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不是营长,是红方特战分队的临时指挥员,直属前指,但拥有很大的独立行动权限。”
我猛地抬头,震惊地看着他。这种关键演习的指挥位置,多少人眼红,他就这么……“争取”来了?而且,是让我脱离熟悉的营级指挥模式,去带一支更需要临机决断、险中求胜的精锐分队?
“爸,我……”
“怕了?”他打断我,眼神里没有激将,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怕就对了。怕输,怕丢人,怕证明你确实不行。”他顿了顿,一字一句,敲打在我心上,“但坐在办公室里‘怕’,永远都是个‘小小的营长’。真正的指挥员,是在怕得要死的时候,还能把该做的事做对,甚至做好。”
他转过身,正面看着我,背对着逐渐沉落的夕阳,身影被拉得很长,笼罩下来。
“这次,我不给你任何具体建议。方案你自己做,风险你自己担,命令你自己下。前指只会给你目标和权限,不会手把手教你怎么走路。”他的语气斩钉截铁,“你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你的分队,和你自己那个‘想得太多’的脑子。把它用对地方,不是用来吓唬自己,是用来吓唬敌人。”
“这次演习,就是你的考场。考过了,你就能看见点不一样的东西。考不过,”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炬,“那就证明你现在的位置,对你、对部队,都刚刚好。以后,也不必再为突破不了自己烦恼。”
他的话像一盆冰水,夹杂着锋利的碎冰,迎面泼来,让我瞬间清醒,又寒彻骨髓。没有温情的鼓励,没有兜底的承诺,甚至没有作为父亲的偏袒。他只是粗暴地,把我一直逃避的问题,连同最残酷的解决方式,一起推到了悬崖边上。
要么跳过去,要么承认自己只能站在这里。
我看着他那张平静无波的脸,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他那份“传奇”背后的重量与坚硬。他不是来给我铺路的,他是来给我拆掉所有退路的。
那一刻,恐惧依然在血管里尖叫,但另一种更为陌生的、近乎愤怒的火焰,却在心底某个冻结的角落,嗤啦一声,被点燃了。
我迎着他的目光,没有躲闪,喉咙里挤出干涩却清晰的回答:“是。我明白了。”
阳台上的对话,像一枚投入深潭的石子,涟漪散去后,留下的是更为凝重的、近乎实质的压力。老顾的话言犹在耳,没有退路,只有悬崖。我开始着手准备那场注定艰难的演习,不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而是被一种更为原始的、关乎生存与尊严的本能驱动着。
我拿到了蓝军“磨刀石”部队的部分资料,其指挥员以狡诈多变、善于心理战闻名,最喜欢摧毁对手的节奏和信心。我带领的这支临时编成的特战分队,人员来自各营尖子,业务精湛,但磨合度为零。我的劣势显而易见:经验、威信、乃至那种一呼百应的气场,都远远不足。
方案做了又推翻,风险评估表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可能”。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越是试图规避老顾所说的“想得太多”,思维就越是像被困在玻璃瓶里的苍蝇,四处碰壁。深夜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地图上标注的箭头和符号纠缠成一片,仿佛映照着我内心的混乱。
演习前的最后一次家庭聚餐,气氛沉默。我妈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目光在我和老顾之间逡巡,欲言又止。老顾依旧平静地吃饭,偶尔给母亲夹菜,仿佛阳台那场冷酷的“交易”从未发生。只是在我起身准备回团部时,他放下筷子,看了我一眼。
“地图是死的,人是活的。”他语气平淡,像随口一提,“别忘了你带的是活人,最好的武器。”
我怔了怔,点点头,心头的迷雾似乎被这句话吹开了一丝缝隙。
演习在荒凉的西北地区的基地展开。
红蓝对抗甫一开始,蓝军就展现了其“磨刀石”的锋利。
他们并不急于正面交锋,而是利用复杂地形和电子干扰,不断袭扰、切割、制造假情报,意图打乱红方的整体部署,让各个单元陷入孤立和猜疑。前指的命令通过时断时续的通讯传来,目标明确,但如何达成,路径一片模糊,这正是老顾给我的“权限”,也是给我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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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分队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渗透至蓝军纵深,标识一处关键雷达站。行动起初顺利,但在接近目标区域时,我们撞上了蓝军一道极隐蔽的机动巡逻线,交火瞬间爆发。
枪声在寂静的戈壁滩上炸响,子弹啾啾地掠过耳际,掀起干燥的尘土。肾上腺素飙升,但我脑子里那根名为“谨慎”的弦绷到了极致。队员的目光透过战术镜投向我,等待指令。
是强攻,是迂回,还是撤退?
那一刻,课堂推演、风险评估、所有的“如果”全成了沉重的背景噪音。我看到了离我最近的一个年轻士官,他脸上有紧张,但更多的是灼灼的战意;我听到了耳机里断续传来的、其他方向同样激烈的交火声;我嗅到了空气中浓烈的硝烟和尘土味道。
“活人……武器……”
老顾的话突兀地闪过。
我猛地吐出一口浊气,按住通话键,声音因为紧绷而有些沙哑,却异常清晰:“突击组,正面牵制,火力吸引!猎鹰,带你的人从左侧沙沟迂回,动作要快!狙击手,找制高点,盯死他们的指挥和火力点!通讯兵,尝试切入他们的指挥频段,制造混乱!执行!”
没有完美的计划,只有当下的判断和对队友的信任。命令下达的瞬间,我感觉到某种一直束缚着的东西,“咔哒”一声松开了。或许不够高明,或许漏洞百出,但这是“我的”命令。
战斗短暂而激烈。
蓝军没料到我们在遭遇瞬间就做出如此主动且分兵的反制,短暂的混乱被我们抓住。猎鹰小组成功迂回,突击组死战不退,狙击手关键时刻敲掉了对方的机枪手。我们以轻伤两人的代价,击溃了这支巡逻队,并趁乱完成了雷达站的标识。
首战告捷,但远未到放松的时候。蓝军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他们似乎盯上了我这支“不按常理出牌”的小分队,调集更多兵力,试图将我们合围吃掉。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像一群在戈壁滩上被狼群追逐的羚羊,不断转移、周旋、伺机反咬一口。补给开始短缺,疲劳逐渐累积,通讯时好时坏,我们几乎是在半失联的状态下独立作战。
压力如山。每一次决策都意味着风险,甚至可能是战友的伤亡。我依然会怕,怕判断失误,怕把兄弟们带入绝境。但奇怪的是,那种畏手畏脚、瞻前顾后的瘫痪感却减轻了。怕,成了一种背景音,而眼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身边这些同样疲惫却依然信任着我的队员的眼睛。
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我的队员,记住他们的特长和状态。我开始学着像老顾那样,在杂乱的信息中捕捉关键。不仅仅是敌情,还有自己队伍的“士气温度”和“体力余额”。我依旧没有他那种天才般的、洞悉全局的大局观,但我开始找到一种属于我自己的、更贴近地面的指挥节奏:谨慎,但不保守;敢于冒险,但精打细算。
一次关键的突围行动前,我们被困在一处风化岩群中,蓝军包围圈正在收紧。几个作战方案在脑中快速闪过,都风险极高。我召集骨干,在嶙峋的岩石阴影下开了个简短的“诸葛亮会”。我抛出了困境,也坦承了各个方案的巨大风险。
士官长老耿,一个黝黑粗犷的老兵,啐掉嘴里的草根,指着地图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干涸河床:“营长,这儿,地图上看是绝路,但去年勘察时我发现下面有段被沙埋了的暗流槽,能猫着腰过去,出口大概在这儿。”他粗糙的手指点在蓝军侧后方。
那是一条任何正规预案都不会考虑的“野路子”。我看着老耿笃定的眼神,又看了看其他队员。那一刻,我脑子里不再是推演概率,而是某种更直接的东西,是信任。
“修改方案,”我沉声道,“主力继续依托岩群佯动,制造突围假象。老耿,你带渗透组,走你的‘秘密通道’,携带炸药。到位后,听我信号,给他们屁股后面来个热闹的。其余人,爆炸为号,向东南方向,全力突出去!”
那是整个演习中,我们最大胆、也最成功的一次行动。老耿的“秘密通道”起了奇效,爆炸在蓝军后方响起时,他们的合围阵型出现了瞬间的混乱和迟疑。我们像一把锥子,从预定的东南方向狠狠凿了出去,虽然狼狈,但建制完整地跳出了包围圈。
当演习结束的指令传来时,我们分队正隐蔽在一处背风的谷地,全员满脸尘垢,嘴唇干裂,但眼睛都亮得惊人。战损比不算好看,任务也只完成了七七八八,但我们整支分队没有被“磨刀石”磨碎,反而在极限压力下,被打磨出了一丝硬茬子的光泽。
回撤集结地,我看到了前指的一些首长,也看到了不知何时来到演习区域、正和导演部将领站在一起的老顾。他依旧穿着常服,身姿笔挺,远远地望着归建的部队。
我带着满身疲惫和硝烟味,走到他面前,敬礼。他回礼,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那里有尘土,有擦伤,有浓得化不开的疲惫,但或许,也有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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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问结果,只是平静地说:“回来了。”
“是。”我放下手,喉咙干涩。
他点了点头,视线掠过我,看向我身后正在互相拍打尘土、检查装备的队员们。那些年轻而脏污的脸上,有一种共同经历生死考验后的默契与亢奋。
“人带回来了,”他转回目光,看向我,那双大眼睛里依旧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赞许,但之前那种审视的冷硬,似乎缓和了极其细微的一丝,“不错。”
仅仅两个字,却像一块滚烫的烙铁,熨帖在我连日来紧绷到几乎麻木的心上。不是对我个人的褒奖,而是对“带兵”的认可。他知道我带回了什么,不仅仅是一支分队,可能还有一点点,属于我自己的、从悬崖边挣扎出来的底气。
他没有再多说,转身与导演部的将领交谈起来。我站在原地,戈壁的风吹过,带着粗粝的沙粒。远处,夕阳如血,将整个演训场染成一片壮烈的金黄。
我知道,这场考试,我没有拿到满分,甚至可能刚刚及格。但我也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同了。那个“小小的营长”的壳,在西北的风沙和枪声中,被撬开了一道缝隙。
透过这道缝,我隐约看到了另一条路,一条或许更崎岖、却通往更广阔地带的路。而这条路,是我自己,带着我的兵,一步一步踩出来的。
路还长。
但我终于敢抬头,看向前方,看向那座始终沉默矗立的山峰。
这一次,目光里少了些仰视的眩晕,多了些平视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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