，回国后改组了维新会，取消君主立宪政纲，确立民主立宪政纲，并把维新会改名为光复会。

    潘佩珠虽然认为劳工党所建立的武汉政权是强大的，但是他认为越南维新会的会员们是不大可能认同土地改革政策的，因为越南维新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因为痛恨法国人侵占越南土地而产生的民族独立信念，也就是说，维新会的主要成员是地主出身。

    因此潘佩珠更为认同孙文的三民主义，他在东京了解了同盟会的纲领后，又跑去广州和孙文见面，并把孙文的三民主义吸纳进了越南光复会的政治主张。

    当然，孙文终究不能给与光复会以理念之外的其他支持，随着武汉的崛起，日本陆军对于满蒙独立论其实已经不报多少希望，孙文和同盟会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也在不断下降，特别是在北洋和陆军靠拢之后，日本方面对于孙文的支持已经几乎流于形式。

    虽然孙文领导的广东同盟会一直试图整合同盟会的力量，并在两广、福建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地盘，但是同盟会本身就不是因为政治理念一致而建立的，它是日本人以资金援助为条件，并以排满反清为共同目标而勉强联合的同盟、

    随着光绪的退位，日本人对同盟会资助的削减，同盟会自然也就无法再成为一个整体。在新的共和体制下，各地同盟会的政治理念就没法再达成一致了。北方同盟会几乎已经瓦解，满清统治结束后，这些北方知识分子开始支持北洋或武汉，重点在于一个能够统一全国和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势力。

    而南方同盟会没有如北方人对外敌威胁感受的那么深，他们更支持本地势力，以保障自己的利益。所以，广东同盟会总部的命令在广东、福建、广西勉强还能打个折扣落实下去，但是在东南、西南地区就几乎没啥效力了。

    孙文面对国内政局尚且自顾不暇，还有什么余力去帮助越南光复会的独立？而潘佩珠在巴厘岛事件后也清醒的意识到，东南亚地区想要摆脱欧洲人的殖民，是没法绕过日本和中国，特别是在日本和中国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亚洲联盟。

    于是，虽然和劳工党的政见不同，1911年越南光复会还是和武汉再一次密切的联系上了。林信义在武汉期间，潘佩珠等光复会高层也在武汉，就越南的独立问题请求劳工党及联盟的帮助。

    德国人对于越南光复会的请求很感兴趣，但是德国人认为光复会应当完全接受联盟的指示来制定起义计划，德国人的真实想法是，在欧洲交战时让越南人发动起义，这显然有利于分散法国人的力量。只是德国人想要把武器运入越南就没什么能力了，没有中国的支持，德国和日本其实都很难办到这件事，因为法国人现在很提防德国和日本的商船在越南港口的行动。

    法国人之所以严格控制越南的对外贸易，因为越南人的反抗还没有停止。1908年2月至5月，在潘周桢、陈季珨、黄叔抗等发动和领导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中圻农民反拉伕、反课税运动。这次农民运动直接促成了黄花探起义，虽然在地主的出卖下，法国人镇压了起义军的主要力量，但直到现在，黄花探依然还在越南中部地区打游击。

    越南的国土面积显然是有利于法国殖民者镇压农民起义的，不过法国人封不住从广西、云南进入越南北部的陆上通道，所以越南民族独立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依托广西、云南作为后勤基地。法国人从海上封锁了越南起义军获得外部支援的可能性，越南民族独立分子就只能指望中国人的援助了。

    德国人虽然许诺了不少，但潘佩珠也知道大部分承诺是德国人没法实现的。所以，最终越南人所重视的，还是和中国劳工党的接触。

    劳工党内部对于越南的民族独立虽然表示支持，但对于如何支持还是有着不同看法的，一部分人主张让越南忍耐下去，等成昆铁路和湘桂铁路完成后，再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湘桂铁路建成就可以让武汉和镇南关联通，那么支援越南独立就更加的方便了。

    而另一部分党员则主张立刻援助越南独立，顺便也要收回广州湾和滇越铁路的经营权，他们主张革命不能等待，要趁时而动，现在欧洲局势紧张，因此支持越南独立要容易的多，等待铁路修建完成，从目前来看至少要十年时间，那么欧洲对峙局面结束，中国就有可能独立面对法国的压力，这个代价就大多了。

    在林信义看来，劳工党内的争论，实际上表明这个党正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革命党只需要考虑如何打到反对派就好，而执政党则还需要考虑治下地区的民众是否能够承受战争带来的压力，毕竟不是所有民众都是革命的支持者。

    而这种党内的争执，最终以林信义提出的法属印度支那地区民主革命路线最终胜出。在巴厘岛事件之前，林信义已经提出了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斗争路线，不过当时这一路线并不被越南光复会和一部分劳工党党员所接受。

    越南光复会和部分劳工党党员反对的理由就是，和平斗争等于是承认了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的统治权，这显然是一种妥协而不是革命路线。

    不过等到林信义抵达武汉时，武汉的风向已经有所变化，因为劳工党的激进派发觉，光复会所主张的彻底打倒法国殖民者的革命路线，并不包括承认柬埔寨和老挝民族的独立。也就是说，越南光复会在赶走了法国人之后，却主张越南有权力接受法属印度支那的全部权力。

    越南民族主义者的这种主张，自然激起了柬埔寨和老挝民族主义者的愤怒，虽然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比越南落后的多，以至于反法运动要轻微的多，但并不代表他们承认越南人有代表他们的权力。

    事实上，即便不提历史上越南王朝对于老挝、柬埔寨的入侵战争，即便是法属印度支那的建立过程中，法国人对于柬埔寨和老挝的统治，也是引入了大量的越南人担任低级官员，从而利用越南人来镇压柬埔寨和老挝的反抗。

    柬埔寨和老挝的民族独立分子愿意接受林信义的和平斗争路线，他们认为以自身的力量确实没法走暴力革命的路线，和平斗争路线不仅可以让法国人让出一些权力，也可以借此改变两国落后的面貌，从而让更多民众觉醒。

    但是越南光复会的革命路线就没法让柬埔寨和老挝民族独立分子支持了，按照光复会的设想，就是柬埔寨和老挝人民应当配合越南的反法武装斗争，把法国人赶走之后，原先的法属印度支那就变为大越南共和国。

    柬埔寨和老挝的民族独立分子怎么能够接受这个方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不如不反抗法国人，毕竟和法国人相比，那些替法国人办事的越南官员其实更可恨，没有了法国人的约束，越南人在他们国家岂不是更加为所欲为。

    劳工党内的激进主义者当然也不能接受越南光复会的主张，这和他们想象的革命斗争可差远了，不过是让法官老爷变成了越南老爷。而党内的保守派就更加不认可光复会的大越南共和国的方案了，这个大共和国是不是还要继承法国对于广西和云南的野望呢？

    于是，林信义在武汉的两个月中，对各方进行了协调，最终迫使潘佩珠为首的光复会代表接受了民主斗争的路线，并承认柬埔寨和老挝都有独立反法的权力，越南共和国不会强迫两国加入大越南共和国，至于三国独立后是否组建联邦，可以等日后再商议。

    在劳工党和联盟的帮助下，柬埔寨和老挝的民族独立分子随即在武汉成立了独立的政党，从而解决了国内革命没有组织的局面。在林信义离开武汉之前，三国民族独立政党缔结了反法同盟的协议，认同了在反法独立运动中要互相支持。

    在林信义抵达青岛不久，欧洲传来了一个新闻，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签订了反土同盟条约，林信义对此不由同身边的人说道：“南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战争要开始了啊，看来意大利对土耳其人的挑战，刺激了南斯拉夫人的反土情绪。”

    不过此时的亚洲局势还是稳定的，天皇的病情时好时坏，使得日本对外政策都趋向于缓和，至于中国这边也致力于国内建设中，袁世凯就任国务主席后修建的津浦铁路已经接近完工，这是北洋集团为了避免南北交通干线为武汉掌握，向英德借款修建的南北铁路干线，花了900多万英镑。

    不过这条铁路可谓是北洋团体执政后的第一功绩，虽然和武汉在这期间修建的铁路线长度有所不足，但却沟通了华东、华北沿海地区的交通，使得南北两条交通干线的格局初步形成。而袁世凯向四国银行团借款1600万英镑，也终于为国会所通过，按照袁世凯的规划，这笔庞大的资金将会用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的交通和水利建设，并作为货币改铸的本金。

    袁世凯最为关注的两个项目，一个是石景山钢铁厂、一个是黄淮地区的水利建设。在其看来。这两个项目一旦建成，那么北洋在工业和粮食问题上，就都有了和武汉对抗的本钱。双方在山东统治权力的争夺上依旧没有决出胜负，但是武汉在青岛及胶澳铁路沿线占据了优势，这给北洋团体造成了很大压力。

    林信义抵达青岛之后，就主要在推动青岛的港口和工业基础的建设。在他看来，此前在九江设立石油炼化厂完全是迫不得已，因为武汉在沿海地区就没有一个能够确保安全的地盘，但是随着亚洲联盟的建立，山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变成适合于工业建设的半安全区，只要日中不爆发战争，那么山东半岛就是安全的，英国人也不可能在日中和平没有打破前来山东挑起冲突。

    而山东的工业基础一旦建成，那么中日之间就会变得更加和平，因为日本没法进攻一个已经建立起工业基地的山东半岛，特别是在航空工业还没有成熟的时代。所以，林信义的主要责任虽然是推动联合舰队的建设，但他却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整合山东资源和工业规划上。

    随着德国政府交还了胶澳，德国资本对于青岛的投资反而积极了起来，因为他们现在不需要接受德国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只需要考虑经济利益就可以了。特别是随着摩洛哥危机的爆发，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剧增，这种冲突不仅仅体现在欧洲舆论的互相攻击上，还体现在了远东。

    原本在上海投资的德国商人们，很快就感受到了英法商人对自己的排挤，上海总会拒绝德国侨民申请，完全体现了英国人对德国人的恶意。因此，德国商人开始把上海租界的投资转入中国内地或青岛，从而规避欧洲战争爆发的风险。

    本章完

    第780章

    1912年6月21日，一队舰队停靠在了青岛港外，其中包括了日本海军出售给中国的四艘军舰。原俄国波尔塔瓦号战舰，排水量11,685吨，现为中国海军命名为山东舰；原俄舰列特维赞号，排水量12708吨,现命名为山南号。

    除了这两艘一级巡洋舰外，还有原俄舰瓦良格号、帕拉达号，排水量在七八千吨，改名为武汉号和成都号。随着这四艘主力舰的加入，中国海军终于摆脱了靠海天和海圻舰撑场面的窘境。

    联合舰队主要有三支分舰队组成，日本、中国及太平洋，其他国家只能作为这三只分舰队的附属，不过和德日分舰队相比，中国分舰队的主力舰就未免太跌份了些。

    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瑙号”两舰在无畏舰面前固然不算什么，但是作为07、08年才完成的新舰，在远东地区已经可以排在头等战舰的位置了。

    日本海军为了不弱于太平洋分舰队，甚至把香取号战列舰派出作为了日本分舰队的旗舰。当然香取号战列舰作为前无畏舰的设计，虽然是新舰，但在日本海军眼中的地位也大大下降，所以才会拿出来压一压德国人。

    于是在中国的家门口，联盟的三支分舰队却以中国分舰队最弱，这种情况自然是大伤中国人的颜面的。这里指的是武汉方面，北洋及其领导的海军，倒是已经习惯了自己非列强的身份，认为海军不如人是理所当然的。

    北洋团体和海军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北洋已经躺平不想去争夺什么海权了，而海军还想着添置几艘军舰，然后夺回一些家门口的话语权。不过袁世凯是不大相信海军的勇气的，毕竟义和团事变的时候，陆军不过是保持了局外中立，而海军则是直接向英国人、日本人投降了。

    在袁世凯看来，花点小钱养着海军这个编制没啥，毕竟中国这么长的海岸线，没海军显然是不行的，但是大力发展海军也没这个必要。一方面海军在甲午之后已经没了胆气，只会朝着政府要钱买舰，对于如何维护中国的海权毫无计划；另一方面就是海军中的福建人太排外，他想安排一些北方人进入海军都被排挤了。

    北洋团体对于海军的看法和袁世凯差不多，他们认为海军的主要对手其实是列强，而中国内部尚未统一，有什么资格去和列强对抗？且北洋在陆上面对武汉已经居于弱势，再把资源分到海军手里，陆军获得的资源就更少了。

    和另一个时空北洋在陆上对南方占有优势，但缺乏快速调动兵力南下的处境不同，现在的局势是北洋只想守住华北、华东和南满地区，海军反而成了鸡肋，因此袁世凯自然不肯再给海军什么资源来发展。

    但是武汉这边则不同，随着武汉控制住了长江中上游航道，武汉迫切的希望把长江流域及海岸线的控制权完全收回，这也是武汉对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个安全保证，没有国防安全就不可能大规模的往不受保护的沿海地区投资，这要是被列强用军舰给破坏一次，那么国家经济得倒退好几年。

    所以，最终愿意为海军扩建计划买单的还是武汉，而日本海军在无畏舰的性能公布后，也对缴获自俄国的落后军舰失去了兴趣。正如林信义在海军会议上所主张的，全重炮战列舰和石油燃料才是现代军舰的核心技术。

    今次陪同这几艘维修好的俄舰前来的筑摩号巡洋舰，正是日本海军新下水的试验舰，其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特别是在动力和通讯上，表现了和旧军舰完全不同的布置，这也是日本自己设计的第一艘煤油兼用的动力军舰。

    从日本海军的角度来看，中国海军不过是在试图恢复一些纸面数据，而自己则真正走向了和先进海军国家对抗的道路。中国海军拥有这几艘军舰对于日本海军来说，只是在纸面上造成了威胁，双方要是真正对抗起来，没有后备力量的中国海军将会在一两次战斗后丧失作战能力。

    而把这些老旧军舰甩给中国人之后，这些军舰依旧可以在亚洲联盟的名义下配合日本海军扩张势力，但他们又不必为这些军舰支付额外的费用了，这也算是大大的节省了海军的军费。且在国内争取预算时，海军也可以拿中国海军的规模来要求建造新一代的战列舰，这就是一举两得。

    武汉既然付了钱，自然不会由海军完全控制这几艘军舰，黎元洪被调任海军，领导这支分舰队，武汉还派出了长江舰队的党代表罗兆生担任这支分舰队的党代表，其实也就是表明了一件事，就是该分舰队虽然编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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