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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四六四章 辉煌的胜利求月票(第2页/共2页)

盐价下降三成。百姓欢呼雀跃,称之为“苏公盐”。就连一向反对他的杨廷和也不得不承认:“此法虽破旧例,然利国利民,实难非议。”

    然而,就在盐政改革初见成效之际,更大的危机悄然降临。十月十三,浙江急报:倭船十七艘突袭宁波外海,焚掠村镇三座,掳走百姓五百余人,其中包括两名实学院派出的海事调研学生。更令人忧惧的是,此次倭寇装备精良,配有佛郎机炮数门,行动迅捷有序,俨然一支正规军。

    朝中哗然。兵部尚书主张闭海,重申海禁;礼部则借机发难,称“开海招夷,致祸中华”。一时之间,多年心血凝聚的市舶新政面临倾覆之危。

    苏录力排众议,上疏直言:“倭患非因开海,而因闭海今日之倭,多为中国亡命之徒所扮。彼等本是渔民、盐工、破产农户,因无生计,被迫投靠外寇。若重行海禁,则商路断绝,百万沿海百姓将失其所业,岂非驱民为盗”

    他提出三项对策:一、立即派遣水师追击倭船,解救人质;二、在福建、浙江设立“海民安置营”,收容流离渔户,授以耕牛、渔具,使其安居;三、加快建造新型战舰,组建“东南巡洋舰队”,由实学院航海专业毕业生统率,实现“以海治海”。

    朱厚照犹豫再三,终被其胆识折服,准奏,并特许调动内帑白银二十万两用于造船。苏录亲自督办,选址福州马尾,征召工匠三千人,昼夜赶工。他参考葡萄牙战舰图纸,结合中式福船优点,设计出“龙梭级”快舰:长六十丈,配火炮十二门,帆桅双层,航速极快。仅半年时间,首批五艘建成下水,命名为“志远”“求是”“经世”“济民”“守正”。

    舰队成军之日,苏录亲赴校场誓师。他对将士们说道:“你们驾驶的不只是战船,更是大明未来的航向。过去我们畏惧海洋,如今我们要学会尊重它、驾驭它。不是为了征服谁,而是为了让每一个靠海吃饭的老百姓,能安心出海,平安归来。”

    舰队首战即告捷。正德四年三月,探得倭寇主力屯于琉球以北海域,苏录遣“志远号”率四舰突袭,夜战破敌,夺回被掳百姓四百余人,击沉敌船六艘,生擒倭首一名。审讯方知,此人原是徽州商人,因欠盐税被逼破产,遂投奔日本浪人集团,化名为寇。消息传回,举国震动。

    苏录趁势推动海商法立法:凡合法出海商人,须登记船只、申报货物、缴纳关税,即可获得“通行龙牌”,受朝廷保护;若有劫掠行为,一经查实,严惩不贷。同时宣布,凡主动归顺之“海亡”人员,只要交出武器、登记户籍,便可赦免前罪,分配土地或安排务工。

    一年之内,东南沿海匪患锐减七成。昔日海盗盘踞的岛屿,陆续建起灯塔、补给站、气象观测点。市舶司贸易额逐年攀升,至正德六年,年入关税已达白银一百二十万两,成为国库重要支柱。

    与此同时,实学院的影响持续扩大。苏录坚持“选才不论出身”,陆续增设医学、工程、外交等专科。他亲自编写教材,实用算术地理测绘法万国通典等书风行天下。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地方县令开始模仿实学模式,在辖区内设立“实务讲堂”,召集乡绅、里正、农夫共同商议治水、修路、赈灾之策,称为“民议堂”。

    民间风气为之一变。读书不再只为跳龙门,更多人开始思考:如何让家乡更好如何让百姓少受苦如何让国家更强盛甚至连宫中太监也受影响,有几位年轻宦官偷偷报名参加实学院夜课,学习记账与管理。

    然而,变革之路终究不会平坦。正德七年秋,一场突如其来的灾荒打破了平静。长江流域暴雨连绵,荆襄一带洪水滔天,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户部仓廪空虚,无力赈济。旧派官员趁机攻击:“皆因新政耗资过巨,以致国库无储”要求暂停实学、裁撤巡洋舰队、收回盐政改革。

    危急时刻,苏录做出惊人之举:他上书请求开放“国债募捐”,向全国富户发行“救灾债券”,承诺三年后以关税收入偿还本息。此举前所未有,连徐阶都劝他慎重:“百姓岂会信朝廷债券万一募集不成,反失威信。”

    苏录却笑道:“民心可用,关键在诚。”他亲笔撰写告天下商民书,历数救灾紧迫,承诺“每一分银子都将公示用途,每一笔支出皆可查验”。又命实学院学生组成“审计团”,奔赴灾区监督发放。

    奇迹发生了。短短一月,全国各地捐款达白银八十万两,其中竟有七成来自中小商人与乡绅。苏州一位寡妇捐出全部嫁妆五十两,附言:“吾儿死于瘟疫,愿以此助他人活命。”广东十三行商人集体认购三十万两,条件只有一个:请派实学院医生赴粤防治疟疾。

    靠着这笔资金,灾区迅速建立起粥厂三百余处,搭建临时屋棚五千间,发放种子、农具无数。次年春,洪水退去,百姓重返家园,竟比往年更早完成春播。荆襄父老自发立碑,上书“活命之恩,永世不忘”。

    这场危机,反而成就了新政的 credibiity。百姓亲眼见到:这个朝廷真的在乎他们。而苏录的名字,也真正深入民心。

    岁月流转,转眼已是正德十二年。朱厚照驾崩那年,苏录已年过五十。新帝嘉靖初立时对其有所猜忌,然经一番君臣试探后,终认可其忠诚与能力。苏录始终未入内阁,却依旧每月进讲,言无不尽。他不再锋芒毕露,而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将实学理念渗透进帝国肌理。

    他晚年最大的欣慰,莫过于看到自己播下的种子开花结果。那些曾在讲台下争辩“如何治水”的少年,如今已成为一方父母官;那些曾被讥为“离经叛道”的实学弟子,正在边疆筑堡、在海上导航、在疫区施药;就连皇宫内苑,也开始使用实学院研制的精确日晷与雨量计。

    某年除夕,苏录独坐守拙居,窗外细雪飘落。小鱼儿送来一杯热茶,轻声道:“先生,外面有人说,您是大明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

    苏录笑了笑,望着炉火中跳跃的光影:“我不是理想主义者,我只是个不愿忘记初心的读书人。”

    他起身走到院中,仰望星空。北斗依旧明亮,一如当年雪夜赶考时的模样。

    他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整个时代,但他改变了很多人。而这些人,终将改变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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