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保护协议的公布，让还在围绕如何建立共和体制的中国人终于冷静了下来。北洋领袖袁世凯在和武汉代表秦力山进行秘密会谈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即首先确保国家的完整，北洋领导政府，武汉领导国会，为新国家的权力基础。

    武汉方面的激进派虽然颇感失望，他们更希望毕全功于一役，趁着清王朝的结束，把一切反动势力都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然后在一片空地上建立起一个理想化的新中国。但是面对日本对韩国毫不掩饰的吞并行径，激进派也不得不承认继续逼迫北洋，或者将会引发边疆地区更多的叛乱事件。

    除了新疆的满人试图独立建国外，蒙古诸王公在光绪帝宣布退位后，也建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表现出了想要独立建国的意思。

    蒙古王公联合会的主要首脑是贡桑诺尔布亲王、云端旺楚克亲王、沙克都尔扎布亲王等人。这些蒙古王公又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主张蒙古效忠的是大清皇帝，既然皇帝已经宣布退位，那么蒙古自然就可以独立，新派则认为蒙古民族过去是被满清压迫的民族，现在满清被打倒了，那么蒙古民族也就有了独立的资格。

    当然，除了这些明面上的理由，这些王公们也是对于革命党人对外蒙古王公贵族的处置手段产生了恐惧，特别是锡林郭勒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亲王，因为跑去外蒙古支持呼图克图活佛，试图把内外蒙古统一为大蒙古国，结果被蒙古人民委员会以反革命的罪名枪毙了。

    虽然袁世凯以国务主席的名义很快就任命了新的索特那木拉布丹亲王，并写信给各王公表示处理外蒙叛乱分子和内蒙王公们不相干，但这种话怎么能让人放心呢？毕竟蔡锷还带着大军驻扎在外蒙，山西地区，内蒙古完全被这支自称革命的军队给威胁着。

    贡桑诺尔布作为新派王公，是最早在封底内推行新政开办新学、建立新军的，他甚至还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前往日本考察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参观了在大阪举行的"劝业博览会"，极大的增广了自己的见闻，在日军进驻南满后，一度在热河召集了各王公试图谋求蒙古独立事业。

    此前北洋不希望和内蒙王公发生冲突，一方面是担心日本人的行动；另一方面也是担心武汉会仿效外蒙故事，直接武力镇压内蒙诸王，然后就把内蒙控制在手上。但是现在内蒙诸王公和日军越来越接近，日本又宣布对韩国实施保护，这样日本和中国就有了陆上边界，袁世凯实难以容忍在南满背后出现一个受日本人支持的蒙古国，那样的话北洋首先遭到了蒙古分裂主义和日军的夹击。

    于是当武汉向自己释放妥协的善意后，袁世凯立刻下令让贡桑诺尔布前往北京接受新任命，袁世凯看的还是很准的，蒙古诸王公中除了贡桑诺尔布外，其他都是一些顽固腐朽的旧王公，他们压根没有和中央对抗的能力，就是想要借助独立的口号为自己争取保留在新国家内的特权，只有贡桑诺尔布是真正试图复兴蒙古民族的。

    而在袁世凯下达调动贡桑诺尔布的命令时，秦力山也以临时国会的名义对所谓的蒙古王公联合会的主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蒙古诸王公也是压迫蒙古人民、中国人民的旧满清体制的一部分，试图在满清垮台之后洗白自己过往历史，摇身一变为蒙古人民的代表，挑动蒙古人民对抗其他各族人民，这种行为就是反革命的行为。

    秦力山要求蒙古诸王公认真的反省自己过去犯下的罪恶，并切实的向蒙古人民进行谢罪，响应蒙古人民的心愿，和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则人民尚可不计过往，接受他们在新时代中的改过自新，继续执迷不悟者，必将接受来自人民的愤怒审判。

    在北洋和武汉的联合施压下，贡桑诺尔布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带着家人前往了北京，而蒙古王公们也迅速发表了共同声明：....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国民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武汉和北洋既然已经就新国家的体制建立达成妥协，其他各方势力的声音也就立刻被压制了下去，于是秦力山以国会的名义督促国务会议向日本发布通牒，要求日军给出撤退时间表。

    于是西园寺内阁刚上台不久，便遇到了外交上的困境。西园寺以加藤高明取代了小村寿太郎外相，就是因为小村外相和陆军走的太近，都是主张扩张主义的，而西园寺则希望能够稍稍抑制军部的力量，不能让政府变成军部的下属机关。

    只是加藤高明虽然反对军部，可是他和小村寿太郎的外交理念几乎是一致的，两人都是日英同盟论的支持者，并主张一元化外交，即外务省专管外交，元老和军部不得干涉。但是在执行上小村寿太郎的手腕要灵活的多，小村会主动的和军部进行配合，从而避免了军部直接干涉外交事务，而加藤高明只会生硬的拒绝和军部、元老进行沟通。

    对于中国政府给出的退兵通牒，陆军当然是不满的，但是陆军上层也知此时和中国展开对抗是不明智的，因为日韩保护协议公布之后，便遭到了朝鲜人民的极力抵制。

    汉城《皇城日报》为此发表“是日也，放声大哭”社论。斥责日本侵略者和卖国政府的罪行，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我二千万为人奴隶之同胞啊!生乎?死乎?檀箕以来四千年之国民精神，一夜之间猝然灭亡而止乎?痛哉!痛哉!同胞同胞啊!”

    汉城民众连日集会声讨李完用等卖国贼，誓死反对保护条约。各地民众也纷纷集会，反对卖国条约。中国报刊及一部分外国报纸都对朝鲜民众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在这种局势下，朝鲜民众的反抗更加的激烈了

    爱国官吏、封建儒生李相禹、李愚冕、宋秉瓒、闵泳焕、赵秉世等纷纷上疏，声讨国贼，反对保护条约。赵秉世、闵泳焕、洪万植、金奉学、李命宰等官吏和儒生自杀以示抗议。南方各道开始出现了零星的袭击日本侨民的事件，于此同时，在中国境内，针对日本军队的冲突事件也在不断增多。

    和日清战争期间，朝鲜民众主要以尊王为口号的义兵运动不同，这一次朝鲜民众的口号主要在于保国保族，因此参与反日运动的民众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并不仅仅以儒生为主导力量。

    面对朝鲜民众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就连伊藤博文都在私下对亲信承认，自己错误的估计了朝鲜民众对于日韩保护协议的抵触心理，朝鲜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愚昧的封建王朝了。

    军部对大陆的局势判断也出现了分歧，这里的军部主要是指仍旧把大部队留在大陆的陆军，驻扎在中国境内的陆军中下阶层普遍产生了厌战的心理，因为陆军参加这场战争之前宣传日本是为了保卫自己并阻止俄人奴役东亚民族而参战的，这一正义的旗帜确实激发了日军上下的勇气，在对俄会战中承受了较大的伤亡。

    但是随着俄军承认失败，朝鲜和中国民众对于日军的敌视，日军官兵既感到不满又觉得沮丧，许多官兵认为澄清事实莫过于尽早撤离大陆，毕竟俄国人已经被打败了，他们也确实没有了继续逗留在大陆的理由。

    不过日韩保护协议的公布给了这些满心愤怒的陆军官兵以重重一击，他们这才发觉本国政府确实有吞并朝鲜的意图，而不是如战前所言，他们是来解放朝鲜和中国的。这些官兵虽然不会反对日韩保护协议，但却开始担忧中国人会同自己开战，因此撤退的想法反而更加的强烈了。

    而日军上层，驻扎在满洲前线和驻扎在朝鲜、国内的将军们想法又是不同的，前线的日军将领普遍觉得不能毫无所得的撤离，毕竟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流了这么多鲜血，花费了这么多军费，因此必须让中国人给与一定的补偿才能撤退。

    驻扎在朝鲜的日军将领则希望前线日军尽快撤退到朝鲜境内，从而帮助自己压制住岌岌可危的朝鲜形势，至于东京的陆军上层，他们既不想承担起毫无所获的责任，也不想激起英美等列强的不满，于是便把问题推给了政府，一方面主张日本不能完全撤离，一方面又表示为了确保日本在大陆的优势，应当尽快通过增师案。

    加藤高明既反对军部干涉外交，但又主张日本在中国应当获得特殊利益，不能白白付出这么多鲜血和军费，可他又表示日本的决定不能动摇日英同盟的互信。也就是说，加藤高明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外交目标，并且还刺激到了元老和军部。

    以至于山县有朋公然放话威胁：“若是内阁认为元老无权过问外交事务，那么今后就不必向元老请教政务问题，政府大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施政。”

    然而没有了元老们的背书，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压根就实施不下去，因为许多利益都和元老们有关，假如元老们不支持政府，下面的利益集团就能公然抵制政府的决策，而政府几乎没什么办法。政府难道还能和元老直接对抗？

    于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加藤高明下台的日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加藤高明代表着众议院第二大党宪政本党的意志，假如加藤外相退出西园寺内阁，那么这届团结的内阁就算是破产了。

    于此同时，原敬为了政友会的利益，就任内务省大臣后就开始积极的撤换地方官员和推动私有铁路的国有化，这两政策不仅侵害到了宪政本党的利益，也让宪政本党的金主-三菱财阀遭到了损失，于是加藤外相就外交问题和元老、军部对上后，又因为私铁国有化方案和原敬形成了对抗。

    至于西园寺公望领导的政友会，在没有组阁之前颇得民众的支持，因为民众希望政友会组阁后能够降低税赋，从而让自己的日子好过一些。但是西园寺组阁想要团结军部和民党，这就造成了他既要满足军部的扩军案，又要满足民众减税的愿望，这显然是不可能办到的，再加上原敬主导的私铁国有化方案，本届政府想要兑现减税的承诺已经不可能。

    于是西园寺内阁组建不到一月，已经处于了风雨飘摇之中。在西园寺公望艰难的应对外交内政的困局，试图维持住本届政府时，距离皇宫不远的东京商法会议所召开了一次文化研讨会。

    东京商法会议所成立于1878年，一开始是作为民意机构建立的，即代表商人发表对国家政策的意见，不过随着国会的建立，商法会议所很快就转向了跨行业的商人联合会。

    3月9日下午，商法会议所内召开和商业无关的文化研讨会，这已经很让人感到惊奇了，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场研讨会居然还出售门票，票价还相当的高，一等50日元，二等20日元，三等10日元。也就是说，即便是三等票也相当于一名普通工人的一月薪金了。

    不过在宣传海报上还是注明了，门票收入将会捐赠给东洋文化艺术基金会，虽然大家还不清楚这个东洋文化艺术基金会到底是做什么的，但至少没再对这场文化研讨会的门票价格表示什么不满了，毕竟这不是放到个人口袋里去的。

    商法会议所作为商人集会的场所，自然有着许多大会议室，比如大堂内甚至可以容纳数百人的会议和国会议事堂也没啥区别了。文化研讨会所借用的会议室不算小，足够容纳一百余人坐下开会，钟渊纺织公司派出的代表武藤山治进入商法会议所之前，原本以为人应该不会很多，但看到二楼走廊上挤满了人，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

    当他挤过人群进入会议室后，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热爱文化”的商人聚集在这里，因为最前面的一等座位上，不仅坐着涩泽荣一、安田善次郎、大仓喜八郎这样的财阀巨头，还有伊东祐亨、松方正义这等政界元老，这个门票确实不算贵。

    这样的文化研讨会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研讨文化的真意，变成了政界和经济界的聚会，虽然购买了三等门票的人未必能够和这些政经大佬们说上话，但光是和这些大佬坐在一起听一听文化讲座，已经完全值回票价了，更何况台上轮流发言的文化名人大多来自于宫内省，这是一个极好的同宫内省拉上关系的机会。

    作为岐埠县士族出身的武藤山治，从小学习汉学，在水墨画和书法都有研究，因此他来参加这个会议，确实带了几分爱好的意思，门票是三井银行购买然后赠送给各名下公司的，有些人拿到门票但并不想浪费时间，不过要是他们知道这些政商大佬都会出现在会议上，估计就会把其他事务放下跑过来了。

    而武藤山治穿过走廊人群时已经听到有人在求票了，连三等票都炒到了30日元，但是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明明公司里有许多拿了票的人都没过来，可是会议室内还是挤的满满一堂，显然主持者卖出的票是超额的，这种敛财手段可真够大胆的。

    不过这个时候他可不会去追究是谁打算借此牟利，他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前面的一等座上，观察着这些政经大佬们的交流，这么近距离观察这些大佬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机会可不多啊。至于讲台上的人讲些什么，他反而不怎么在意了，其他人的想法似乎和他差不多，大家都关心有没有机会到一等座去和大佬们打个招呼，谁还在意什么文化呢？

    而大佬们对于台上的文化讲座也不是那么的关注，直到快结束的时候，当一个穿着洋装的年轻人走上了讲台时，一等座上的不少大佬突然就安静了下来，这倒是引起了武藤山治的关心，就在他努力分辨这个年轻人到底和那个大佬有关系时，却被年轻人的演讲内容给吸引住了。

    第574章

    虽然下面的商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前两排的大人物身上，并没有过多的关注过于年轻的自己，但林信义却并没有什么沮丧的感觉，他上台后抖动了一下身上的西服后说道：“我相信大家应该看得出我身上这套服装非日本传统服饰，今天在场的各位也穿了不少和我一样的服装，在东京人眼中，这样的洋服应该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但是，在我们的邻居那里，仅仅七八年前，穿着这样的洋服的中国人走在北京的街头，都要被民众称之为假洋鬼子。当年义和团把穿着洋服的中国人称之为二毛子，认为只有杀光了这些二毛子才能扶保大清江山。各位以为，这样的中国人该怎么评价？”

    “愚昧。”“落后的清国奴。”会议室后方试图要引起前排大佬注意力的小商人们，迫不及待的就回应起了林信义的问题，坐在中间的商人们也是对这些回答微微颔首，虽然他们不必这么着急表现，但对于中国人的贬低看法几乎是认同的，毕竟在战胜了俄国人之后，日本的中上阶层认为自己已经可以以俯视的姿态看待这个过去的老师了。

    日清战争之后，东京的人力车夫最喜欢对着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冷嘲热讽，尤其喜欢嘲笑他们头上的辫子，似乎如此就能证明日本成为了打到中国的列强。虽然日本的知识界对于普通国民的这种言行感到不耻，但是小商人们却是最先接受这种市民的翻身观念的。

    江户时代，整个日本社会不仅严格按照士农工商设立了社会等级，就算是商人内部也还是有着层层等级的，一般来说最上层的商人几乎和普通大名的权势没什么区别，就算是普通武士也不敢得罪，可最下层的商人要是被武士砍死了，几乎也是白死。

    而商人想要扩大经营提升自己的阶级，在江户时期也是相当艰难的，相比之下做大商人的养子或婿养子，从而提升自己的阶级反而更容易一些。这就使得，最上层的大商人不管是生活习惯或教育水准都和武士阶层相近，而下层商人则更类似于市井小民，粗鲁而狡猾。

    在江户时代，这些下层商人是很难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力的，毕竟他们奔波一辈子也最多混个温饱。但是明治维新开始后，这些下层商人和下级武士一样，都获得了出头的机会，特别是工业的传入，使得商业开始脱离囤积居奇的农业社会模式，开始进入到压榨劳动力的工业生产模式，许多品德恶劣的商人发财后，转而开始影响日本的传统商业道德。

    为了发财可以不择手段的思想开始在日本商界蔓延开来，这也是日本传统知识分子所批判的道德沦丧的明治社会，也是兴起国粹运动的思想基础。东京商法会议所作为东京商人群体的集会之所在，但是控制这个集会的并不是涩泽、三井、安田、大仓等财阀，而是一群中小商人，因为大财阀可以直接同政界进行沟通，而中小商人则需要抱团才能和政府讨价还价。

    涩泽荣一虽然是东京商法会议的创建者，但是面对中小商人的自私自利，最终也还是把会头的位置让了出去，专心经营东京银行集会所去了，作为银行同业者的议事会议，东京银行集会所显然有着更多高素质的人才，不会如这些中小商人那样只顾个人或眼前的利益。

    正因为暴发户占据了东京商法会议的主流，面对林信义的问题，脱口而出的对中国人的贬低也就不意外了。略略等这些商人们安静了些，林信义突然反问道：“为什么作为日本人，我们会把穿着洋服视为文明的表现，而中国人则把穿着洋服视为背叛者？”

    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武藤山治对林信义的注意，让他觉得这个年轻人能够上台也许不是靠着关系。在他思考之际，身后的商人们已经纷纷出声答曰：“因为西洋创造了火车、蒸汽轮船，所以穿着洋服就让人觉得文明…”“中国人顽固守旧，被西洋的军舰大炮打败了还不肯正视西洋文明，所以才把穿着洋服视为假洋鬼子，这是老大帝国的傲慢，实已为世界潮流所淘汰…”

    武藤山治这一次倒是在内心附和了这些商人的回答，虽然这些商人刚刚对于中国人的鄙视颇有暴发户的无礼，可现在的回答倒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台上的年轻人显然并不认同这种社会主流的观点。

    “是的，火车、蒸汽轮船、洋服都是一种文明的外在表现。就如周易所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假如说文明是这身衣服内里的人，那么文化就是这身衣服，文化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人接受，这身衣服背后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所以，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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