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的人工产物，和他们过去使用的长矛没啥区别，就是工艺复杂了些。

    德国的知识界对中国和非洲进行过人种比较，认为中国人所掌握的文字及历史学，使得中国人很容易就接受了历史进步主义，中国人在接受科学时并不需要询问神是否许可，真正阻碍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是中国的皇权，中国君主为了维持其统治，所以需要对人民进行愚昧化管理，把科技当成了腐化人心的东西，这在外族政权满清身上尤其明显。

    当中国人抛弃了君主制度后，阻碍中国人学习科技的最大障碍就消失了，于是中国人很容易就接受了欧洲通过数百年反复和神权斗争才取得的科技进步，就好比一桶水倒在了沙漠中很快就被吸收了。而非洲人则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历史，也几乎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在神的庇护下的，所以神不容许的科技，就不是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

    因此中国人是极好的学生，这点和日本人是相同的，日本也曾经是中华文化圈子的一员，但是中国毕竟离开世界太久，他们想要学习欧洲通过数百年建立起来的科技之树，绝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完成的事业，光是把欧洲文明的成果翻译成中文，就需要耗费中国人一代人的时间，日本人花费了几十年学习欧洲文明，现在的日本工业离开了欧洲的科学家的指点，就难以有什么作为。

    德国知识界对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评价得到了克虏伯等德国资本家的认同，因为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报，现在的日本离开了欧洲人的设计就没法完成任何新的工作，日本人只能在复制欧洲的工业上有些成绩而已，当然在全球范围内，日本已经是欧洲之外最为出色的有色人种了，土耳其人和欧洲如此之近，但是也没能真正理解欧洲文明的精髓。

    德国资本家对于中国工人的评价也是如此，中国工人吃苦耐劳，勤劳肯干，他们不会同国内的那些被社会主义思想腐化了的工人那样，整天要求工厂给自己增加福利。虽然劳工党也是主张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但是学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在劳动效率上反而更加高了，这是令德国资本家们感到诧异的地方。

    不过德国资本家依然认为，离开了德国的技术和资本，中国人是没法让现在武汉的庞大工业和运输体系正常运转起来的。虽然张之洞早就在武汉建立了一部分工业，其中包括了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汉阳铁厂，但在1901年德国资本开始进入武汉之前，欧洲人普遍认为武汉没什么工业，只有低效率的国家工厂。

    德国人对于这种国家工厂有着深刻的认识，因为他们的近邻俄国，一直以来都在搞这样的国家工厂，这些国家工厂虽然吸纳了欧洲的先进技术，但是并无自我更新的能力，因为这些工厂不是为了市场而建立的，而是通过皇帝的命令建立的，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国家财政，因此在研究科技和创新上缺乏动力，毕竟工厂的管理者和工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职位和福利，生产和他们的生活并无直接的联系。

    现在的武汉的国营工厂和俄国的国有工厂其实没啥区别，只不过劳工党通过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激发了工人生产的积极性，并保障了工人阶级的福利待遇，从而形成了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但是中国人只知道生产，对于市场和科学研究一无所知，如果没有德国人替他们设计生产环节，给他们订单，那么中国人要么不知道该怎么生产，要么就是生产出来不知道卖给谁去。

    工业化体系下的生产和农业社会中的手工作坊完全是两回事，前者的大规模生产可以有效的降低生产成本，可一旦产品不能被市场接受，那么生产出来的就不是商品，而是工厂的债务了。德国资本之所以热衷于在武汉投资，就在于他们借此摆脱了国内工人阶级对他们无止境的抗议，还掌握了利润最大的生产-销售中的环节。

    正因为德国资本家认为自己在这一生产-销售体系中的地位不可取代，所以克虏伯才会对中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感冒。在他看来，只要中德关系不恶劣到全面对抗，那么他就没必要花费太多精力去推动中德友好关系，毕竟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正因为和法国、英国的对抗不断升温，这个时候讲外国人的好话是要承担额外的风险的。

    可日本一旦插手中德关系，问题性质就变了。克虏伯不会相信日本会试图和德国进行对抗，因为日本的国力和德国相比还差的太多，且日本和德国之间的合作也相当的密切，在军事和工业上，德国都对日本进行了扶持。

    但是日英同盟的存在，就使得德国不得不考虑日本的行动是否是得到了英国人的指示，德国人当然不会认为日英同盟是平等的盟友关系，这显然是主仆关系。就如同德国对华外交，虽然现在有了极大的改善，也不过是把中国从殖民地候选变成了可以利用的远东奥斯曼帝国。

    假如日本是在英国的指示下煽动中国人收回胶澳，那么就意味着英国人可以填补德国人撤离武汉的那些工业缺失环节，这对于德国资本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实际上就是英国资本对德国资本发起的战争，在德国资本准备好的宴席上，英国人打算自己来当宴会的主人。

    克虏伯瞬间就改变了想法，把田均一代表的劳工党看成了德国资本用以对抗英国资本的同盟。他向着田均一表白道：“德国资本一直都是支持劳工党所领导的武汉政府的，我希望田主席能够记住这一点。

    日本人试图煽动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对德国，这显然是英国人和日本人的阴谋。如果德国资本从中国撤离，武汉也不会因此而受益，反而从此要受制于英国资本了。英国人自从发动鸦片战争以来，就没有对中国表示过善意，他们一直在图谋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而我国的大多数人只是想要同中国做生意而已。”

    田均一沉默了片刻，方对着克虏伯说道：“我理解克虏伯先生的意思，但是我对此也是无能为力。自从满清皇帝退位之后，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一个人就能决定国家命运的事情了，因为人民会抛弃他，我相信没人愿意和人民进行正面的交锋。

    劳工党不可能拒绝日本政府提出的建议，否则就等于是否认了日中的和平关系，对当前急需要和平时间发展的中国来说，和日本的和平是中国当前外交关系的重心。

    另一个，德国和英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贸易数额，但是英国人和德国人并不在意两国关系的破坏会导致英德贸易的退步。连最具有理智的欧洲人在民族问题上都如此冲动，对于我国刚刚觉醒民族意识的人民来说，想要他们一边认可德国在中国的特权，一边承认德国和中国是友好关系，我认为是不现实的。

    劳工党是因为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才形成了今日的地位，我们不可能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我能做的，就是提前告知一声，让贵国尽早下定决心，在贵国没有下定决心之前，我们不可能冒被人民抛弃的风险，无条件的支持德国。”

    克虏伯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接田均一的话了，因为对方说的太直白，以至于他连回旋余地都没有了。克虏伯思考再三，发觉不彻底表明自己的立场，恐怕他将会彻底失去田均一的信任，一旦对方不再向他透露劳工党的立场，就意味着劳工党倾向于英国资本的可能性增加了。

    为了避免被排除出田均一的私人圈子，克虏伯只好说道：“我个人是支持废除德国和清国签署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并在公平对等的条件下签署新的两国条约的。对于德国所租借的胶澳，我也支持返还中国，我相信西门子等其他德国公司，和克虏伯公司的想法是类似的。

    但是，按照我国的体制，国家外交取决于帝国议会，殖民地管理则在皇帝和军方手中，我们至多能再议会中掀起讨论放弃胶澳的问题，但是想要真正的说服皇帝和军方放弃胶澳，光凭国际环境的劣势显然是不够的，毕竟正是因为在国际环境中被孤立，我国才会大举建设海军。

    现在仅仅因为日本人的威胁，就要放弃胶澳，那么就会引发国民对皇帝和海军的不信任。我认为，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皇帝和海军大臣都不会接受主动交还胶澳以避免远东战争的模式，他们宁可相信日本人不敢挑起对德国权威的冒犯。

    虽然我并不觉得日本人没有勇气挑战德国在远东的力量，但我没法让皇帝陛下和海军大臣理解这一点，或者说他们会装作不能理解。”

    田均一并没有表现的太过惊讶，他再一次把视线转向了林信义，只见林信义不慌不忙的向克虏伯建议道：“如果贵国皇帝和海军大臣是这么考虑的话，那么克虏伯先生您可以向他们提出一个建议。

    欧洲战争如果爆发，那么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及投资几乎都会成为英法打击的对象。而在远东，日本基于日英同盟的存在，必然会试图侵占德国在亚洲地区的殖民地，而大英帝国的领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会趁机把德国从太平洋地区驱逐出去。我认为这是一个必定会发生的现实，它不会因为皇帝和海军大臣的否认而不实现。

    所以，德国想要在远东保住自己的势力范围，能够选择的办法其实并不多，其中最好的选择就是让日英同盟破裂，从而形成日本和英国的对立，为了对抗英国的压力，那么日本就会选择对德国在亚洲的势力进行保护，以避免他们落入英国人的控制。”

    克虏伯有些不相信的打断了林信义问道：“让日英同盟破裂当然有利于德国，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如何才能让日英同盟破裂？英国人刚刚支持日本和俄国人打了一仗，据说日本因此欠了英国一大笔债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难道敢和英国交恶吗？”

    林信义笑了笑回道：“对抗不一定是交恶，破坏同盟也不一定需要日英关系的破裂，只需要有比日英同盟更合适英日双方利益的协议覆盖掉日英同盟的条款就可以了。比如，以中国、日本和德属太平洋群岛独立后的国家为基础建立的，捍卫亚洲和平和民族解放的东亚同盟会议。

    日英同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秩序，既然东亚同盟会议能够保障亚洲地区的和平秩序，那么日英同盟也就不废而废了。

    英国除非承认日英同盟的目的是让日本为其东亚利益做看门狗，否则就没法反对东亚同盟会议的组建。如果他们承认的话，日英同盟在日本国内的支持者也会迅速减少。日英同盟也将失去民意的支持而不可能维持下去。”

    克虏伯一时有些接受不了林信义的跳跃思维，他这边才想着交换胶澳的问题，那边林信义又提出了让德属太平洋群岛独立的问题，这让他赶紧摇头说道：“这未免有些不切实际，交还胶澳，再让太平洋诸岛独立，这意味着德国在远东失去了所有殖民地，海军过去十多年来的努力就等于全白费了。皇帝和海军大臣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建议的…”

    林信义却不紧不慢的往下说道：“我不认为皇帝和海军大臣会拒绝，因为德属太平洋诸岛独立后依然可以遵德皇为国家领袖，只不过在外交、内政及军事上脱离了德国的控制。

    而德国资本及德国东亚舰队都可以转入到独立后的新国家名下，这样一来，即便欧洲爆发大战，这个新国家也可以采取局外中立的立场。那么英法就没法以战争的名义，没收这个新国家名下的资产。

    而这个新国家的安全，则由三国为基础建立的东亚同盟会议来保证，中国和日本将会共同发表声明，对同盟会议的任一成员入侵，就是对同盟全体的宣战。只要新国家不试图主动挑起战争，那么新国家就会享受到安全保证。

    以目前欧洲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打着德国旗帜的公海舰队甚至连大西洋都很难进入，因为他们需要考虑被皇家海军截断后路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在东亚同盟会议的基础上建立起东亚联合舰队，那么德国的军舰也能在太平洋地区自由航行了，不过是换了一面旗帜而已。

    这样一来，德国海军就不必要考虑东亚舰队和太平洋诸岛在战争期间的安全问题，并在东亚地区有了一支能够捍卫德国资本的小型舰队。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海军的远洋舰队计划并没有被破坏，反而初步实现了。

    可如果德国把希望寄托在英国不参战的选择上，不为英国加入法德冲突做好准备，那么欧洲战争一旦爆发，德国在亚洲的势力就会迅速被围剿，而德国资本在海外的投资也会因此消失殆尽。即便战争中德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不可能有什么力量来亚洲恢复这些殖民地和实力的。

    但是反过来，即便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至少海外的德国资本还能在战后重建德国。我以为，这是对德国资本、威廉皇帝陛下最为有利的道路。”

    克虏伯注视了林信义好一会，他心里还是承认了林信义的判断，如果德国真的在战争中失败，德国资本要比德国民众冷静的多，他们不看好德国能够战胜有着英国支持的法国，因为德国本土的资源和英国人相比就太过匮乏了，德国钢铁业的铁矿石甚至都需要从国外进口，拥有海权的英国人等于随时可以切断德国对外贸易的动脉，让德国经济血流成河。

    一旦德国在战争中失败，那么林信义说的这个海外独立国家就是复兴德国的关键力量。而这也是战争期间德国海外资本最可能躲过战争的办法，毕竟有着中国和日本作保，英国除非想要让亚洲也乱起来，否则就不可能去进攻德属太平洋诸岛。

    ?第659章

    第659章

    林信义的建议让弗兰茨·克虏伯大受震动，他猛然意识到这确实是让德国资本躲开欧洲战争的一个妙策。德国资本对于欧洲战争的爆发其实是相当矛盾的，他们既希望能够彻底击败法国，从而赢得欧洲的霸主地位，成为继拿破仑帝国之后第二个欧洲霸主，但又希望这场战争只限于法德之间，不能把英国人拖进战争中。

    这种矛盾的心理，实质上就是德国彻底击败法国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把势力伸入地中海，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环地中海泛日耳曼势力圈子，而控制地中海的国家也自然就拥有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霸权，在这种霸权下，德国资本将会获得一个广阔的天地去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对于德国资本虽然重要，但中国毕竟距离德国太远，哪怕德国的公海舰队发展到可以抗衡英国的全球海权，也依然未必能迫使一个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大国屈服。德国对于这种局面并不陌生，毕竟欧洲边缘的俄罗斯帝国就是一个类似于东方式的君主制国家。

    在欧洲人眼中，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地位其实都差不多，他们都不是欧洲人，是对欧洲入侵的东方民族。俄罗斯帝国稍稍比奥斯曼帝国强一些的，是俄罗斯人信奉了东正教，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勉强算是基督教国家。

    但是如果没有彼得大帝的改革，那么俄罗斯和奥斯曼就不会有什么区别，甚至俄罗斯人比奥斯曼人更加的野蛮，至少欧洲人承认穆斯林只是异教徒，而不是真正的野蛮人，但俄罗斯人就说不好了，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透露着野蛮人的气息。

    可即便是这样一个野蛮人建立的国家，在接受了彼得大帝的改革后，俄罗斯帝国也一样发展出了彼得堡、莫斯科这种欧洲式样的文明城市。而拥有着比德国更多人口的俄罗斯帝国，凭借着其广阔国土上的富饶资源加上无尽的人力，即便是发展了一些看起来很落后的欧洲工业，俄罗斯帝国的国力也引起了德国人的警惕。

    而德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从青岛城市的建立，到武汉这座城市的建设，很快就扭转了德国人认为中国人不适合搞工业的错误观点。和俄国人相比，气候适宜且民众习惯于勤劳工作的中国人，在发展工业的速度上，比俄国人要更加的迅速。更让人感到恐惧的是，对德国来说已经是庞然大物俄俄罗斯，在中国面前也只是个弟弟。

    所以，德国资本虽然垂涎于中国的市场，但却并不认为中国人可以任由自己摆布，德国在这里不可能复制英国征服印度的奇迹。那么如果德国击败法国的话，对于德国资本来说，最安全的投资范围当然是在德国军力能够直接保护的地方。

    在和武汉达成合作之前，德国资本对海外投资最密集的地区，既不是自己的殖民地，也不是俄国和美国，而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地中海沿岸。柏林通往奥斯曼帝国的铁路，给了德国资本以极大的安全感。

    因此德国资本是极为抗拒和英国爆发冲突的，他们知道英国人可以利用海权切断海外投资和德国本土之间的联系，战争一旦爆发，这些海外投资就如中国人所言，成为了英法及其盟国所捕猎的对象。

    中国人现在提出这个建议，虽然本质上是为了避免被德国牵涉进欧洲战争，武汉和德国之间的密切合作，这种合作已经不是简单的贸易联系，而是从军事到文化上的全面模仿，现在的武汉和当初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学习欧洲制度的明治维新政府并没有什么区别。

    德国的哲学、教育制度、工业体系和军事制度，都成为了武汉模仿学习的对象，这绝不是清政府向美国派遣几百个留美幼童，民间自发的跑去日本留学的情况可比的，因为前两者的学习并没有伴以大规模的模仿，使得这种学习不过是让几百数千人开了眼界，对于这个古老国家的变化其实影响力是很微弱的。

    但是武汉这种目的明确的模仿欧洲制度的方式，带来的是武汉这个政权制度的里外一新，和日本人相比，抛弃了君主制度的武汉其实对旧传统及旧制度的变革要更加的激烈。

    比如民主集中制这种东西，就不可能在日本实现，因为理论上天皇才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日本的议会可以讨论任何问题，但是不能讨论天皇制度的废除，而他们的讨论结果遇到了天皇的旨意时，也只能被迫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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